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底目的是一，手段是多，本质是常，形态是变。
——殷海光
一
中央红军从江西逃到陕北时处境困窘，恶名在外，他们西窜途中一路上靠打土豪为生，凡经他们骚扰过的地区，可想而知，民众都不会对红军留有多么好的印象。但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这一股乱暴势力的面貌大为改善，昔日的共匪已化身抗日功臣，再加上有国民党的种种弊政垫底作衬托，其民主斗士的姿态尤受某些“进步”人士的青睐。不过在那个年代，对共产党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者同时也大有人在，年轻的殷海光便是其中持论最激烈特尖锐的一个。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武力对抗的趋势日益加剧，内战一触即发，殷海光先是发表长文《光明前之黑暗》，向国人发出警告，提出了急需严密注视的“共产党问题”。他继而又撰写一题为《中国共产党之观察》的小册子，深入剖析了中共反国家、反社会和反民族的本质，“一、多、常、变”这四点便是他在该书引言中对中共集团击中要害的概括。中共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为达此目的，他们向来不择手段。其形态上的随时应变，左右逢源，正是为达此目的而惑乱视听的幸存伎俩。殷海光称此一迷惑人心的应变为中共的“诡变性”，即一种权变诡诈的特性，“亦政党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动的多形性的东西”。他进而指出，这股善于诡变的势力“内在地产生于中国底贫困、混乱和落后”，再加上“中国政治底腐败，政府底低能，又受共产国际底培养与指使，军事上的时战时停”等外在因素之影响，遂使其屡受打击而不致覆灭，反得以持续发展，日益壮大起来。1 以下便就红军逃至陕北发展壮大的过程，详述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如何利用抗战资源，如何投机国难，一步步权变诡诈，多次钻了时势激荡的空子，终至于修炼成精。
如上所述，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主力半夜北上的唯一目标是打通苏联，张国焘和朱德所领的左路军此刻已被远远撇到身后，毛在军事决策上再次行使其独当一面的职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以《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为题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说，“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他说只要打通苏联，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等红军拥有了苏联送来的飞机大炮，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便大有希望。2 从毛泽东这段讲话可看出，他既无意带领红军承担重大的抗日使命，也尚未料想到红军可在陕北的某根据地暂时落脚。那时候这支红军残部人困马乏，补给不足，其不堪一击的颓势比当年秋收暴动败退南逃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能否幸存下去，乃是他们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可以说逃到哪里最安全可行，他们就决定往哪里流窜。所以北上苏蒙边界便被议决为保存红军和中共骨干的唯一选择。毛在讲话中之所以特别阐明要向苏联求援的充分理由，显然是因为李德和几个国际派在座，他们通常都很关注苏联的利益，唯恐红军的冒险行动拖累得苏联与日本或国民党政府发生冲突。也正是出于这一担忧，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一再抱怨毛泽东此发疯的念头。此外，要带领这支红军残部打到中苏边界，也并非毛泽东会议上所说的那么简单。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长途跋涉，对疲惫的红军来说，显然毫无可能。即使选择经甘肃、宁夏，直趋绥远定远营这条较近的路径，其间的险阻也远非地理知识有限的毛泽东所能想象。就在红军盲目北上，尚不明确怎样走才能打通苏联的途中，部队在哈达铺进行整编，休息了数日。他们从一张偶然获取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有一小块苏区，是刘志丹领导下的红军根据地。这消息可谓喜从天降，面对眼前的茫茫征途，红军终于找出一线生路。毛泽东原定的计划随即变更，9月20日，新改编的陕甘支队遂向甘肃北部杀去。经过二十天的跋涉，最后转战到陕北保安县落脚。据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所述，一方面军半夜北上时尚有一万多人，后来逃到吴起镇，仅剩七千二百余人。
11月3日，中共在下寺湾的边区特委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红军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名称，下辖由陕甘支队改编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于二、四方面军大队人马尚未北上，再加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互相指责对方在閙分裂，中央在陕北对外的名义暂称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地方政权机构暂名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3 经此新的组合，军权与党权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周恩来现在降为毛泽东的副手，毛则从原来的“帮助者”正式升为军委的老大。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不懂军事，他更专心做他的党务工作，基本上不插手具体的军事指挥。毛泽东从此紧握他的“军党”大权，初步排除了更高一级的党权对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掣肘。周恩来早在奉劝博古下台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4 周恩来讲这番话，虽意在开导博古，其实也是在宽解自己。经过从中央苏区到陕北这一段批来斗去的权力争夺，周逐渐认清自己的能力，多少已摸索到更适合他去做的工作，因此才做出甘居毛下的选择。周能够这样退上一步，未必说明他有谦让的美德或生性好做第二把手，而是面对一连串中共中央总书记下台的经验教训，他深感在中共这个全面受共产国际控制的党组织中当一把手并非易事。他并不是一个丝毫不计较权位得失的豁达之士，而是因缺乏承担罪责的胆识才退而求其次的。
为解除红军当下的困境，扩大在陕北地区“抗日反蒋”的革命战线，在总书记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对富农实行比较宽松的土地政策，同时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断发出晓以抗日大义的信函，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商讨谈判合作的建议。5 红军向围剿军示好求和，只是为减少敌方压力而采取的幸存策略，他们一边在做化敌为友的工作，一边仍像在江西那样积极开展其苏维埃军事割据的活动。红军的处境越是困难，毛泽东的“飞机大炮”渴求便越发迫切，自到陕北落脚，他一直都在筹划打通苏联的既定目标，试图把红军带出陕北，直闯山西，转战绥远，在华北一带开辟更为广阔的根据地。等争取到苏联的军援，拥有了飞机大炮，就有实力在民族战争的名义下讨伐蒋介石，打胜他图谋已久的夺权内战了。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来说，就是“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助理红军。”可见他满口声言的“抗日”大联合，从一开始即被确定为红军赖以幸存的最佳寄軆。所谓“寄体”，乃指寄生者所寄生的客体，这情形就好比细腰蜂把蜂卵排入被麻醉的青虫体内，等幼蜂孵化出来，那不死不活的青虫就成为喂养幼蜂的新鲜食物。幼蜂长大后成群飞出，青虫只剩下一躯空壳。在昔日的中央苏区，包括“土豪劣绅”与革命群众在内的所有民众，便曾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付出过青虫遭幼蜂蛀蚀的牺牲。现在，逃到陕北的红军正陷入走投无路的处境，在进一步寻求寄生的险途上，他们正好瞄准了抗日洪流这条资源雄厚的青虫。
陕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就连那一小块苏区，也正在遭受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围剿。初到的中央红军虽在直罗镇打了场胜仗，给东北军以不小的打击，但要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土原上开辟根据地，且需满足部队的衣食补给，其前景并不乐观。红军当时最大的困境是缺衣少食，在进入深秋初冬的陕北，大批红军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陕北又无富裕的土豪可打，向共产国际索要的款项一时也难以到手。因此向陕北之外寻求钱财米粮的来源，便成为红军眼下最紧迫的军事行动。打完直罗镇一仗，红军之所以紧接着准备东征，即与急需解决紧迫的衣食问题有关。但毛泽东的东征计划却与众不同，他每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讲得比别人更加高瞻远瞩。为尽快打通苏联，他不只忽视红军眼前补给不足的情况，更不顾陕北根据地尚未巩固，脑子里一根筋只想到东渡黄河，击破晋军主力，转战到绥远，去外蒙边界上接应苏联的军火。对毛的东征计划，高层讨论中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据杨尚昆和刘英回忆说，“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所以“大家都不赞成”他的计划。