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摘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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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中共中央在向各单位传达时,都宣称,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及其以后的几封联名信,都是美国支持的。[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美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信?除“美国之音”的公开报道外,我们从方励之的自传中,仅能读到有关林培瑞“插手”的一段详情。他是这样写的:

“(上书)第二天,元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中国,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东方纪事》的编辑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为他们的刊物写稿。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自传》,第391页。]

至于林培瑞的身份,新华社内部确曾有说法,但时隔二十余年,并没有出现新的材料予以证实。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插手其事的只是一位“美国公民”。至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事后,方励之在避难美国大使馆期间书写《自传》时认为,美国并非没有愿望,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当时,不是激怒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看来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的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一时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极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李淑娴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92—393页。]

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邀请有五百位客人。即便方励之夫妇到场,也只占五百分之二。美国政府的“智囊”或许指望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算账的,并且可以糊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然而,方励之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数”,他代表着一种“质”。是否容忍与方励之同宴,不仅代表着一个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立场,而且意味着,是否容许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进行某种安排。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多年后出版的《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也认为,说美国支持这几起签名信“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们对布什总统晚宴的安排。该书对“赴宴事件”描述简练完整,姑引于此:

“2月25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26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得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主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四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帖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

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同于把邓小平此前会见布什的谈话视作耳旁风。因为就在布什告别晚宴的当天——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57—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7页。]

这显然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它是参考苏东局势,并对其前景作出估计的产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据日后成为八九民运骨干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

“……北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个遗书,这个遗书非常苦闷,就是说没有出路。这个是北大学潮的一个起源,人们就要思考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方励之的一封信,方励之给邓小平签名的一封信,签名运动,就是释放魏京生,这是第二个对北大震撼的。

第三个对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励之的赴宴。二月份布什请方励之吃饭,方励之去了,但是被警察拦住,说是司机违章。用这个非常卑鄙的手法,没让方励之去准时赴宴。方励之第二天在北大贴出了一个没有赴宴的经过。这个经过在北大人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反感:共产党现在什么手段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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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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