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是胡耀邦的秘书，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因为胡耀邦打抱不平，遭受多年迫害，长期蹲牛棚，离休前是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他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异议人士，是九五年呼吁宽容的倡导者和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大量的建议信、公开信活动。九五年五月在杭州组织发表对王丹、刘念春等人的援救公开信时，被警察关押并飞机押返西安，长期受到严密监控。此文是林牧呼应他的老友胡绩伟关于马克思的认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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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五四运动从总体上否定了中国文化传统，才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或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盘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是两个价值观念不同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并不是反对中国文化传统和追求民主、科学的西方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而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五四政治运动向俄化的另一极端发展的结果。而中共党人所奉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盘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一面用马克思主义利用和改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一面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利用和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利用和改造的结果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许多优良的文化传统丧失了；许多劣性的文化传统改头换面地恶性发展。毛泽东曾经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秦始皇的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两种五四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核心而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效法西方追求社会现代化这个大运动的组成部份，是由器物革命、制度革命到思想文化革命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五四政治运动却不同，它是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目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政治革命。
以上这两种前后相连的运动展现了两种五四精神。前者是科学和民主；后者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前者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后者是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前者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后者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呐喊声中走上政治舞台的，而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声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五四运动的传承关系，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虽然高举五四的旗帜，以五四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可是，他们并不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他们强调的只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他们为了动员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和夺取政权，自然也要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提倡民主和实行民主；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所提倡的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是共产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基础和“主权在民”的民主。
中共用马克思主义利用和改造了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部份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利用和改造了这一部份文化传统。如
一、由封建主义的公有制和家国一体的群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集体主义
旧中国没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只有依附于家庭、家族、行会、种族、国家等群体中为人父或子，为人夫或妻，为人师或徒，为人主或奴的人——脚色。旧中国也没有普遍的，发达的个人私有制。只有家长所有制、族长所有制和以帝王私有制为主的国家所有制。《礼记·坊记》规定：“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亦不敢私其财。”不论官僚、地主、市民、自耕农的家庭，都是家长拥有基本财产的所有权，为人妻、妾，为人子、女，为人儿媳和庶子，甚至为人寡母者，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人格，只能背着家长攒一点不合法的“私房钱”。就是那些拥有土地、作坊、商店、房产所有权的家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国家所有制的控制下，一旦帝王、贵族来一个“圈地”或扩张“皇庄”的运动，后者宣布你有罪，就可以没收你的财产。连人的身体和生命都不归个人所有。《封神榜》中的那个哪叱，在割骨还父割肉还母之后，才取得个人人格的独立自由。
中共正是利用这种传统，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并把封建的群体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可是，这种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集体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有“自由人”，哪有“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哪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工友制和集体主义，只有处于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人们能够接受，只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以阶级斗争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为动力而存在。当人民摆脱了饥饿死亡的威胁而追求富裕、民主、文明的时候，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并显示其优越性的。
中共把人民称为群众，也有中国的历史渊源。旧中国把人民称为“百姓”、“众庶”。中共所谓的群众，同旧中国的百姓或庶民一样，把个人否定了，把群体抽空了，把人民抽象化了。在或大或小的集体和群众中，只有个别尊者、强者、掌权者是积极的成员，大多数个别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以致共产党员，是受控制的任人摆布的消极的成员。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集体”。在国有企业中，支配权掌握在中共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手里；管理权掌握在由中共及其政府委派而不是由职工选举、监督、罢免的经理和厂长手里；全体人民和本企业的职工都缺乏民有、民治、民享的实在的权利，自然也不会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国家所有制变成经常变换主人的党官僚所有制。