6 李德反对得特别厉害，他依旧站在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上批评毛泽东的计划，唯恐他那些节外生枝的行动危及苏联的安全。彭德怀时任中央红军司令员，在朱德滞留张国焘部的现状下，彭在军事决策上多少代理了朱德的角色，因而他一再向毛泽东进言，认为守住陕北这块根据地乃当前的要务。特别是就红军渡河的问题，他讲出了自己的两点顾虑：一是红军体质弱，人数少——当时一军团与徐海东、刘志丹部总共一万三千余人，因此他担心抢渡黄河会招致失败。二是一旦遭受敌方大军阻击，能否做到绝对保证红军顺利回渡黄河，安全撤回陕北。彭德怀这段回忆是在他文革中挨整时为应付专案组的审查而写的交代材料，因此写得十分含蓄，不敢流露出任何可能触犯毛主席的情绪。他只是淡淡地提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在接下来的回忆文字中，彭德怀详述了他所做的渡河准备工作。他用七个晚上侦查了两处渡河点，摸清了对岸的敌情。然后再预测渡河所需的时间，根据每船可乘载的人数，计算出所需船只。他进而组织人力，搜寻材料，星夜赶造上百船只，并安排船工，做好摆渡的训练。彭德怀说：“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河边指导一个多月，为毛泽东不屑顾及的“绝对保证”做好了紮实的准备工作，红军才得以顺利东渡和安全返回。7 拿彭的周密准备工作对比毛泽东富于宏图大略的联翩浮想，我们不难看出毛在军事决策上思虑粗放的缺陷。正如芦笛在破解其军事神话的专著中所说，毛泽东没有精密计划的头脑，更“缺乏把笼统打算化为实际行动的组织能力”，因而常弄得红军陷入顾头不顾尾的窘境。8 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毛泽东的计划没能全部通过，东征的作战目标最终被确定为扩大和巩固现有的根据地，从而避免了毛的原计划“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从围绕东征计划讨论的结果仍可看出，毛泽东尽管升任军委主席，以张闻天为首的党内集体领导原则依然对毛的个人意见能起到修正和约束的作用。特别有彭德怀事实上代理朱德指挥红军，能够独立去做他的实际工作，更在很大的程度上扼制了毛那些往往带有逃跑、冒险倾向的机会主义打算。不太干预军事行动的总书记张闻天这一次也随军出征，发挥他协调决策的作用；周恩来、博古等人则留在瓦窑堡，带领有限的兵力防守陕北这块可供后退的根据地。
1936年2月20日，红军主力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内发起东征战役。起初与阎锡山部队交火，红军打得还算顺利，多有胜算。但随着中央军迅速入晋配合阎锡山部作战，红军不但难以再向东推进，反而陷入被包围在黄河东岸的险境。这又是毛泽东出征前考虑欠周到之处，东征的计划原来只是针对阎锡山在山西二十多个团的兵力，毛和其他领导人均未估计到中央军会那么快进入阎锡山的独立王国。现在汤恩伯和阎锡山的部队加在一起已增至五十个团之多，一万多人的红军兵力就根本不是敌方的对手了。毛泽东打通苏联的目标远在漠北，他连门儿也没摸得着就仓促带兵西渡，撤退回陕北。毛所带领的东征部队号称“抗日先锋队”，但他们打的却是纯粹的内战，骚扰的全为同胞百姓，自始至终都没做任何抗日的实事。东征的战果只解决了红军衣食不足的问题，它仍属于中央苏区式的掠夺性军事行动。红军冒了被围歼在河东的大险，仅在比较富饶的汾河平原上取得了打土豪筹款子之类的惯匪战绩。他们打抢地主和富商，掠获五十多万银元，以及大批的粮食、油、盐和布匹。此外，也缴获了不少枪炮弹药，征召到几千名新兵。据李德记载，“运输队不断将战利品运回陕北，在那里周恩来组织了专门的转运站，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但十五军团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他们全体投入战斗，掩护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却没得到林彪一军团应有的增援，因而伤亡比较惨重。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当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在带领部队恢复黄河交通的战斗中不幸中弹身亡。9
二
中共执行的路线方针，包括红军担负的军事使命，始终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苏联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毛试图与国内战争搅混在一起发动的民族战争实际上并非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如意好打，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牵动莫斯科的神经，因而要受到共产国际的控制。再加上大老板斯大林总是根据苏联的利益调整其对华政策，所发的指令忽左忽右，常弄得中共中央进退失据，无所适从。随着日军进逼华北，侵入内蒙，苏联的安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李德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某种变化。苏联急需红军壮大起来，立即组建抗日统一战线，激化日军的进攻，以免战火烧到苏联境内。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潜回陕北，给中共带来了新的信息。斯大林让共产国际告诉中共中央：“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得知这一温和召唤的示意，毛泽东对李德那些绊脚石一般的异议更加置之不理，如今他终于有根有据，可以脚踏实地，去奔赴打通苏联的目标了。毛与中央诸领导多次联名致电莫斯科，每一封电讯都告急红军无以为生的困难，要求莫斯科火速军援，其中特别提到他们需求“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大炮”，更急需大笔汇款解除眼下的衣食之忧。共产国际的回信让毛泽东有了盼头，但却回绝了他最想要的东西。莫斯科通知中共中央说：“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同时，电文说得很清楚：“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蒙古方面不能担任越境保护的任务。10得知这一鼓舞军心的许诺，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中央的决定同时也下达给张国焘，终于调动他率军北上。二、四方面军开拔北上，在十月中旬进入甘肃，全力配合一方面军实施十月作战计划，以便红军尽快占领定远营，去接应那六百吨苏联军火。然而就在这个杯到口边的最后时刻，红军遭到了恼人的挫折。四方面军的主力红三十军、红九军西渡黄河后，急速扑来的胡宗南大军切断了红军的渡河行动。二万一千八百红军孤悬河西，他们难以在那块狭窄的地区久驻下去，只得按中央指示向凉州挺进，迈出西路军悲惨的远征。四方面军从此被分隔黄河两岸，张国焘只好带上留在河东的第四、第三十一两军人马与一、二方面军会合，然后改变行动方向，向陕北靠近，以求生存。宁夏战役至此宣告失败。
在此恼人的时刻，共产国际发来了更加恼人的电令，他们通知中共，莫斯科已取消从外蒙输送武器的计划。因为苏方担心日本军机在运输途中轰炸，更恐怕引发苏日军事冲突。尽管此突发的变故令中共大失所望，好在国际并没完全终止军援中共的计划，他们又应允运送上千吨军火到新疆的哈密，问中共是否可前去那里接货。西进中的西路军于是奉命去执行此一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前往的哈密远在五千里之外，红军即使在突破马家军的层层拦截后赶到安西州，离哈密尚有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共中央因此回电说，除非苏方派汽车把物资运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接货是不可能的。几个月之后，西路军在西进途中全军覆没，电文应允的那一千吨军火始终不知在中国境外的何处等待发货，中共中央仅收到几封催问红军何时接货的来电。
毛泽东渴求的飞机大炮完全泡汤，此后不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得到了苏联的大批军援，其中有大量的飞机大炮，还有派来协助的技术人员以及直接驾机参战的数百名苏军飞行员。因为斯大林明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他需要国军在中国的领土上开辟抗日战场，把日本侵略军拖得离苏联领土越远越好。面对苏联给蒋介石那么多军援的事实，毛泽东只有在他延安的窑洞内暗自气短，向隅抱怨。因为莫斯科给陕北根据地送去的物资多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毛泽东读不懂的俄文读物——从报章杂志到马恩列斯的著作。诸如“给资产阶级武器，给无产阶级书籍”之类的政治风凉话，便反映了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满。11不管毛是否想得通斯大林军援老蒋的右倾政策，他心里都应该明白，他所仰赖的“无产阶级祖国”乃是斯大林及其苏共集团的国家，他们绝不会为照顾共产国际属下的中共支部而有损他们本国的核心利益。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来西安督促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这两员大将所搞的“兵谏”突如其来，变生不测，消息传到陕北根据地，一时成为红军队伍中幸灾乐祸的喜讯。朱德主张杀掉此万恶的剿共黑手，毛泽东呼吁举行全民公审，中共诸领导无不期待蒋介石受到严惩。但斯大林与中国同志的想法不同，他的电令完全出乎中共诸领导的意料。莫斯科严斥张和杨的蛮干，甚至怀疑他们背后有日本人搞鬼。共产国际因此责令中共立即出面做协理调解的工作，一定要保护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一贯坚持的“反蒋抗日”立场，乖乖接受了莫斯科“联蒋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和蒋介石到底谁更有决心抗日？谁是民族英雄，谁是千古罪人？从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张学良接受的多次访谈可明确地看出，蒋介石并未向东北军发“不抵抗”的手谕，是张学良自己命令部下“绝对不抵抗”日本人的。