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撼大树的一次较量)

拜读七月号《北京之春》岩卉教授的《请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一文,产生的第一印象是,这其实是蚍蜉撼大树的一次较量。他驳余先生的几个论点,无一处拿出“基本的历史事实”来,却气势汹汹批评余先生不尊重历史事实,可见“驳议”的无赖又无力。“蚍蜉撼大树”本是一句成语,后边还有一句“可笑不自量”同样用得着。本人对这种奇文领教得可多了。一言以蔽之:此文完全是党文化盛气凌人的大批判文风,简直不值一驳。

余先生访谈录数次谈到,中共的极权政治是一个与流氓的秘密社会相近的怪物。

在民主派及世界舆论中,这一点已成定论的共识。只有中共文宣干部或中共豢养的无耻文人强烈反对这种定性。岩卉竭力为中共洗刷这种定性,说“此论就足以表明他对整个大陆近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认识,也表明了他对毛泽东和中共所掌握的‘知识’程度了。以这样的方法和态度,余先生一定也会认为孙中山先生是错误的,孔夫子自然也是错误的;辛亥革命毫无道理,法国大革命也毫无可取之处。……这是余先生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的基本治学方式和理论态度吗?”

在归纳逻辑里,所举例证必须与命题具有可比的同一性,而岩卉所举的历史名人与他要维护的中共领袖并无相似之处,连硬凑的几个例证之间都没有同一性。可见这位教授的学识浅陋,乃有如此荒唐的三段论法。

余先生认为中共体制是强人政治,强权政治是个金字塔,塔尖上的独夫发号施令,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不但全‘党’骚然,而且全国大乱。”他举了明太祖和清康熙一死都出了乱子,证明宝塔尖上的独夫一死,难免发生争夺继承权之争。

余先生举了若干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预测,而岩卉先生却举了一个笑话其谈的事实来反驳道:“余先生宁肯放弃理性,……以为如此便有如咒语一般化解一切难题了,这一点似乎不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作风,倒有点象胡适先生所指责的:目的热而方法盲,把历史发展仅仅归结为是个人的作用,归结为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主义传袭。”

余先生用金字塔的架构来比喻中共的独裁机构,这是形象化的通俗语词,连小学生也能理解,而大学教授岩卉先生却指责它是“不可知的神秘主义”,我们的小学生闻之岂不要笑掉大牙!接下去还有一句:“余先生把历史发展仅仅归结为是个人的作用。”余先生讲的是宝塔尖上独夫的作用,岩卉先生回避这个敏感的形象化的比喻,却狡猾地偷换概念,把具体的神化领袖(又称“个人迷信”)抛开不管,转移到一般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上面。可见这位大学教授用心良苦,七绕八弯让你去赞美独夫民贼。他的偷换概念背后隐藏着多么可耻的“目的热”呀!

“一国两制”是统战策略

余英时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洞察中共的虚假宣传和统战策略,直白地指出“一国两制”啦、“香港五十年不变”啦、“港人治港”啦,不过是诱人上钩的骗人的言词。

当何频提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怎样设计?”余先生答:“‘设计’这个观念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致命的大错误。……一切社会设计或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人的狂妄,都是‘以百姓为刍狗’的妄人游戏。”以下他举出毛泽东时代使整个大陆,全部人民成为一个全无现代知识的妄人玩弄的对象。岩卉口口声声要尊重历史事实,这不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和钢一般的金字塔独裁体制吗?

号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设计出一国两制、四项基本原则、港人治港等等的发明家。而余先生则指出“一国两制”没有什么稳定性。“这两制之间怎样沟通?中共的打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是要把台湾骗得就范以后,再吃掉它。此之谓‘统战’。到手之后,它只能是一个地方政府,如西藏和香港一样。

香港‘五十年不变’也是一句骗人的话,现在香港已开始变了,何待五十年?“

岩卉先生与北京当局一鼻孔出气,专设一节驳议余先生的论点,小标题叫做“台湾独立有悖世道人心”。他代表哪一家的“世道”?哪几个人的“人心”?这样的词语完全效法党文化假借代表全国人民的名义,给论敌扣上“台独”的帽子,就以为自己胜利了。

