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大陆治水荒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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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天公不作美

中国大陆的水源问题,是最令人头痛和困惑的难题,历经许多专家和学者反覆探讨,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有效方案。

本文专谈大陆的水源,首先从地理位置考察水资源的自然分布,简单的划分办法,不妨选择四川成都作为划十字的中心点。十字右下角有四川、贵州、两湖、两广、江西、浙江、江苏诸省;十字右上角则有陕西、山西、安徽、河北以及东北四省;十字的左上角有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西藏;十字左下角只有云南省了。

十字右下角的水资源最为丰富,那是得益於自西至东长达五千八百公里的长江。十字的左上角诸省水资源最少。十字右上角占的面积最大,只有安徽省得长江、淮河之利,而黄河流经河南的孟津,河牀高出地面有四、五米,历来称为“悬河”。黄河其实是“祸水”。至於甘肃、山西两省,水源极少,河北省有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十多个大城市,近十年来水源面临枯竭的窘境。

通常是按东、西、南、北找出中国天然降雨量多少的规律,民间早就流传着八字口诀:“南涝北旱,东富西贫。”两者的周期大概在三、四年之间。

据北京水利部总工程师朱尔明的分析,产生上述的“南涝北旱”的根源,是由於青、藏高原挡住了印度洋上暖湿气流的北上,稍后,好不容易爬过高原的一部分暖湿气团,又常常在秦岭一带被强劲的西北气流拦截,於是暖湿气团只好无奈地在原地打转,或折向中国东部,把大片的雨水倾倒在并不缺水的地区。

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而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只排在世界第八十八位上。

如此看来,似乎老天爷故意跟中国人作对呢!

首都的水荒最严重

这里特别挑选首都北京作个例证。

自一九九二年至九四年三年内,北京市严重乾旱,其中九三年一月至六月,降水量只有六十一毫米;同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的五月,又是一个极乾旱的冬春,官厅和密云等四个水库蓄水量猛降,而地下水位则比九二年下降一米多,比十年前同期下降五米多。全市一万多眼机井只能供应半管水来。除非更换大功率的水泵,别无他法,但一万多的机井更换水泵,又需要十亿元以上的资金,而这笔资金由哪方支付又是个难题。何况,加大了抽水的功率,必然使得地下水随之减少,一旦地下水枯竭,是否又得改换更大功率的深水泵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到达大面积区域滴水全无的一天,才会终止!

一九九四年四月,北京市节水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前报告了供水如何紧急的警报——在夏季到来的用水高峰期,预计每天缺水十五至二十三万吨。水荒如此紧急,参加会议的诸公却讨论不出补救办法来。一位水利专家出主意:近郊区停止水供应,其他地区轮流定时供水,旅店晚上七时供水,住宅大楼每天供水两小时,而党中央人物居住的中南海和使领馆区照常供水。会上同意上述的节水方案,并划出了北京市各区轮流供水一览图。

九四年以后是否又开了紧急会议?我手头缺乏资料,不过推想只会一年比一年递减,水荒一年比一年严重,除非出现老天爷听命中共的绝对权威的奇迹。

其实,首都的水荒怪不得老天爷,形成水源不足大多是人为的因素。九三年北京市建成居民住宅楼六百万平方米,可分配十万家庭居住。在建筑过程中,水的消耗很大,例如搅拌水泥、房屋装潢等等,都用得着水,而建筑楼房必须开掘深层的地基,又切断了地下水源。

十万户就得按装十万个水冲的厕所,洗澡设备又少不了,大楼居民用水量便超过四合院居民三、四倍之多。

以上统计还只是一年的数据,九三年前後所建的高楼大厦,累加的数字会更加惊人了。

当北京旅游局导游给外来旅客们介绍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指着许多耸立於云端的高楼作为值得骄傲的成就时,何曾想到因此而造成严重的缺水后患?至今还未有一位高明的专家想出改善之道。

我在此处作出如下的警告:在二OO一年,作为首都的北京,很可能迁都,近千万北京人由於缺水而不得不跟着党小央大搬家。

华东华南又闸水灾

然而,今年六月间,大陆华东、华南就有十个省发生洪水,死亡人数巳达五百九十四人。仅江苏南部地区,从六月下旬以来雨量即超过四百毫米,是正常年份的一倍。

北京《经济参考报》披露:大陆的七大水系严重污染,因工业废水下泻,以及沿江山林的植被被破坏造成了长江、黄河、淮河、忪花江、辽河、海河流域的水灾,其中淮河流域的水患最严重,而水质符合一二类标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七,属於三类标准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属於四五类标准的占百分之五十一。

无论是洪水泛滥还是国土荒漠化,其实都是人为的,只怪当年的毛泽东,他在三年之内出了两个坏主意:一是大炼钢铁,近处没有煤炭,只得就近砍树林,再加所有的树木并非私有制,砍下公家的东西不心疼,於是破坏了“植被”,引起三分之一的国土荒漠化;第二是他提出“以粮为纲”,唯有对无主的土地动脑筋,於是开垦江湖河谷地区,发明了“围湖造田”的新花样,结果从大小湖泊、河边、池塘争得了几百万公顷的农田。原来作为蓄水库功能的江河湖泊,大大缩小了容水量,於是势必形成特大洪水。这两个坏主意一正一反,前者形成乾旱,使土地荒漠化,后者却是“祸水”的根源,大概这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在事先并没有估计到吧。