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远在北平陪贵宾看梅兰芳演戏。他在次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12 自从他父亲张作霖被日军谋杀以来，日军在东北寻衅滋事的举动张学良已司空见惯，对日军这一次发动挑衅，张仍持“小事化了”的态度，以为忍让一下，事态就会平息下去。不幸他这一次误判了形势，他的“不抵抗”骄纵了日军的侵淩气焰，最后造成东北全境沦陷。张学良不但承认他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坦承他之所以不抵抗日军，是明知道他的军队不管怎样部署都打不过日军。在他看来，打了比不打的结果更坏，所以他只有不打，宁可让他的三十万东北军打不还手，眼看着仅有四万人的日军占领了东北。就张学良决策的出发点来说，他显然是不愿意硬充好汉，舍不得牺牲他手下的人马去保卫东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三千万同胞的生命安全。因为他丢了军队，也就丧失其少帅的权势，什么都不是了。所谓“拥兵自重”，这本是那时候全中国各地军阀共有的立场。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地盘，而非国家的主权；更珍惜自己拥有的兵力，而非民众的生命财产。包括中共率领的红军从江西转战到陕北，何尝不是如此行事？他们眼看着蒋介石的堡垒战步步为营，正在将他们圈入包围，为保存红军的实力和中央干部的生命，他们也像张学良的军队撤出东北那样，撇下了经营数年的苏区，拔营向西大转移。毛泽东后来亲口对他侄子毛远新说过：“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那时候红军只顾他们的大队人马安全突围出去，只顾包装好打土豪得来的浮财逃之夭夭，却把曾跟上他们闹革命的当地群众丢给了围剿军的枪口和刀锋。
三
上述的情形不能不令人在此稍作认真的思索：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军队打不过列强的军队？为什么他们总在打他们的内战，却团结不到一起去对抗外敌？中国的不幸在于外患与内乱恶性互动，没能够赢得日本人那种在国家独立统一的状况下建立现代化军队的环境，更不具备英国那种致富的商船与护航的海军互相壮大的发展条件。日本人学西方学得及时而到位，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精髓，其强大的军力是在资本主义繁荣的经济基础上打造起来的，进而也服务于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日本的情况与欧美列强的发展趋势相近，他们是越富越强，进而越强越富，其剥夺榨取的驱动力主要是指向国外，比如像中国这类贫弱的国家，自然就成了他们刀俎下的鱼肉。帝制崩溃后的中国是土匪与军阀横行的乱世，包括张学良麾下大批正规军在内的很多地方武装，起先也多是土匪或准土匪，不过随着势力壮大，剿灭或收编了小股的土匪，随后确立其称雄一方的政权，摇身一变，才改编成正规军的。反观中共及其红军建立苏维埃军事割据的方式，与此类军阀的崛起过程可谓大同小异。红军高喊着要打倒军阀，他们唯枪杆是抓的行径难道不是模拟军阀，乃至赛过军阀吗？军阀也好，红军也好，他们无不寄生于中国农业社会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帝制崩溃后天下大乱的局面，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不但缺乏促进经济繁荣的积极因素，反而极尽其榨取民脂民膏之能事，对传统的民间社会更造成多方面的破坏。这种武装势力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军事构建在取向上正好相反，它维护的是该军事集团的权势，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是私军，而非国军，其成员自然就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他们纵有民族主义的冲动，也多是一种仇外排外的情绪，而非享有国民权利的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帝制时代的臣民只有朝廷及其天下的观念，民族意识不突出，也不浓厚。推翻满清虽强化了国人的民族观念，只可惜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直四分五裂，未能缔造成健全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打倒军阀和驱逐列强，国民党，特别是共产党，竞相靠党军争夺政权，不但无助于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反倒把民族/国家主义的观念引向党国主义的歧途。通常所批评的“国民性”病症，包括中国军队素质差等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邯郸学步，失其故步”的窘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均未能按部就班，走上现代化正轨的后果，是随着传统德性的大量流失而出现的精神贫血症状。张学良说日军一个人能抵他东北军十个人，因此他觉得这个仗没法打。中国军队的武器劣于日军，固属难以打胜仗的原因之一，但军队的组建，军官的指挥能力，士兵受训练的程度等属于建制不足的因素，更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地方军阀的军队——不堪一击的主因。包括身为司令的张学良本人在内，也都匪习未除，武德不振。像他这样吸毒成瘾的将领，根本就不配率领军队打仗。这才是他“不抵抗”的心病，是他和他的军队抵抗了也打不过日军的内因。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南京国民党政府若要奋起抗击日军的侵略，一要中央能统领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力量，做好长期抗战的全面部署；二要购买和制造精良的武器，训练和组织起相当数量的现代化军队。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国民政府若贸然抗战，只会让日方主战的强硬派势力抓到扩大战火的藉口，适足以加快中国的灭亡。正因明鉴到国家的这个难处和时势的凶险，蒋介石才默认了张学良“不抵抗”的做法，乃至在此后长期推行他那种有苦难言的“不抵抗”政策。此乃蒋的“不抵抗”与张的“不抵抗”形似而实异之处。张学良“不抵抗”丢失了东北，竟带上妻妾出游欧洲，过的是苟且偷安的日子，他并没有为东北军打回家乡做任何卧薪尝胆的努力。蒋的“不抵抗”则是忍辱坚持其宁遭误解和诬蔑也不畏缩的备战策略。他深知日寇“贪欲无餍”，中日之间“终不免一战”，但他坚信，必须拖延到具备应战条件的时日再奋起抗战，才有可能减少损失，增加胜算，最终总会赢得中华民族的尊严。为拖延开战的时间，蒋介石首先奉行“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对策。例如“九一八”事变后，蒋利用日本国内在对华战争上的分歧，尽量争取日本内阁的“不扩大”政策，在犬养毅短暂的主阁期间，内阁对军方便曾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其次是促使国际干涉，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即争取到国际联盟“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的裁决，尽管此裁决并未产生制止日本的效应。最后则是暂作屈辱的退让，如在1933年5月，与日方签署塘沽协定，虽遭到爱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但至少使全面抗战的爆发延缓了四年。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上表明心迹说：“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在忍辱负重的同时，蒋介石也下了必战的决心。他说：“如果倭寇逼我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于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13
因此可以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抗战策略并非一味消极的“不抵抗”，而是基于中国虽穷弱却幅员广阔的现实，要打一场特有的“持久战”。这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早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前就已开始实施，且有其不容否定的实效。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即与德国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并聘用德国顾问团训练中国军队。此期间顾问团帮蒋介石创建数千人德式装备的教导总队和十个炮兵营，并指导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至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德国顾问团为蒋介石整编的精锐部队已近三十万，他们大都由德制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八万战斗力非常强悍的突击队。德国不但卖给中国将近六千万美元的先进武器，还帮助南京、汉阳等地的军工厰生产出仿制德国的枪炮。假设没发生西安事变，全面的抗战得以再缓后几年，德式装备的国军定会组建得更庞大更精良，而抗战的损失也就会更小，战果则会更大。最可惜“八一三”淞沪一战，中央军的精锐损失殆尽，所有此类因提前抗战而造成的军事失利多少都受累于外界浮躁的促战呼声。特别是“一二九”事件中那些受中共煽动的学生，他们的义愤和冲动看似很爱国，其结果却打乱政府的布局，反倒起了贻误国是的作用。