海峡两岸统一的第一重障碍,恰恰在于北京当局死不承认台湾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个政治实体。江泽民一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不是政治实体。为着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凡国际上某个国家打算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北京当局就要向该国抗议干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把自己同胞组成的政治实体永远视作仇敌,表现了十足的霸权主义。余先生不过说了几句公平话:“事实上它(台湾)一直是独立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个政治实体。……如果台湾独立不是根据狭隘的地方观念,也不是投降任何外国势力,那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将来中国大陆重新走上合理的体制(若望按: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化,或建成联邦制),那时仍然可以讨论怎样统一起来。”这哪里是鼓吹台独或分裂主义呢?余先生这段话里,还有一层含义,即台独和台湾的度假外交等等,多是中共的反民主反人权的霸权主义逼迫出来的。海峡两岸真正的统一,有待大陆走向民主化和多党政治。

按常识而论:哪有一个省,在近半个世纪中,不向中央政府纳税,中央既不派官员,也不派一兵一卒,未曾发布过一道命令或红头文件?台湾从里到外是个独立国家,台湾谦让一步,改称“政治实体”,其用意正在于没有放弃与大陆统一的设计耳。

还有三年光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同样由于北京当局的专横与霸权主义,一系列以大吃小吞食香港“一制”的事实层出不穷,这些动作既违反中共联合声明,也违反了《基本法》。甘心作北京当局喉舌的岩卉教授对此似乎视而不见。

这里介绍七月十二日北京国务院签署的《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这个“细则”

中规定的“境外地区”,即包括了港澳、台湾。其中第八条规定:“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重大嫌疑的人员”,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台湾的政府朝野政治党派,工商企业组织,以及报刊传媒,几乎无不是中共“国安法”所界定的“敌对组织”。老实说,在这个“细则”未颁布前,中共早就实践了上述条款。著名的例子为判决席扬十二年徒刑,以香港商人的名义收购香港报刊,用“不得坐直通车”威胁港人,挑选亲共人士组成预委会,扯下脸来大骂彭督的政改方案等等。总之只有一句话,未来香港必须是党天下的一统江山。未到九七年,阮铭、刘宾雁按计划赴港讲学,就吃了闭门羹嘛。

余先生的文章发表于今年三月,那时他还不知道中共有这个最新设计。

逼出来的“西藏独立”

对西藏独立的问题,余英时的提法仍是针对宝塔尖上的强权政治所造成的后果,指出西藏人民要求独立是无可厚非的,很大程度上原是中共的霸道主义逼出来的。

他说:“今后只要中国能以‘王道’的方式,证明参加这一国家对它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它们不会闹独立。”

在谈到台湾独立问题时,余先生讲:“将来中国大陆重新走上合理的体制,那时仍然可以讨论怎样统一起来。”和西藏问题的推理一样,只是换了个“王道”的方式,何谓“王道”?他在那里作了注释,即“合理的体制”和多元社会是也。

总的来说:局部的、地方的、境外的小地方所以有闹独立的呼声,其总根源只有到专制架构的霸道主义里面去找。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抓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

这位吃党饭的岩卉先生骂他大逆不道,这是不足为怪的。此人的根据就只有两条: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载明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并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余先生只用一句话便戳穿了中共玩的骗人把戏:“没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法制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岩卉先生的第二条依据,是费孝通的历史考证,费只是举出汉、藏、羌诸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阐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亲缘关系,他还讲了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经过接触、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有的民族曾远距离大逃亡,流浪到土耳其甚至匈牙利(土耳其立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族,匈牙利立国乃匈奴的古代祖先)。

费孝通的历史考证,正是证实余先生所说的:历史上的外藩,“若坚持这些地区都属于中国,那么外蒙古怎么办?……朝鲜、越南这些中国的‘属国’又怎么办?”可见费孝通的考证并不能帮岩卉的忙。

如果要找余先生访谈录的毛病,我觉得,他所说的:“……西方人往往把公民社会和现代中产阶级联系起来。我想这只是一个方面,公民社会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结论值得商榷,因“公民社会”是指封建制转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国际上通用的命名。另外,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跳不出以往历史的传承,跳不出左邻右舍的比较,这种历史的前瞻性有时也可用“设计”来代表。所以不应把“设计”这个观念一律看成是主观主义的东西。

我曾跟一位大学教师颜真先生打过笔仗(刊于今年六月号《北京之春》)。我把颜先生的论点归纳为忠心耿耿维护江、李、邓体制不倒,他不过是江、李体制的御用文人罢了。这回岩卉先生是全面歌颂毛和邓小平政权。颜真还举了若干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谬论,虽然他是通过有色眼镜歪曲了历史事实。而在岩卉文中,他几乎回避了所有历史事实,包括邓小平指使的“六四”大屠杀。而他对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暴君情有独钟。恰当的评语,称他是个看家护院的教师爷,大概不致辱没这位北大教授吧!

《北京之春》1994年8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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