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2014年度图书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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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处在各自的十字路口,各有各的问题。但主义之争、文明忧思、大历史叙述,都是这个当口必修的课题

《保守主义》(刘军宁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1月)一书再版,于2014年有着特殊意义,它让读者有机会重温“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捍卫、守护自由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告诉读者,这一传统,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是古典时代具有的,也是现时代政治演进突出的特征。以此视角观察2014年的出版,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保守自由传统上,从业者们基本做到了市场与志业的平衡,使读者们不致过于失望,“还有书可看”。

每逢年底年初,各媒体(包括书店)总要推出各类年度图书排行,因数量限制、视野局限以及所选标准各异,虽不尽如人意,仍家有千秋。有些出版物鉴于读者受众面小,常常难以入选书单,但其重要性,比入选者之于读者的价值,至少不低。借此机会,就此类读物,多说几句。

先说几册最新的。首推《里根:想象的胜利》([美]理查德?里夫斯著,梁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比起美国历史上那些更伟大的总统,比如华盛顿、林肯,里根可能算不上优秀,但惟独他创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里根主义”。无他,全因其鲜明、无歧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上减税,鼓励投资和创造;政治上,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把小政府理想贯彻到底;价值上,坚定捍卫自由传统,无论修辞还是具体政策,与极权主义不做任何妥协;军事上,力主增加军费,研制新型进攻性武器。当然,八年执政,里根试图贯彻的政策,远远不止这些。看上去,这些理念和政策,搭建不起一个什么特殊的“主义”,历代共和党执政者大多如此。里根主义出笼及其实践,实与当时代大背景有关,即尼克松被迫辞职后,福特、卡特总统连续失误,拉低美国人争强好胜的自信心,让已近奄奄一息的苏俄政权,又有了还阳之气。有一句评价或许道出真相:里根的特殊之处,只在他与卡特不一样而已。将近30年后,再回头看里根,更接近真相的评价可能是,他应时而生,且顺应了时势,不仅顶住了勃列日涅夫最后歇斯底里的野心,也为老布什任内最后击败苏俄,奠定了民心基础。若此观之,里根的重要,绝不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总统之下。“里根主义”,当之无愧。

有里根遗风的德国现总理默克尔,在喜新厌旧的西方,是极其少有的政坛“不倒翁”,在寻求第三次连任的努力中,德国人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一边,使她成为任期将超过罗斯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就像各国国民关心美国总统大选一样,欧洲人一样关心德国总理选举。事实上,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无论在整合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是在拯救欧洲濒于倒闭国家的艰辛努力中,都承担起无可置疑的领导角色,且无愧于这一角色。从远处观之,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过去十年如没有默克尔,欧洲会是怎样。

这位不愿意被人称为“铁娘子”的女强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德]斯蒂凡?柯内琉斯著,杨梦茹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虽然立意不甚高远,但还是粗线条地描绘了默克尔之所以如是的清晰轨迹。此作算不上优秀,但它给了读者思考德国以及默克尔成功的难得机会。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不仅残败不堪,被肢解为东西两块,且与日本近似,被解除武装,成为一个非正常国家。自俾斯麦以来,几代德国人的霸权梦想,被彻底、无情地击碎。在深刻反省,回归正常国家的道理上,又是几代德国人,从阿登纳、艾哈德,到勃兰特、科尔,再到默克尔,坚持在欧洲找回自己的位置——不是欧洲缺不了德国,而是德国离不开欧洲。换句话说,德国只有在欧洲确立自己的位置,才有欧洲的真正复兴,因而才有德国作为大国的容身之地。正是秉持这一遥远的目标,几代德国领导人前赴后继,向着目标一步步前进,在经历了左翼施罗德政府曲折后,终于迎来带领德国彻底实现这一目标的领导人默克尔。

不论默克尔本人如何“不愿意”,人们很自然地将她与撒切尔夫人相提并论,甚至会由她联想到可能出战2016年美国大选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对自由传统的坚定信念。而默克尔的不同,是她30多年“民主德国”的生活经历——如果这不是她成功的根本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信念坚定而身段柔软,是默克尔制胜的法宝。无可置疑,她在权力顶峰的作为,将垂范后世领导人。

进入21世纪,整个人类又一次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东西方皆然。但这不等于东西方同处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各有各的问题,但“关键时刻”的性质相同,主义之争、文明忧思、大历史叙述,都是这个当口必修的课题。2014年出版物中,此类主题多不胜举,也反映了中文学术思想界的回应努力。

临近年末,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2014年10月),让中国经济学界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传统,结合中国30多年开放实践,强调并论证了理念变革之于制度、政策变革的重要意义。几乎同一时间再版的刘军宁《保守主义》,则从历史、理论两个侧面,回应并支持了张的思考。如果读者还记得此作首版于17年前,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先见之明”。韦森以《重读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加入“主义之争”,在重现当年哈耶克与凯恩斯“巅峰对决”所涉问题场景同时,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转型中国走向,建立优良市场秩序的深切思考。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政治宪政主义:民主合宪性的一种共和主义辩护》([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11月)和《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美]理查德.塔克著,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10月)。

重编施米特文集,是刘小枫介入“主义之争”的曲折表达,《政治的神学》([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再版,让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饱受争议的“主权决断论”再次进入读者视野。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也是检讨民主实践的著作,但作者的重点,在于如何避免在民主建立过程中走向失败。

同样偏左立场的著作,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英国人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要客观许多。皮凯蒂试图摧毁保守主义信条,虽不免老调重弹,即富人是靠钱生钱,而非“劳作”,但仍有历史数据支持,也揭开了某些真相,引人警醒。哈丁的贡献,不仅在于全面揭示列宁主义实质,更在于指出列宁主义,并非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等所论,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是激进马克思主义精髓最为忠实的反映。

文明忧思与大历史叙述,或称广义历史哲学,亦为2014年颇为引人瞩目的出版主题。限于篇幅,仅列其中三种。《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著,安蒙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7月),布朗这部极富示范效应的作品,融戴蒙德、莫里斯、罗宾逊、福山和霍金方法于一炉,试图回答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能否掌控自身进化的逻辑;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在扫描20世纪历史几次重大转折、检讨其中得失的基础上,再次鼓起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再次证明了作者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施拉姆《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赵叶莹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选取人类历史上五个决定性节点——摩西创“一神教”、基督教世界性传播、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英格兰人移民北美首创代议制,以及俄国知识人发动的震撼世界的“革命”——描绘了人类波澜壮阔的演进画卷,给读者体悟其中内在关系,打开新的视角。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周年。国内学界一向疏忽“一战”研究,出版界也很少注意相关著述的引进。这一严重缺失,至“一战”爆发百年纪念年,依然如故。一般认为,“一战”不仅是人类现代史转捩点,也是现代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开端。在中国,惜之这一开端正逢国共两党都一致抹黑的北洋政府时期,所以,两党执政,均很少谈及“一战”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今年有关“一战”百年纪念书籍,大陆仅见十几种。有阅读价值的,译作有《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董莹、肖潇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一战简史:帝国幻觉》([英]诺曼?斯通著,王岽兴、张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一战史》([英]约翰?基根著,张质文译,北京大学出版,2014年9月)。华人学者有关著述中最有价值者,均与巴黎和会有关,也均出自社科文献出版社,有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唐作不仅详细梳理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政府种种外交努力及其成就,还点睛地指出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现代中日关系的关节,以及左翼思潮在中国崛起的“一战”背景。邓著贡献在于明确论证了围绕和会,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较力,形塑现代中国的来龙去脉。两著皆称现代中国史学典范。

爱思想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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