被中共后来追赠为烈士的闻一多起先其实是很反共的，他当时就勇于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并看出了共产党暗中挑唆的恶意，因而竭力阻止学生们闹事，批评他们的幼稚行为，结果却遭到众愤青群起围攻，他只好怅然辞去在大学的教职。由此可见，有关战与和的考量，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当时的舆论实情并非如中共在后来制作的影像画面中那样一片抗日呼声的激情场景，还是有不少人尽力主持了理性而现实的舆论导向。以《独立评论》为论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难当头的日子纷纷着文阐述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民族与国家的特殊的政治结合”，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呼吁速战的言论作出了严正的批评。胡适哀叹说：“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丁文江则看出，全国的地方势力四分五裂，他们不但无意为国家效力，反而“藉外交问题来争政权”。蒋廷黻更尖锐地指出，很多人的“爱国口号”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抗日”的口号只是这些“不负责任的在野者”争取各自政治利益的手段，他们不但“假借自由、民主、民权的招牌做危害国家的行动”，而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民众。14 从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可以看出，中共的宣传在当时并非官方历史后来描述的那样得人心而合民意，有不少明眼人都看出了他们一面寄生于抗战呼吁，一面破坏“抗日建国”方针的卑劣行径。
正是有鉴于此，蒋介石力主“先安内后攘外”的方略。安内的矛头虽集中指向中共的军事割据，但同时也包括纠集各地军阀，共筹统一大计，把分散的地方杂牌军统领在南京政府的指挥下，按预定的战区分别部署，为全面抗日布好稳固的阵势。对于红军，在全力围剿的同时，南京方面也试图通过谈判，把他们整编到国军内共同抗日。而在共产党内部，王明在1935年即对南京方面转向缓和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共产国际有关建立国共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即受到王明积极倡议的影响。国共双方的最大分歧在于，蒋介石看透了共产党必欲武力夺权的本质，因而按他的设想，要合作就要收编红军；中共则警惕到蒋要吃掉红军的用意，所以坚决要保持其军队的独立性。毛泽东一直视蒋介石为共产党的死敌，他料定蒋容不下中共，因此在考虑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他更偏于拉拢各地的军阀去对抗蒋的威权，并处心积虑，尽量在他们心目中败坏蒋的形象。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四处牵头，多方试探，与各地军阀互通款曲，一直沟通到天下枭雄所见略同之处：那就是绝不放弃各自掌控的军队，也不要完全听命蒋介石的指挥。共产党派代表一面在南京谈判，红军和围剿军一面在陕北开打，谈来打去，最后还是退回拥兵自重，保存各自实力的底线。在这一基点上，毛泽东与奉命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尤其合拍，他们边打斗边暗通，最后求得了“逼蒋抗日”的共识。
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均有其出身土匪的根底，但红军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在于红军是绝对听命的党军，经过多次内部整肃，他们已规训出敌我分明的党性，斗志明显较后者坚强；其次，他们因四处遭遇追杀，反被逼出了困兽犹斗的凶猛。而对围剿军来说，这种在被追杀过程中常伺机反扑追杀者的战斗群则是非常凶险的，其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与其说是遵循了毛泽东的什么军事策略，不如说是红军官兵拼死拼活中磨练出来的顽抗性能。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兵力单薄的陕西红军未必熟知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他们为摆脱追杀，常善于出其不意地反扑敌人，历经死里求生的磨练，照样摸索出他们嫺熟的游击战术，让围剿军吃了不少苦头。1935年2月至4月，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围剿红二十五军，在陕西蓝田一带多次交火，均告失败，先后被歼好几个团的人马。九月下旬，东北军一一0师在延安以南的劳山遭红十五军伏击，师长阵亡，被俘三千七百人。十月下旬，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四个营又在榆林遭红十五军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包括高团长在内的东北军大量俘虏，在受到红军优待和感化后释放回去，很快即在东北军内做起亲共的“抗日反蒋”工作。接下来，中央红军初至陕北，即重创东北军骑兵团，后又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0九师。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初次交火就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自然对两军官兵刺激很大。正是瞄准了围剿军普遍怯战的心理，中共代表与对方一接触便打通媾和的门路。他们欣然接受中共的劝诱，从此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剿共军令，对红军围而不剿，只保持互不相扰的对峙状态。
1936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大挥其擅写文牍的手笔，除致信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手下个别将领，还向包括阎锡山、李济深等在内的十多位地方实力人物发出拉关系套近乎的信件。15 那年月的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更是红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的危机来自日寇侵略，这最能唤起国人的民族情绪。红军自身的危机则来自蒋介石“先安内”的政策，向此类收信者诉说蒋氏的“不抵抗”罪过，最易离间他们与委员长的臣属关系。毛泽东师法了丘迟劝说陈伯之的笔法，在写给所有那些大人物的书信中，他首先说之以抗日救国之理，继而动之以兄弟御侮之情，最后诱之以苏联军援之利。特别是拉苏联做红军后盾的说辞，最能赢得军阀们的垂青，极大地增添了中共组建抗日大联合的资本。经毛泽东在书信中作出如此恳切的对比，抗日大联合的提议自然显得比蒋氏发出的剿共令更有号召力。毛泽东的书信攻势虽未立即收到大联合的实效，但经此一番好话说尽的辞令乔装，他多少还是改善了红军原先的“共匪形象”。
东北军和西北军都驻紮在西北地盘上，对他们来说，争取苏联的军援，自然可行性最大。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特别借重他们与苏联的这一从属关系，极力说服张学良与中共联合。早在1936年初，毛泽东就派李克农与张部挂钩，劝说张学良放心丢开蒋的约束，许诺帮助东北军解决军饷、弹药问题，并特别提到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求得军援。毛泽东对他设想的西北大联合充满信心，根据他自己认定的实力原则，毛一开始“就主动推举张学良出任未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首脑”。但无论是获取苏联的军援，还是建立西北大联合，都只是中共单方面拉拢张、杨时诱人的说辞，根据杨奎松最新探出的线索，张学良之所以胆敢迈出与中共谋和的脚步，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派董健吾来苏区与中共秘密联系，偏不巧为张所知，张由此发现了南京方面和共的意向。16 因此在张学良看来，既然南京政府都打算和共，东北军当然有理由不再为蒋介石卖命剿匪。蒋介石一面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戮力剿共，一面让陈立夫与潘汉年反复谈判。张学良一面做些剿共的表面动作，一面与中共暗中通气，各取所需。但毛泽东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仍无从实际施展，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设想之中。直到西安事变突然发生，紧接着东北军和西北军受到南京方面的军事恐吓，毛泽东这才趁人之危，抓紧机会，当即提议红军与张、杨两军组成“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抵御中央军来自潼关的进犯。12月14日，由中共中央自拟计划，致电张、杨，提议把红军与张、杨两军整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同时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和主席，杨虎城和朱德为副。17 毛泽东向来喜欢局势动乱，更善于乱中添乱，他以为这一乱，他那个“三位一体”的构想即可立即实施，有了张、杨的武力给红军添上两翼，中共就可坐镇西北，强势对抗南京了。让他扫兴的是，共产国际的来电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针对事变后的局势，苏联方面很快就通过无线电广播，对张学良发出指责。莫斯科再次给中共爆出冷门，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他这条反蒋的路很难再走下去。斯大林不但绝对不答应给所谓的大联合提供军援，而且坚决阻止中共大搞分裂的动向，他特别明确指出，张学良分量不够，岂可让这等人领导抗日，只有蒋介石担当得起如此重任。毛泽东气急败坏，连声抱怨，然而他不管怎么想不通也不敢违抗大老板的旨意，最后只好与其他领导人屈从莫斯科的指示，急忙致电张、杨，让他们压下中共前一天的致电，绝不要外传其中的任何内容。张、杨如今骑虎难下，中共却在受斯大林呵斥后抽身退出，抛弃了这两位他们曾百般拉拢的闯将。18