二、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均主义、宗派行会主义、复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制度
旧中国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社会环境的封闭，生产规模的狭小，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落后，农业和小手工业者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和冤冤相报的复仇主义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打富济贫”、“等贵贱、均贫富”和“报仇雪恨上梁山”、“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要求。
中共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补充，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要实行这种战略，就不能不适应农民的需要和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一部份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中共利用和改造了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把农民中的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复仇主义，提到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削平贫富差别的程度，赢得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但是，当中共实行剥夺农民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民就从拥护走向不满了。
三、由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到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学说是儒法并用。儒家的国家学说是“从周”；法家的国家学说是“从秦”。按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西周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秦是第二个统一中国的朝代。周和秦两种统一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立国之本不同；统一的结构和形式不同。西周的立国之本是“敬天保民”，“以礼、乐、刑、政治天下”，也就是王道。秦始皇的立国之本是单纯的武力和刑罚，也就是霸道。西周的国家结构是：以周天子为共主，掌握制礼、作乐和战争的大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拥有自治权，全中国实行联邦式的分权统一。秦始皇的国家结构是：废封建置郡县，郡县一切听命于中央，中央朝廷则听命于权力无限的皇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为了便于区分，我们把西周式的统一称为统一；把秦始皇式的统一称为大一统。西汉以后的王朝，在立国之本方面，是儒法并用，“王霸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语），而以儒家的“王道”、“仁政”为主流。在国家结构方面，大多数朝代和时期，在汉族聚居的直属州县，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皇帝独裁的制度；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却比较松散。例如：汉唐在直属州县以外有被保护国和州；明、清有半独立的王、公和土司。这些被保护国、州、王公、土司，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只要向中央皇朝称臣、纳贡就行了。虽说是“汉承秦制”或“千载多行秦政制”，但是，除了少数暴君以外，一般君主集权和残暴的程度都不如秦始皇，而且越是不如秦始皇集权和残暴的皇朝延续的时间越长。大陆有些御用文人通过文章、戏剧、电视剧大捧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其实“千古一帝”不应指其功劳而应指其罪恶。
中共正是把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式的大一统、一元化的极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结合起来，按照领袖高于党、党高于国家、国家高于人民的原则，在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建立了党、政、工、团、治安、民兵等无所不包、无孔不入、无远弗界和层层依附于上级、依附于领袖的统治网络，使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仅仅靠皇权做不到这个程度。郁达夫先生创造了“中央党帝”的称号。这个称号用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邓小平，是再恰当不过的。
四、由封建儒学的一元化思想统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思想统治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儒学为主体，揉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各派学说的封建儒学（不是原初的儒学），成为皇帝钦定的国家统治思想。这种封建儒学的一元化思想统治，同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相辅相成。中共利用和改造了这个传统，也学习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央计划、国有经济占垄断地位的一元化思想、政治、经济统治。
为了维护和强化这种大一统、一元化的思想、政治、经济统治，中共还利用了中国人崇拜权威、迷信圣君的落后的传统，宣传党和党的领袖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领导一切、统治一切。例如：鼓吹“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陕北农民李有源改编的歌曲《东方红》，一度形成人人唱、天天唱、并且通过人造卫星响彻云霄。尽管这些宣传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不符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符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孔孟之道，却被写成标语、对联，写进文章、戏剧、诗歌，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
中共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成份改造了马克思主义
一、用封建的宗法等级制来取代人人平等的思想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思潮，它们的核心是追求平等和公平。中共却不然。他们把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家长制、等级制、特权制、官本位、终身制、世袭制、裙带风等消极落后的成份，通统地继承下来。这一点确实具有“中国特色”。
毛泽东多次批判陈独秀、王明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其实，他自己的家长制才是登峰造极的。在党外，他可以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梁漱溟、马寅初破口大骂，并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卢汉等人置之死地；使各民主党派成为百依百顺声虫和小摆设。在党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邓小平等，在他面前都是战战兢兢的小媳妇。而邓小平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之后，又让胡耀邦、赵紫阳作他的小媳妇。不仅中共的最高领袖是封建家长，由于毛泽东强调“第一书记挂帅”，中共的地方政权，上自省、市委书记，下至工厂、农村、商店的支部书记几乎都是他管辖的那个地区或单位的家长。
中共各级各类组织等级之森严也不下于中国的封建时代。工资、住房、乘车、购物、差旅费、开会座次、外出随行的车辆和人员等等，都有很繁琐的等级差别。除了制度内的等级差别以外，制度外的特权，随着职位、权力和本人的品德而增减、那是无法计算的。
中共虽然在八十年代宣布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是，这个制度只是在大多数缺少特权和后台或者本人洁身自好的干部中起作用。对于邓小平等人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们用其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变相实行其终身制和世袭制：一是设置二线职务。各级党委和政府是一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十四大以前在中央和省级还有顾问委员会，是二线职务，拥有特权和后台的领导干部可以由一线退居二线。二是无职控制。例如：邓小平和陈云，不论在一线、二线或无线，都是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三是大量提拔或安置领导干部的子女。民间称之为“太子党”。
