林牧:全球化的逆流——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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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舆论和实践盛极一时。2000年,联合国举行了有各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千年会议,发表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各负责任”的六大核心国际价值以及“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共同任务。当时,我们认为:《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的国际价值和共同任务,就是适应和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观。

2002年5月,李慎之先生在杭州作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的讲演,并在国外一家刊物发表。当年8月,我同他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回信说:“拙文大体上还是猜测之辞,我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我也很怕再犯国际主义的错误。”他又说:“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战争(或胜或负),因此,亨迁顿的文化冲突论是看到了比意识形态冲突更深层次的问题。拙文提到民族主义是人类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循此推理。”他还说:“至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以为至少21世纪还不能实现的事情,我现在是不敢预测的。”

李慎之先生不幸而言中。“9 ·11 ”事件以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在西亚,在俄罗斯,在印尼,在西班牙和英国,在埃及的残酷袭击,一再表明:文化冲实和民族冲突,可以达到你死我活以至同归于尽的地步。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性的骚乱,核扩散,贸易保护主义,以至环境继续恶化,传染病扩大蔓延等种种问题。所有这些,都在严重阻碍全球化的进程,使我们所处的地球,同全面冷战时期相差无几地不得安宁。面对这些新的威胁,世界上一些大国,并没有为了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而更加团结,更加宽容,更加平等公正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来。相反的是:各自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对自己的友邦和邻邦,给以不应有的猜忌、掣肘、干涉、遏制。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并不是“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各负责任”的人类主义,世界主义在起主导作用,而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起主导作用。

去年和今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本是《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阿纳托尔·利芬的《剖析美国的民族主义》书中说:“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背弃自由、法治和政治平等的‘美国信条’,助长了一种极端的复仇性的民族主义”。退役陆军上校安德鲁巴切维奇在《美国的新军国主义:美国人如何受战争的诱惑》一书中说:“美国最近对暴力的迷恋既可能威胁军事机构,也会危及美国建国时的理想。”巴切维奇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1795 年的名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持续的战争中保持自由”。

还有,日本小泉政府一再掩饰和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把受到国际法庭惩处的日本甲级战犯奉若神明,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向中国和韩国挑衅。日本政府的这些行为却受到也遭受过日本侵略的美国政府的庇护,力主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务理事,而对诚恳忏悔侵略历史,坚持和平民主立场的德国,却要加以反对,就困为德国对伊拉克战争提出过不同意见。

目前,在国际交往中,一些大国、强国,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旗号,似乎是理直气壮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不能凌驾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上,都不能违反普世公认的全球价值和联合国的公约和公法。因此,我们必须维护全球价值和全球“和平、发展、环境、人权”的共同秩序,反对与此相反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这是很难很难的。

自由圣火2006年04月01日(半月刊/第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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