其实就张、杨当时的处境和政治立场来说，尚不至于有兴趣和胆量跟进中共的聚义厅，去就那个由毛泽东排定的英雄座次。他们的和共倾向主要是出于自保，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人马为蒋介石剿共，再加上怀疑蒋氏藉剿共耗损他们的实力，随后才接受了中共的劝诱。张学良和杨虎城，包括他们的部下，心中大都缺乏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他们把自己掌控的军队仅视为自己的实力，而非南京政府的国军。为协调他们与红军之间的应对关系，张、杨两军均与红军建立了电讯联络。特别是张学良部，经常把蒋介石致电他们进攻红军的军令预先通知给红军，以便与红军保持一方按军令进剿，另一方配合退却的假剿共游戏。南京行营方面后来发觉张学良停战和共的态度，西北剿共总部遂越过总司令张学良，直接向西北各路军队下达行动命令。在红军实施宁夏战役期间，张为了避免东北军与红军冲突，甚至指使王以哲“每日向彭德怀通报国民党甘北各部行动部署及其前进路线”。王这种暗通红军的奸细行径对中央军危害极大，他发给红军的密电甚至“为红军寻找战机，打击胡宗南部提供了较好的情报来源。”1936年10月，王以哲通知彭德怀说，他“奉命率五个师协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进，东北军右翼，胡宗南部左翼。”为避免王的右翼军与红军交火，王在行军过程中一再与彭德怀密电联系，互相配合，双方均相机行事，竭力避免做任何为难对方的行动。王以哲一方面延缓其右翼军的行进，一方面促使胡的左翼军暴露在红军面前，想方设法为红军提供战机。10月20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布下打击胡军的阵势，彭立即通知王以哲率部在远离战场的地区盘桓数日，以利红军作战。结果胡宗南部在山城堡孤军与红军遭遇，红军以将近两个军的兵力伏击歼灭了胡部的一个先头旅，继而又击溃了另一增援旅，卒取得山城堡之役的全胜。此役中东北军未受任何损失，张学良闻讯大悦，竟给红军发去十分满意的贺电。19 胡宗南部失利后，被迫解围远徙，暂停了对红军的进攻。此后不久，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经营十年的剿共战斗从此黯然收场。红军终于熬过他们最危险的时候，不但赢得抗日救国的话语权，还享有了与国军同等的待遇。
综上所述，可在此初步总结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未必全心全意要抗日，更未必有意与中共组成西北联合政府。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不愿意为蒋介石去干那损兵舍将的剿共差事。蒋介石之所以在12月4日赶到西安坐镇督战，显然与山城堡一战后剿共战斗猝然停顿下来有关。此时，“张汉卿与共妥协”的消息已传到他耳中。他故意通过《大公报》外泄西北人事变动的消息，示张、杨以非正式的警告，并决定亲自督阵指挥，逼迫东北军参加会剿，一时间对张学良形成很大的压力。是蒋氏的剿共令催促过紧，逼张太甚，逼得他情急之下才与杨虎城采取了“兵谏”的手段。这样看来，蒋介石在西安受此羞辱，有一半都怪他驭部下手段过于生硬。
对于自己的执拗和死硬，蒋介石在日记中曾作自我检讨说：“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疗疾之方，孤注一掷之擧，以为最后之一着。……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含辛茹苦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亦惟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惧攻坚致强者乎？”20 “瞑眩疗疾之方”是指那些胆子很大的医生给病人猛用虎狼葯，结果把病人吃得头昏眼花的案例。蒋介石做领袖好发家长威风，他总要求部下绝对服从他的专断，往往对难以扭转的事情做出非强扭过来不可的处置。他这样待人处事，自然会閙出“瞑眩疗疾”的乱子。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属于蒋氏“瞑眩疗疾”之类的事故。是蒋介石自己“安内”心切，剿共性急，把事情做得太“狂直愚拙”，结果招致了张、杨更加“狂直愚拙”的反制。
胡适曾深为遗憾地指出，“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因此他认为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事变发生的次日，他就发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说张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要定性张学良此擧的罪过，除了造成共产党幸存和发展壮大的灾难，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应在此强调指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他所做的抗日承诺，不得不命令国军仓促上阵，在他的“和平建国”工作尚未完成之际，过早打响了全面抗战。如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能再拖上几年，拖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抗日的战局就不会那么惨烈，军队和民众也就不至于付出那么多血肉长城的代价了。
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均被褫夺军职，受到应有的惩处；蒋介石则被迫放弃“先安内”的政策，公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存在。相对于蒋和张、杨的两败俱伤，惟独中共在一旁捡到便宜。红军不只躲过了很可能被剿灭的危险，还被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由此获得正规军的待遇和供给，从而缓解了他们自到陕北后缺衣少食的窘境。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报废感到遗憾，“抗日反蒋”的老路已走不通，中共现在只得听从国际的指示，去贯彻“联蒋抗日”的最新政策。但要在抗日统一战线上重建国共合作的关系，其间仍有某些难以清除的障碍。蒋介石一心要收编红军，好达到他最终“溶共”的目的。毛泽东并未放弃他武装夺权的革命目标，因而与蒋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经过多次谈判，中共最终还是争取到比较有利于他们发展壮大的结果。就中共在陕北的军事割据来说，虽遵命停止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成为隶属南京的特区政府，但除了挂出青天白日国旗，其他方面一仍其旧，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政权。至于红军的编制，经多次争执，直到“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最后才确定编为三个师，共计四万五千人，是为第八路军，上设总指挥部，朱德和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保留政治部，任弼时和邓小平为正副主任。国民党要派遣的副佐及政训人员，自始至终都被拒之千里之外，南京任命的康泽从来都没能上任。此外，还另编有地方保安队一万人，留守陕甘宁边区。随后更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游击队改编为国军的新编第四军。至此，红军正式编入国军的人数远超过蒋介石起初的设定。与边区政府的实际情况相同，改编后的红军只是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答应听命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而已，实际上仍是中共的党军。
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此后再也无意提说，甚至为靠拢南京，他们还竭力撇清与张、杨的关系。张、杨已矣，红军一过河就把桥丢到了脑后。趁西安事变后局势混乱之机，红军把本来由围剿军驻防的不少地方都先后夺到手里，扩大了他们在陕北的地盘。1937年1月，延安由东北军移交红军占领，中共中央随之迁入该地。这座土原上的小县城从此名闻世界，成为中共集团打天下的政治军事中心。三个方面军的人马此时都汇聚陕北，只有徐向前所率四方面军主力尚在西进途中艰难跋涉，不断遭到马家军堵截和追杀，他们的人员损失惨重，情况十分危急。中共中央虽在设法营救，但始终没起到实效。西路军毕竟西去太远，陕北方面实在是鞭长莫及。截至1937年3、4月间，西路军在征途上全军覆没，只有徐向前等少数幸存者逃回了陕北。张国焘从此失去他原有的军事实力，毛泽东很快即对他展开清算。毛把西路军失败的罪责扣在张的头上，指责张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在党内彻底失势，再也不具备挑战毛的条件。中央迁至延安后，红军总司令部及其属下的很多负责人均经毛泽东安排，被调往“抗大”学习，他们所在的机构随之并入毛所掌控的中革军委。张国焘有一次向朱德抱怨毛包揽一切，说他这个总政委和朱德的总司令如今都成了“空头司令”。朱德也很无奈，他回答张说：“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此后“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一人包办。”21 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革军委成员增加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从此以后，部署红军抗日的军事行动，大权基本上都抓到了毛的手里。
