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樊百华:中国需要融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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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
原陕西省委离休干部
樊百华
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员

全球化的诞生与内涵
平常心看“西方中心论”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

全球化的诞生与内涵

关于全球化形成的时间,至今众说纷纭。令人比较信服的一种看法是:全球化由经济领先,而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前提是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历史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自由贸易,中国人或许认为始自张骞通西域或郑和下南洋,而西方人则可能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但那时的经贸往来只是区域性的。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似初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形成于九十年代,当占世界市场三分之一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之后,统一的全球大市场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关于全球化包涵的范围,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的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信息、商品、服务在全球范围的远距离流动;第二是环境全球化,空中和海洋里远距离的物质飘移影响到了全球环境,产生了在全球范围内防止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协作需要;第三是军事全球化,为了防止不当使用核武力的威胁,全球各国强化了军事上的联系;第四是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包括宗教的传播、科技知识的推广和文化的交流。全球化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娱乐等方面,这自然包括保卫和平的全球化、保障人权的全球化、体育和电影电视的全球化等等。虽然不能说现代化等于全球化,但却可以说,现代化必然走向全球化。

平常心看“西方中心论”

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是“西方中心论”的延伸和发展,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利益。笔者觉得此问题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首先,中国的进步与加入世界文明的潮流并无根本冲突,承认西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学习吸收之,正是中国取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尊重世界文明的主流并不意味着妄自菲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运动和西欧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传统,现代科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至保障人权、保护环境这些全球化、现代化的内容,都是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充份发展的。但其他国家、民族也从不同侧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李约瑟说过:“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容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绝的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韩国科学家朴星来认为:“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发生的对世界认识有益的、有时是给人深刻印象的变化,这些运动的合力无疑朝向近代化。”中国并不是世界进步历程中的自外者,不仅李约瑟博士发掘和阐述的中国数百种技术发明丰富了世界科技的宝库,而且中世纪后期传入西方的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也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创新想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向有世界大同的“天下观”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上世纪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努力将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融入世界市场,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

其次,由于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差别,目前的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受益程度上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据联合国开发总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199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23万亿美元,其中18万亿集中在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手中,只有5万亿掌握在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3年是43比1,1996年则扩大到60比1;近五年来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了13亿人,穷国和富国人均收入差距在200倍以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是历史上形成的,其原因相当多,并不完全是船坚炮利、掠夺他国财富的结果。世界近代史上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虽曾逞一时之雄,其昔日国势早已不再,英、法等当年的殖民主义大国如今也逐渐式微。清王朝鼎盛时期周围藩属众多,岁岁纳贡,那时的中国并未因此就国库丰溢,相反朝廷却时常闹穷。各国实力相对变化的关键在经济发展的成效,尤其是制度建设、科技贸易等方面的进展,而经济全球化恰恰就是带动全世界财富总量和人均收入加快增长的重要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对此都是有远见的。在非洲的经济发展颇为成功的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说过,“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中生存”。在去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加也表示:“讨论并不是关于全球化好还是不好,她已经在那儿了。关键是怎样对付她。”

再次,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的不平等格局是可能逐步缩小以至于改变的。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2000年1月11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从公元1000年到1995年,世界人口增长了20倍,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增长了255倍;在此期间,从1500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产值年平均增长0.07%,而从1820年至2000年,世界人均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是1.17%,相当于前一阶段的17倍。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里,经济发展成就最大、进步最快的,并不是昔日的殖民大国。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首先抓住了机遇,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成为超越英、法、意的经济强国。接着,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也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经济起飞,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榜样。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否愿意,都应当以积极、自主的姿态参与全球化。如果抱残守缺,不愿意积极参与,就只能把自己变得更加边缘化、封闭化、贫困化。中国大陆虽然起步较迟,但自1979年以来经济发展也很快,而且明显受益于全球化,大陆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港台资本都是帮助中国大陆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今后,只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中去,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同时趋利避害,克服其中的弊端,在世界格局的南北关系中增强世界主义的全局观念和规则平等观念,目前全球化格局中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的状况,是可能逐步缩小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独占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逐步被多中心结构所替代。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

要明确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首先应当了解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强项和弱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中华传统文明的凝聚力和融合力、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等,都是使中国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既定条件。中国的经济过去是弱项,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开始有了一定的实力。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东亚也具有相对强势。但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国民教育和环境保护是中国的弱项之一,在政治上中国也处于明显的劣势,不仅政治体制上不能兑现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多项人权公约的制度规定,而且国内的腐败程度全球罕见,人权状况相当恶劣。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中国的民众中,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不需要改革;中国虽然可以在国内通过官方垄断的媒体宣传这种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封锁信息变得非常困难,这使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了中国的现实。