中共的党、政、军、群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行政管理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一直在不断膨胀；实行了一线和二线制度以后，官员数字更加迅猛增长。中共建国初期的官、民之比为1：600；一九九三年达到1：34，增长了十七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至于裙带风，中国大陆的夫人干政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比之封建时代毫无逊色。
二、用“重义务、轻权利”和“重压抑、轻自由”的中国封建传统取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西欧，她是比较重视人的权利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尽管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同重视人权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相矛盾。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解放这样的口号和武器。但在掌握政权以后，却变本加厉地继承了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重义务轻权利和压抑人权、人性、人的合理欲望的落后传统，不断强化对人的强制改造。
中国所进行的强制改造，就其反对的内容来说，毛泽东概括为“斗私批修”。“私”，指个人主义：“修”，指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经济思想、生活方式以至学术思想。就直接目的来说，就是所谓“增强党性”或“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而“党性”或“无产阶级立场”的主要要求，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组织纪律。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反复论述的，就是反对个人主义和增强党性。例如他说：“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他们的利益，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的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
如此绝对地反对个人利益，反对具有独立人格、个性、个人需求的个人，要求把个人利益、个人目的完全溶化在有时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有时逆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这是中国汉儒、宋儒的愚忠、愚孝，法家的极端君权，墨家的绝对利他传统的变相复活和发展，这种逆反人性的要求，其效果适得其反。起先是个别或极少数领袖，以党的利益和意志的名义，无限扩张自己的个性、个人权力和利益，压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的个性、个人需求和利益；后来是许多人打着党的利益、党的决定、党的纪律的旗号来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是一个个性极强、个人权力欲极强的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在北京同毛泽东谈话以后，对人说：“毛泽东的个性在十里以外就可以闻到。”可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独裁统治下，刘少奇、周恩来和胡耀邦、赵紫阳都不能伸展自己的个性、个人意志和权力，其他干部和平民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正像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说的：“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又像梁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的：“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谈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有得从种种权利下解放出来。”清代思想家戴震抨击宋儒“以理杀人”，讲得更为透辟。他在《疏证》一书中说：“遵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教。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我们如果把戴文中的“理”改为“党性”，不仅完全适用，而且为祸之惨烈，何止百倍？！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呐喊：“打倒吃人的旧礼教”，现在我们要呐喊：打倒吃人的党性了。
“批修”的效果也很不美妙。自中共建国以来，中国大陆进行过十八次规模较大的整人运动，其中有十四次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的。其实，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政治影响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入中国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中国大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定了五十六万户资本家：其中资金在二千元以上勉强够格的资本家只有十六万户，另外四十万户都是“冤假错案”。这样弱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可批可改的？何况，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无非是反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和专家治国，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先进的思想。以落后反对先进，以野蛮征服文明，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作者本人也曾经下决心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下决心做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改造了四十几年，“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王国”（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也就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
中共所采用的改造思想的方法，是把儒家的“克己复礼”、“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的“忏悔”和苏联共产党的批判斗争揉合起来，再加上三千年前周公旦对付殷之顽民的劳动改造。这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时间长了就有逆反作用。
三、用中国式的政治决定论和思想决定论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原理忽视了政治和精神的独立作用，而且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相矛盾，也不符合系统论的精神。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这是对的。可是，他又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中重伦理轻物理、重政治轻经济的影响，走向思想政治决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
“思想政治决定论”的第一种表现是：以不断扩大和制造阶级斗争来推动各项工作。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和富农。“镇压反革命”和“内部肃反”打倒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警、宪、党、团人员。“三大改造”消灭了资本家、小业主、个体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白专道路到历次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又把知识份子批倒批臭。等到把“地、富、反、坏、右”和“臭老九”都整编以后，又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搜索和斗争阶级敌人，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开展“全民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对全体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用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政权和军事宗教共产主义的空想，引起了旧中国那些最落后、最野蛮、最肮脏的沉渣泛起、群魔出洞。