毛泽东如今拥有两顶军帽，除了原有的红五角星徽帽，还添置一顶国民革命军的新军帽。接待外来考察参观的人士，他会戴上这顶新的。而出席中共内部的会议，则照常戴上旧的。如果说国军帽显示毛泽东慎重装扮出“联蒋抗日”样子，红军帽就表明他仍在搞“抗日反蒋”的背后动作，他这种里一套外一套的做法自始至终都在红军中起到带头作用。“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打响，整装待发的红军士气高涨，众官兵都急于上前线去打鬼子。但毛泽东的心思与众不同，他另有他当主席的顾虑，最担忧红军匆忙上阵后拼命杀敌，会造成损伤惨重的后果。他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向与会者指出，日军有飞机大炮，远比蒋介石剿共的军队厉害，红军现有这三个师若开到山西与日军硬拼，其下场无异于以肉喂虎。在毛泽东心中，这四万五千军队乃是共产党打天下的本钱，要是很快都葬送到抗日前线，他这个主席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如何在参战中保持实力，进而壮大红军的队伍，要比配合国民党消灭日寇的任务重要多了。他召集党和军队的领导在洛川开会，首先就是要给党内军内单纯军事的抗日热情做些降温的工作。在决定红军主打游击战，不打正面阵地战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两位司令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朱和彭毕竟要亲临前线指挥红军打仗，即使只为红军扬军威造声誉着想，他们都觉得红军应与国军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在战术上尽量发挥其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长处。朱德更当场反问：“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外界舆论会怎么说？”然而毛泽东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他坚守保存红军实力的原则，连打运动战都认为过于冒险，因而只主张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朱德认为，红军现在是八路军，已按国军的总体部署编入第二战区，好坏也得接受阎锡山的指挥。毛泽东却坚持八路军不必受二战区范围的约束，完全可以到日军占领的后方活动，尽快建立山区根据地，好充分发动群众和壮大队伍。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会上一唱一和，两个人都怀疑蒋介石的抗日决心，都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前景持失败主义的态度。针对毛和张的反蒋态度，周恩来忍不住提出异议。他说他作为中共代表多次与国民党谈判，对蒋介石倔强的性格已有较深的了解。因此他认为，蒋既已决定抗日，就绝不会中途妥协，中共自应积极抗战，以具体的行动赢得外界的认可。他提醒与会者说：“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22
无奈周恩来的发言并没触发毛泽东的诚意，洛川会议后，毛向八路军前方指战员发出一系列电文，竟反复促使他们去做表里不一的事情。开赴山西前线的八路军由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分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为副）、一二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为副）和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为副）。这三个师分别由原红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部队组成，毛泽东在电文中仍以“红军”称呼这支已改编为八路军的军队，由此即可见他军党顽念之深之重了。九月初，战事已由察哈尔扩展到山西，阎锡山制定的平型关战役首先在平型关外拉开与日军交火的序幕。该战役的目的是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挫伤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派重兵在一道道防线上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到平型关西侧地区，来一个大型的伏击战，歼灭或重创敌军的主力。九月中旬，国军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带领全师守卫在广灵和灵邱两地，抵抗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在守卫广灵的战斗中，营长张见勇和团长吕超然均在率领战士与敌拼杀中英勇阵亡。由于敌人火力太强大，吕超然的一团人在战斗中损失千余名之多。为夺回阵地，师长刘奉滨亲临战场督战，他率领四个步兵连组成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本人负伤四次，每次都裹伤再战，一直与日军苦战到全师官兵伤亡过半。灵邱丢失后，刘奉滨这一师所剩官兵已极少，他们仍承担平型关正面防线的任务。23
正是在此敌我鏖战激烈之日，唯恐红军正面作战的毛泽东致电朱、彭等人，向他们强调指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性作用。”严令他们不要正面迎击敌军，即使分散在敌军侧翼作战，援助晋绥友军，也应避免“过于损失力量”。他下达给司令部的战略部署非进攻亦非防御，而是重施红军在中央苏区打圈圈的故伎，只准八路军三个师迂回在敌军的周边寻找战机。他让一二0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让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让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此一分散部署的作战目的几乎无关于当时紧迫的战事，而是要“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以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扩大红军。”24
毛泽东这种执意将八路军向日军后方调遣的部署使朱德左右为难，朱既要服从阎锡山的指挥，显示他与红军官兵的抗日决心，又须保持部队的独立自主，好执行扩大红军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九月下旬，平型关战役开打，朱德应阎锡山的要求令八路军投入防守平型关的战斗，特派林彪一一五师侧击平型关日军。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长篇大论，向彭散布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调，对参加太原会战的晋绥军和中央军均持怀疑和冷嘲的态度。他说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说“他的部队已失去战斗力”，说国民党的军队在大势所趋下“必难持久”，说“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接下来他规劝彭与其他将领认清形势，不要让红军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最后他发表自己的高见，再次向彭德怀灌输红军自保的策略：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非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25
毛所谓“分散做群众工作”的“拿手好戏”好在何处？不过是仍旧让八路军重演曾在中央苏区那种转战山乡村舍间与敌人兜圈子的游击战术罢了。所谓“分散兵力”，就是让部队分小股兵力相机出动，仅在日军周边搞些出其不意的骚扰，而一旦受到追击，即四散到民众群中，把老百姓全拖累到与敌战斗的漩涡中打转。走笔至此，我不能不提前指出，正是毛这种总是想要拿民众做掩护的策略，在日后造成了祸害整个华北乡村的日军大扫荡。毛之所以坚决不让八路军打运动战，是因为要打运动战，就得集中打仗，得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即使打林彪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那样特具优势的伏击战，八路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在这次战斗打响前，林彪曾致电毛泽东争辩说：“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歼敌为主要任务……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接到林的致电，毛泽东极为不满地说：“林彪还在坚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他还是想表现自己，想当抗日英雄！”据说，毛当时气得以掌击桌，以致打翻了一杯刚泡好的茶水。
有关“平型关大捷”的敍事，我从没读到过像萨沙博客中《平型关战斗真相》一文那样忠实的历史还原。按照老萨的描述，这一场被中共广为宣扬的“大捷”仅包括伏击日军两个车队和阻击一队援军的战斗。八路军先是伏击一支由四百人和七十辆马车组成的辎重队，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押送护卫兵是武装人员，其余的运输后勤工作人员均无战斗力。因此这支辎重队四百人被全部歼灭。另一支汽车运输队由一百辆汽车和四百人组成，其中部分汽车及人员因未进入伏击圈，在战斗中逃跑，遭到伏击的三百人全部被歼。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主力获悉运输队中伏后，立即抽出三个连的兵力前去救援，中途受到一一五师一个团兵力的阻击，因利用优势的山区地形，八路军歼灭了一百多日军。但应予指出的是，与中埋伏的日军车队相比，前来救援的五百多野战军战斗力可要强大得多，因此造成了八路军阻援人员十分严重的伤亡。结果八路军虽歼灭日军八百多人，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其中的半数伤亡为阻援战所致。
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投入四千多人，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在他们歼灭的八百日军中，有三分之二属无作战经验的非战斗人员，然而八路军为此竟伤亡一千多人！这样的数字和比例足以说明，日军的战斗力十分强硬，八路军即使采用游击运动战术，要消灭日军，也并非易事。若能由此一战例出发，进而去对比国军在平型关与敌正面作战的战况，我们不难想象到那一场大规模的守卫战役打得多么艰苦卓绝，他们那上万人的伤亡又是何等的悲壮惨烈！这样看来，正是由于各路国军与敌正面作战，以他们远超出八路军的牺牲牵制了战斗力更强的日军，才使得林彪部获得了打胜那场伏击战的良好条件。正如老萨在博文所说，若没有国军在正面和日军血拼猛打，就不会出现三十公里长的日军兵力真空地带，八路军也就很难有机会和空间打成他们的伏击战。即使他们获取打伏击的机会，日军若能抽调大队人马前来救援，八路军恐未必抵挡得住强大的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一一五师的伤亡人数也许就不止一千多人了。26
