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座谈会发言稿
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
“六四”是禁区。把“六四”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承认“六四”见不得人。我同意“见不得人”这个前提,无法同意把“六四”定为“禁区”这个结论。
“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六四”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
实际上,“六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那就是领导一切的中共有权动用军警,对公民实施国家暴力镇压。在这个制度下,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进行和平请愿的公民,必须是国家暴力镇压的对象。
自从“六四”到现在,中国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
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公民不得维权,维权必遭镇压。这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无法否认的常态。“顺党者昌逆党者亡”成为制度——“六四”制度,新时代治国理民的制度。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
研讨“六四”,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今天,思考我们孩子的明天,用不着求诸身外。
从“六四”走到今天,我们是这一段史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也亲历和见证了“让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我们看到了,所谓“有条件的人”,就其主体而言,是顺党者昌的“自己人”——不全是,大体是。
我们见证了社会财富随时随地都在朝着“自己人”的方向急剧转移。各省各市各县,直到某些乡镇,奇迹般地纷纷出现了白手起家的千万亿万富豪,他们轻而易举一斧头,就能劈开高深莫测的贫富鸿沟。
我们都有资格见证:在社会财富这一历史性大转移过程中,与其说是“诚实劳动,勤奋工作,知识素养,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起了多大作用,不如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特色:最要命的是站队,是能不能被党承认为“自己人”。这才是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
“顺党者昌逆党者亡”,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简简单单几个字,就把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全部融会贯通概括无遗了。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做不到。喂胡萝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大棒的威力,肯定远远比不上坦克碾压加冲锋鎗扫射。一手“六四”,镇压异己,坦克加冲锋鎗;一手使自己人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地朝着“自己人”转移:两手铁硬,天下归心。有了毛这个打天下的第一代,加上邓这个坐天下的第二代,天下好像似乎应该大定了?
“顺党者昌逆党者亡”支配着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政府、军队、科技、宗教、艺术、生财、娱乐、教育、传播、监控……总而言之,一切领域都姓党。
与此相应,在高技术的监控下,“顺党者昌逆党者亡”的铁律,也就必然严严密密地支配着每个中国人的一生,支配他们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祸福凶吉。大陆如此,香港也必须如此;不知道台湾人愿意不愿意如此。对未来的一代代新人,都应该从娃娃抓起,如法炮制,控制他们的灵魂。
简而言之,自由是没有的,人权是没有的;谁愿意昌,谁愿意亡,谁愿意做“六四”的受益者,谁愿意做“六四”的受害者,是顺,是逆,是你可以选择的;该昌,该亡,则必须请党决定。如此这般,人人应该能够各得安身立命之所,天下似乎真的应该大定了?
“六四」构筑了并且正在继续夯实着一个亘古未有的体系: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全民体系。“六四”使中国“崛起」,使中国有力量对普世价值宣战。这个体系拥有的当量,可以囊括十四亿生龙活虎的劳动力兼战斗力,大概能超过原子弹加机器人。中国的当量,中国的优势,正在与日俱增。
厘清“六四”事件的大脉络,肯定将大有助于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前途。
因此,我赞成充分地无拘束地展开对“六四”的真相和影响及其未来的研究和讨论。
谢谢支联会!谢谢华人民主书院!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给了我发言的机会。
我的意见不成熟,欢迎批评指正!
——转自香港支联会(2019-05-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1期,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