“思想政治决定论”的第二种表现是：根据中共的政治需要，采用政治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工作要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知识份子要“又红又专，以红带专”。工人和农民要“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各行各业政治化，全国全民政治化，甚至日常生活也要政治化。个人的恋爱、家庭生活以至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都被当做政治问题去抓。这样做的结果是：政治统帅一切，冲击一切，干扰一切，代替一切。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九零年，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发生过八次大起大落的振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震荡，大约平均八年一次，而且没有中国大陆的振幅大。中国大陆的每一次经济振荡，几乎都是政治干扰经济的结果。马克思曾经说，任何专制帝王都不能对经济运行下命令。这个结论本来就太绝对了，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不灵了。中国大陆四十余年的国民经济正是在中共当局的政策、计划、指令下运行的，无时不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干扰。
“思想政治决定论”的第三种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化。企图用“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思想和道德的力量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些要求，只有像周恩来、刘少奇等极少数“克己复礼”、“修身齐家”、“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竭智尽忠”、“鞠躬尽瘁”的当代大儒才能做到。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袖只是要别人那么做，自己决不那样做，一般的党员和干部也只是把那些道德教条当做敲门砖和装饰品，多数人不会身体力行。
自从邓小平掌握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力以后，又走上“经济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他要在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的集权统治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片面的经济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做的结果，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搞活了、增长了，一部份人富裕了。邓小平及其极少数追随者自以为凭借经济的开放和发展就能够维护他们一党专政和极少数领导人集权的政治稳定。国内外有些不明真相和过份天真的人也被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表面繁荣所迷惑，以为单靠经济上的继续开放和发展就能够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其实，“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都是片面的、畸形的。现代化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经济市场化（或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等几个子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过份超前或滞后，都会破坏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中国大陆的改革以经济为先导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但是，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超前、政治滞后已经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半自由经济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和无秩序。外资、合资企业和官僚资本压倒了民族经济和纯粹的民办企业；乡镇企业和民办企业又压倒了国有企业；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降低到世界各国的最低点；比较富裕地区的经济割据正在发展；大多数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很穷，官僚资本和一部份私有企业家暴富；腐败现象和苛捐杂税、滥罚款恶性发展、边反边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愈来愈多；教育商业化，失学青少年日益增加；社会治安十分混乱；人心不顺，民怨沸腾。中国如不及早进行政治改革，上述这些问题只会日益恶化，绝不会随着经济的开放和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必将复兴
本文作者的原意，绝不是要把中国大陆近几十年遭受的人为灾祸，一半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一半记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账上；既否定马克思主义，又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既有理性的、人道的、积极的、符合现代中国需要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非人道的、消极的、不符合现代化中国需要的成份。问题在于，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选择和运用，消极的成份多于积极的成份。而且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前和掌握全国政权以后有所不同，以前要好得多。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探索一切、检验一切、批判一切，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异化的学说；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些对当代市场经济仍然有用的具体原理；等等。中国文化传统中，尊重人性、人格和人的价值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致中和、道中庸的无偏无颇的哲学；人类必须顺应自然并与大自然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学说；以仁德服人而不以暴力制人的仁政思想；忠恕、仁爱、信义、和平的伦理道德；重视亲情、友情、乡情、民族之情，以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人类之情的浓郁的人情味；等等。
上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性的、人道的、积极的成份，中共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接受，而是很少接受。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利用，主要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同马克思原来的设想走了样的公有制和集体主义。中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主要是五四时期着重批判的大一统、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专制主义，封建宗法等级制，思想政治决定论，等等。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夺取政权的时期，中共还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来争取民众，动员民众。在全国范围建立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集权统治以后，不是党和国家逐渐消亡，而是民主、自由、人权迅速消亡。这是时代的悲剧。不过，这个悲剧快要演到尽头了。悲剧的尽头就是喜剧和正剧。中华民族和中华的优性文化是一定会复兴的。我们拭目以待。□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