对八路军在平型关所打的胜仗，国民党方面及时作出正面报道，蒋介石还特别给予林彪部以嘉奖。但延安方面的反应却让李德这样的外国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看出了中共人士的偏狭心态，对毛泽东那种敌视友军的短见尤为愤愤不平。据李德所见，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延安，那里立即大肆庆祝，一片欢腾，又是谱曲歌咏，又是街头表演，把那一场胜仗成倍地夸大，甚至吹捧为“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理论正确性的光辉榜样，也是对蒋介石‘消极防御战’的死刑判决。”但对于国军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战绩及其英勇的表现，延安方面根本不予报道，反而在党内外给人造成“国民党军队总是撤退并接近全面崩溃”的印象。为什么中共的宣传口径会偏颇到如此的小家子气呢？是因为毛泽东这位领导人存心不正，是他在党内外一再散布他那套歪曲事实的谰言。李德的指责很准确，他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意贬低或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战斗行动的意义。”27 不只李德看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提到毛类似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聼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得知南京失守，国军撤退，毛甚至面露幸灾乐祸之色，大谈起日本打败蒋介石会给中共带来的好处。毛这种拿民族灾难作为他军事投机条件的狂言聼得张国焘不由得“毛骨悚然”。对毛那些“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言论，张说他深感愤怒。28
五
1933年，蒋介石于南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发表讲话，那时候他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他说，对日本侵略军要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29 平津沦陷后的太原会战，乃至其后一系列的会战，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步步抵抗地打下去的。这是一场本不该早打，却不得不去打的恶战，而持久战就是国军硬着头皮去打此恶战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打法。国军在装备和组织上都很差，他们只有拼命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好在中国地土宽兵员多，有一线又一线阵地可守，有陆续替换的部队可上，有足够的潜力消耗日军的进攻。这就构成了用大量的伤亡来抵挡和延缓敌人攻势的惨烈战局。无论是中央军或地方军，不管是出身黄埔还是军阀或土匪，原来他们互相打内战，多因要各保实力而显得士气不足，疲遝松垮。但如今是国难当头的日子，各路军队按部署汇集到一起，投入与强敌的生死搏斗，反倒碰撞凝聚出一致对外的士气。这种殊死的战斗力是悲情惨状与壮烈正气交织在一起的，很难用空泛的赞颂表述其顽强的性能。它让我想起一部港式武打片的说法，说是弱势的抵抗者挨了沉重的殴打，竟被打通任脉和督脉，遂一下子爆发出超人的抵抗能量。各路抗日军队如今与日寇打得血肉模糊，经过拚死拚活的廝杀，竟也硬拼出他们意志贯通了身体的抵抗能量。直到抗战开始，中国社会因其现代转型不成功而未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国军，但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军队付出惨重的牺牲，在几近崩溃的惨胜中总算打出了国军的品质，向全世界显示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尊严。
1937年9月29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平型关，集结包括八路军在内的六个集团军兵力，退守到忻口一带浴血再战。日军出动的兵力也为数不少，大约有五个师团。按照萨沙博客中《歼灭日军3万的忻口战役》一文的描述，30 国军在忻口战役中打得十分顽强，其激烈程度在北方战场上仅次于台儿庄战役。整个战役中伤亡官兵近十万人，包括旅长、师长，乃至军长等将领都与士兵同赴国难，捐躯火线。旅长姜玉贞和他的一九六旅并没给晋绥军丢脸，他们并非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已失去战斗力”或“全无决心”。在死守平原镇的战斗中，他们仅凭机枪和手榴弹与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日军殊死拼杀。敌军已攻入城内，四处包抄，他们仍坚持巷战两天两夜。在姜玉贞带领下，守军最后以一个个大院为阵地，抵御入城的敌人，与敌拼杀得伏尸成堆，血流成河，整旅官兵最后战斗到几乎全部阵亡。旅长姜玉贞腿部被日军炮弹炸断，流血过多，亦与部下共殉国难，年仅四十三岁。
远赴忻口参战的十五军一九一旅是标准的土军阀部队，多由原来的民团、帮会和土匪人员构成。他们的武器装备尤其落后陈旧，所有的步枪都没有刺刀，因而每个战士都身揹大刀，在短兵相接时挥刀猛砍，与日军奋勇肉搏。面对敌方飞机大炮的火力轰击，他们竟是拿大刀长矛与劲敌硬拼，这固然让人为中国军队感到悲哀，但他们一旦投身拼命杀敌的现场，居然也打出了弱势军队的斗志。该旅第七、八两连战士猛挥大刀砍向敌军，竟一气杀光八个班的日军，直杀到第八连只剩下二十几人。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一直都在一线指挥战斗，他在战前曾对全军训话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准败。我们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军人天职就是保国为民，现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就是我们军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是我们的耻辱。我在五十四师从连长升到军长，从来没有离开过，官兵与我感情特深。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该军的三二二团经过几天激战，包括团长、团副和三个营长在内的全部指挥官都先后或死或伤，全团伤亡超过一千人，但他们始终坚持作战，没有退后过一米。在该团连续三次冲锋肉搏之际，郝梦龄军长始终在他们身后督战。在另一次激战中，郝梦龄再次不顾炮火遍野，上阵地鼓舞官兵斗志，在守护九军高地的战斗中与师长刘家麒一起中弹身亡。
国军的忻口守卫战打得十分顽强，自始至终，都与日军处于相持对峙的状态。不幸侧翼的娘子关失守，最终阎锡山只好下令全线撤退。此次激战，日军伤亡三万多人，国军伤亡十万人。总的来说，在整个的太原会战中，国军以极大的牺牲代价重创日军，不但阻止了日军西进的步伐，致使日军无力占领山西全省，而且拖住华北的日军，使其难以迅速南下去增援淞沪会战。从平型关到太原，一道道防线尽管先后失守，国军殊死的抵抗毕竟粉粹了日军声言要三个月内解决整个“中国事件”的妄想。由于国军的浴血奋战极大地削弱了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攻势，致使日军无力占领更多地方，八路军才得以在晋察冀一带趁虚而入，建立起那么多敌后的根据地。
在整个的太原会战期间，毛泽东干什么呢？他一直在致电八路军总部，指使他们调整战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看到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毛致电周、朱、彭说，他估计南京即将沦陷，认为数月后大局必有变化，中共应趁此机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还说“也只有在彼时，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才能实现。判断在彼时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共要争夺抗日领导权的问题，每逢抗战形势危急，毛即促使八路军对蒋介石做趁人之危的动作，试图把抗日领导权抓到中共手中。他所谓“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就是要在抗战中壮大中共的武力，最终搞垮蒋介石政府。中共已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联合抗日，毛泽东明知道共产国际的政策，却还死不放弃他“飞机大炮”的梦想。太原会战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致电八路军总部，向朱、彭指出，“各军大溃，阎[锡山]亦无主。红军应在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军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在另一次致电中，他更命令八路军“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31 的确如殷海光所说，毛的“目的是一，本质是常”。为趁抗战之机壮大红军的力量，他在井冈山创出的那一套军事掠夺经济现在又有了发展的余地。不久前中共才许诺停止苏维埃运动，如今刚一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他们随即变换式，又搞起打击地主的活动。在毛泽东口中，“汉奸”现在代替了“土豪劣绅”的恶称，成为他想反对谁就给谁扣在头上的罪名。
