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洗不净“六四”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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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惨案,整整九年了。这个岁月,局外人慢慢淡忘;而对于某些追求人权、自由、民主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和惨遭杀害的无辜者的亲属,如何能忘记?人们总指望,有朝一日,有哪位贤达能站出来当众宣布六四真相。不料,新任朱总理对记者群作这般宣称:“当时党中央作出果断的措施、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保证经济能正常发展,六四不可平反,始终是正确的”。这自然让人感到当年朱鎔基戴右派帽子的时间太短了。他已经忘了“六四”血迹未干。

江泽民能够成为一国之主,正是藉八九学运,亲自参与邓小平一伙镇压学运有功,而被杀人主要责任者邓小平拉了上来的。他是这一惨案的最大受益人。

自1949年至1998年内,共有六任中共最高的首领(毛、华、邓、胡、赵、江),比较资历、才能、声望而论,江泽民不够格,也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对这个“逆反现象”,我认为只有在实行个人独裁体制下,党、政、军皆服从一个领袖,凭邓小平个人意志擅作决定,他看中江有两个依据:一是查禁《世界经济》导报,邓小平非常满意,立即通知江赴京,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江奉命前往,邓小平召集他和李鹏、杨尚昆、陈希同等谋士,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在全世界同声谴责的舆论面前,邓只得自动退位了。

必须找个接班人。正常情况下,会考虑具有作为领导人品质量和威信;如今却处于“饥不择食”的境界,随手抓了个近在眼前的江泽民,一是他主张坚决镇压、不惜以流血维持稳定、而且媚上欺下,又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与周围的谋士作比,唯有他在政治局委员中争议少一些。

且看这几年中,江泽民作出重要的“成就”吧。

(一)追捕参加过六四的逃亡者,其中就有封从德、柴玲、吾尔开希、刘刚、鲍彤等。被捕共有三千七百余名,直至七月五日,共拘捕民运人土三万一千余名(其中辽宁省有五百八十五人)。

自六月七日起,开始宣判民运人土死刑,最早枪决四十二名,是在北京芦沟桥畔执行;至七月二十五日,江泽民批准处死刑四百五十余人,其中武汉有温宁汉、郭正华、周春亭、孙宣河等七人;成都处死何小康、吴白明、周启、周湘成等十四人。共处死七百五十二位民运战士。

(二)由于坚决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引起三千万至四千万的职工失业,在九届人大会的最后一项,朱鎔基提出裁减国务院七个部,会有两千三百余部局级干部下岗;农村的农民占百分之七十处于贫困线下,村干部还设法收集养猪、鸡、鸭税,超生税和自行车税,共有两亿以上的“盲流”流向沿海五十多个大、中城市,势必发生抢劫、路霸、奸淫、欺诈等刑事犯罪,助长社会动荡,居民心惊肉跳。失业工人自杀的人数仅在广州市,九七年有七百二十名。并引起各省市下岗职工举行“要求活下去”的游行、示威,去年就有二十四处(人数不详)。

(三)自90至97年,共有两千七百余政治犯,一千四百七十余名宗教犯,至今,虽然释放了少数知名度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但同时又抓了更多。

(四)全国各省、市、县的官员贪脏枉法,接受贿赂者,所在都有,最突出的案例要数陈希同、王宝森案,案发至今已历三年,没有开庭审判。九七年一月至五月,不足半年内,司法部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官污吏共有五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干就有一千零十一人。大陆已形成无官不贪的局面。

(五)在执行外交政策上,往往不顾国际舆情,表现出特立独行,且举三例,可见一斑:一,去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是给与消除地雷的美国妇女,她对记者提起:“世界上埋下地雷最多的国家有越南、印尼,国际禁止地雷公约已有九十七国签字,唯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拒绝”。就在九八年二月十七日,在云南省南部一位姓郁的武警,死于地雷爆炸;二,杀人魔王波布,当美国柯林顿总统宣布:

“立即逮捕波布,交由国际法庭审判”。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言人声明:“这是柬埔寨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逮捕”。原来在毛泽东掌权时期,曾援助波布枪炮弹药,并设立培训班,由刘伯承讲授游击战术;三,印尼总统苏哈托,连续执政三十二年,他是亚洲地区的独裁国王,由于财政危机使人民无法忍受,五月中旬印尼十多个城城市爆发严重的暴乱,一致要求苏哈托下台,同时引发抢劫,焚毁华人商店等行动。港侨和台侨急于脱离苦海,而北京当局却拒绝。

(六)收复香港已有九个月,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降低许多,原有三百三十万劳动人口,今年五月份失业人数有十三万名,旅游业也在消失,一国两制的示范样板变成饥饿乞食的模形。

综上所述,说明江氏政府依然维持着专制独裁的传统,“六四”的血光照射在作出政策时候,根本的缺失在于眼睛看不见人民,耳朵不愿听到人民的呼声,心里想的是权力、金钱。历史将会证明:脱离人民的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会灭亡!

《探索》1998年6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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