“南水北调”的可能性

看来南水北凋就要上马了,不过它目前的任务还在“论证”中。至於“论证”多长时间,不知道。不过有个领导班子总比没有好,它的作用只能是把缺水地区人们的担心和不满转移到空架子的领导班子身上,就好比望梅止渴,让大家看一看也就满足了。

这里借用国务院使用“论证”一词,也来论证一番。

首先回答小标题指出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南水北调”是办得成的,如今人们已能登上月球,何况我们是修理地球呢!关键的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推行难度极高的操作和实践的条件。美国所以能做到踏上月球,它调动了各种门类尖端科技的杰出人才,事先解决了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千头万绪的课题。在美、中两国的综合国力作出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中国比美国落后了三十至四十年。

还有一项长江三峡发电工程,正可以作为先行一步的实践,来论证“南水北调”的可行性如何。

整个工程施工时期长达十七年,计划第一组巨型发电机将於二OO三年安装,再施工四年才能完成。

漏洞百出的三峡工程

今年四月,法新社介绍三峡电力开发公司副总裁李勇甘的谈话,他声称:“世界最大的三峡水利工程第一期预算经费为二百四十亿美元,这座横跨长江高达一百八十五米的大坝工程已於去年底正式动工,预定二OO九年完工,原来估计费用只有一百七十九亿元……”;多亏他讲了工程施工的时间,还说明水利工程的经费预算。可以看出,只是第一期工程就超出最早的预算近四分之一。

经费不足怎么办呢?只有借外债一途了。先是向美国借款,由美国储备委员会担保。美国国务院知道这件事,连忙通知联邦银行拒绝,所说理由只有两条:一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二是强迫几十万人口迁移,既违反人权又不符人道。只有加拿大政府应诺援助一笔款项,这事遭到国会议员的强烈抗议,又发现邻居美国撒手不管,於是加国后续的经费只得取消。

上述的经费预算,只是动用中央一级的款项,至於遗祸的三峡临近的县和区,除了执行强迫迁出居民之外,还得支出相当可观的款项。

而强迫迁移的居民,换到新地方大多是处女地,这里一下子涌进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又把山林的植被破坏,他们是不自觉地造成了不能保持水土的荒漠。这是干了一件坏事。

此外,还须考虑四川是大陆西南地区板块结构的边缘,这里是地震多发地带,而炸山开石,又是爆发地震的人为诱因。只要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一百八十五米的高坝就会在顷刻间崩塌。李鹏在去年大肆吹嘘长江三峡工程有四项天下第,殊不知越是追求“第一”,越是埋下炸毁“四个第一”的地雷。

从上述种种论证看来,三峡工程忽怱上马是错误的危险的,这是谁之过?追深究始是邓小平对此项工程点了头。接着李鹏总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国务委员邹家华等积极响应。他们并不尊重几位著名水利专家实地考察作出的论证,而是把毛泽东作於五六年的三句诗当作圣旨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回过头来再说北京或北方各省,那里的缺水是迫切的、紧急的,怎么有耐心等它十七年呢?这十七年还只是一个三峡工程,将来沿着长江上、中、下游调水去北国,至少再加上十七年未能“北调”成功,那就势必由传承三代之后的子孙来完成未竟之功了。

好大喜功与树碑立传

好大喜功的思潮跟“树碑立传”有联系,中国历代的皇帝知道本人寿命是有限的,於是在生前就立牌坊记功德,并由宫廷书记官记下“起居注”等等,甚至在死后还得建造个高而又广的墓园,将生前喜爱的财宝作为陪葬品。

中共官员是否也喜爱为自己树碑呢?且举一个华国锋主席就足以证明了。他为什么热衷於保存毛的尸体?他的本意并非为了毛主席,实际是为了他自己呀!让各地迷信毛泽东的人朝拜僵尸时,都会感激华主席的恩德无量咧。

再如那个邓小平吧,他请女儿邓榕写了一本歌功颂德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并且到欧洲几个国家促售该书并签上自己的芳名,这可是树了碑又捞了钱财矣!

李鹏对三峡工程上马特别起劲,那决心劲儿执着又顽固,听不进一点反对派的劝告,连一位水利专家建议采取省工又省钱的方式,利用长江水发电的方案都坚决拒绝。他的心态也就是为自己树立“不朽的纪念碑”而已,由於此人留学苏联,学的就是水电工程,他以伏尔加河上的水力发电为样板,总想回国之后依样画葫芦一番,只因此人大脑发达、小脑僵化,他不注意长江三峡跟伏尔加河的自然条件有许多不同之处。科学来不得一点虚假,可以确定者,“李鹏功勋纪念碑”立不成,而未完成的断壁残垣足够刻上“李鹏”的臭名!

《动向》1996年8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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