中国现行体制下的专制和腐败不仅令本国民众深受其害,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长远信誉和整体利益,而且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国官方与世界上的最后几个极权国家(如民众饥寒交迫的北朝鲜、经济长期落后的古巴等)彼此呼应时,不可能给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人带来国际社会的赞誉,而只能是相反。当中国官方就许多国家的民间舆论、议会和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一再抱怨时,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也正是促进中国进步的机会。如果承认人民保有诸项合法权利是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那么就应当同意,对人权的关心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最低、最高标准之分。对一个真正向民众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只关心统治集团垄断权力的政府来说,来自国际社会的、对本国人权状况的关心,应该是符合国民利益的、也相应地符合政府的利益。

那种把国际社会对本国人权状况的关心斥为“干涉内政”、强调“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的论调,其实是用“政府施政对外独立”的说法,回避了关于国内人权状况的讨论,这事实上完全把政府置于民众利益的对立面,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政府就是国内人权状况不佳的责任者、只能躲在“主权”的盾牌后面躲闪任何外部批评。如果用指责他国人权状况方面的某些问题来排拒对本国人权状况的批评,这种方法则雷同于稚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之法──“你也有别的错,不许讲我”,如此手段不是提升了中国国家和国民的尊严,而是相反。在世界上任何现代国家,“先求生存权、后讲人权”的逻辑都是不成立的,生存权是人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但如果只讲生存权而排斥其他人权,那就和庄园主对待奴隶的逻辑相同了。

反人权、反民主的专制、腐败、奴役、愚昧,是绝对不符合全球化、现代化的要求的。如果中国的政府确实尊重中国曾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切实遵守最近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真正改善,中国也可以在世界上赢得前所未有的尊重。联合国的《千年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与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以及倡导共同实现“和平、发展、环境、人权”的四大目标。这些价值观和目标中的每一项都深为中国民众赞同,可惜的是,在被官方规定为“主权优先于人权”的中国,它们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对之热切盼望的民众。

当然,在国际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因国家利益不同而引起的摩擦。中国不能不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不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能不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特别是要重视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如信息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危机、恐怖活动以及打击和防止跨国犯罪等。参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关注全球和平与发展、人权与环境,遵守国际公法和公约的前提下,来争取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利益并不等同于执政党和执政者的利益,不能在两者间搞概念偷换。前南斯拉夫前总统米罗舍维齐、前秘鲁总统藤森、前印尼总统苏哈托虽然都曾经代表过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无关,那里的民众也不愿意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众自己的利益,这就体现了民主制度比专制体制优越的地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在由弱势国家变成具有相对强势的地区强国之后,也有必要在政治、经济和道义方面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角色定位。弱小国家需要张扬自己国家光荣的历史和本民族的特殊性,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和独立性,而大国、强国就没有必要过份强调自己往日的辉煌和种族的特殊性,而应当向全世界展现自己泱泱大国豁达、开放、兼容、并包的广阔胸怀;弱小国家或许有时会通过故意说“不”而让别人注意自己的存在,大国、强国就不应当摆出一幅处处不合作、时时说“不”的姿态,而要拿出自己的一套合情合理、能在世界上大得人心的积极主张,以承担自己对世界应尽的责任。大国、强国不仅要使自己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受到全世界人民悦服的道义大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促使民力和国力人本仁义地发展,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科技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权,实现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来。

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本身是一场几乎永无休止的“马拉松比赛”,任何国家都可以中途退出比赛,当然也就必须承担自甘被淘汰的命运。而抓住这场“比赛”中的每一个机遇,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的关键。现在的全球化当中的竞争是多么激烈!时机稍纵即逝啊。中国人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耽误错过的时机太多了,以至于一再地落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只走出了几步就又陷入了徘徊彷徨。而今社会危机四伏,民怨沸腾,真正有良知者谁不心犹如焚!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却看到了太多的虚骄、掩饰、制造泡沫。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是,由于制度的僵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守旧,中国可能错过当前这个、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

被九十年代刻意受到鼓励的消费和娱乐潮麻木了的青年人,被眼前的生存压力坠弯了腰的中年人,历经政治沧桑而习于自求多福的老年人,你们现在还能重新燃起八十年代那样的危机感么?国民有了危机感。中国才有希望和前途。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特别是在改善人权状况和实行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上,再不能耽误时间了。再耽误时间就是再一次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如果为政者能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以一党、一利益集团的利益为重,弃旧图新,积极勇敢而审慎地依靠社会进步力量,破天荒的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铁门,他就可能在世界发展的“马拉松比赛”中夺得“最佳斗志奖”。

不是结语的结语:没有联合国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化是无政府主义的。二十世纪把革命理想及其主义、还有为此而组织的世界对抗留在了它的背囊里,二十一世纪正张臂拥抱新的人权世界主义。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过:“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必须使这两者(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引者注)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了。……管理的民主,社会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科学正在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民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康德曾经主张建立世界政府,并且预言,商业可以促进世界的统一。跨入新世纪之后,这些哲人的理想和预言似乎重新显现出了实现的可能,也许不需要再等一个千年了?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1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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