然而朱、彭等将帅毕竟人在前方，他们负有指挥八路军的重任，同时还要服从其所在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的指挥。即使从起码的抗日良知出发，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八路军的战绩和声誉，不能不显示他们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更何况他们亲眼看到，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打得确实很惨烈，各线的防守虽未能抵挡住日军的攻势，却绝无一支部队投降。国军的精诚和英烈显然使朱德深为感动。所以他断然主张，“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敌人一下子过不了黄河”，令八路军“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除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工作团进入敌后发动群众，准备建立根据地外，朱德一直部署八路军分布在各道防守线周边，充分发挥其打运动游击战的长处。如布置八路军攻击日军补给线，给日军的补给造成很大的困难；派陈锡联七六九团偷袭阳明堡机场，摧毁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削弱了日军在忻口战役中的空中优势。1938年1月，朱德率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在洛阳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会后被委以东路军总司令之职。毛泽东不让朱德上任，要让彭德怀出面应卯。但朱德拒绝了毛的建议，不但接受了该职，随后更出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毅然与阎锡山、卫立煌商洽战事，指挥八路军与国军协同作战，阻击企图渡过黄河西进的日军，化解了日军对西北的进攻。三月下旬，朱德指名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在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敌四百人，摧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在这场战斗中，朱德亲自带领国军将校到前线观摩，向不熟悉游击战的国军作现场演示。32总的来说，在国共两军协同作战的初期，双方的合作还算顺利，八路军执行第二战区指挥的表现颇受国军赞赏。“这种情况影响到这时国共两军上层将领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朱、彭等经常向阎锡山和南京军委会提出作战建议与设想，而国民党将领亦比较重视八路军的装备武器补给等问题。”。33 可以说，八路军在抗战前期之所以还能与国军协同作战，运用其擅长的运动游击战打击日军侧翼，破坏其补给线，给国军的正面抗敌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全赖以朱德为首的前方将领敏于审时度势，决策有方，没有完全按毛泽东电文中那些自私的指令办事。
但前方的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即让毛泽东不太放心，甚至暗怀不满。他不只怕他的红军战士打鬼子打得太认真而损失过重，更见不得他的同志们——比如像周、朱等人——与国民党高官过从甚密。在十一月于延安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毛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为题发表讲话，针对八路军在山西前线的情况，他大肆批评党内军内的右倾“投降主义”。他批评“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现象”，并给这些人戴上“新军阀主义”的帽子，其矛头明显指向周、朱、彭诸人与国军密切合作的近况。毛继续强调他一直主张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公开叫嚷要“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阐述他那个旨在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的“全面抗战”，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水平上，最终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34毛泽东当时大概没想到，他这篇口气强硬的报告提纲发出不久，王明便奉共产国际之命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传达了让他感到有不小压力的最新指示。
六
王明本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尤受校长米夫的器重。米夫后来任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经米夫全力推举，王明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顾顺章叛变后，王明迅速逃离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后长期在苏联工作。1937年11月末，王明经新疆抵达延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抗日高于一切”的重要指示，并促使中央检讨前此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在此要再次强调指出，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共产党实质上仍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没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持续的支持，中共集团未必会发展到当时那样的规模；没有前者的这指示那政策，中共的革命路线也不至于那样左摇右摆，不断酿成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拿抗日一事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的抗日口号竟是以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为主，可见在他们的信念中，苏联的国家利益是高于和重于中华民国，乃至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后来从西窜途中直到在陕北落脚，他们嘴里喊北上抗日，实际上是逃离苏区，北上去“打通苏联”，好获取他们武装夺权所需要的军援。西安事变后，是在莫斯科强行指令下，他们才从“抗日反蒋”转向了“联蒋抗日”。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及中共集团之呼吁抗日和投入抗战，其受苏联指使和为摆脱围剿以求自保的成分远大于他们的救亡良知，特别是毛泽东其人，为迎合苏共和求得红军的幸存，他的主张和运作有时会乖戾到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地步。总而言之，中共自从与国民党政府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之日起，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决策始终都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红军要趁抗战之机发展壮大，二是中央要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随时调整路线方针。比较而言，毛泽东考虑问题，更偏重前者。王明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向中共“宣达圣旨”的，他的讲话自然更强调后者。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5 两人的冲突即由此而起。仅就毛泽东这个“自己”与“别人”的明确划分，即可见莫斯科的政策变化对中共的牵制之大，以及毛与王分歧之所在。难怪斯大林对毛泽东很“不放心”，“十分怀疑”毛“是否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季米特洛夫因此才派深谙莫斯科意图的王明回国做“监督党、帮助党”的工作。36 此“监督党、帮助党”的说法显然也有针对毛泽东的成分。据郭华伦所提供的另一传闻，王明临行前曾受斯大林召见，大老板当时亲口向王明交代，让他回去要帮助毛泽东，并克服毛的弱点。37 对毛泽东拥有的职权，莫斯科当时确实没有让王明取而代之的意思，然而经帮助后若还克服不了他的弱点，那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高华称王明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说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说他的报告“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38 不可否认，王明讲话的出发点是基于苏联国家的核心利益，但他那时候走上讲台，毕竟拥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授权，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一经他在大会上正式宣布，便成为中共必须执行的最新政策。他那样一边倒的腔调不只可鼓舞大多数中共领导“团结御侮”的决心，也起到了凝聚全党共识，促进他们遵从“统一军令”的作用。不管毛泽东后来给王明扣上什么帽子，在当时的抗日救亡紧急关头，王所坚持的大方向毕定有益于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对毛泽东十一月报告提纲的某些论断，王明更作出明确的批评和纠正，尽管他没敢对毛泽东直接点名，他的讲话多少还是化解了毛那些“新军阀主义”等大帽子涣散军心的消极影响，起码使党内军内有诚意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同志消除疑虑，增强了自信。周恩来当时便即席发言，特擧山西前线的情况为例，说那里有些领导过分擡高“独立自主”的原则，已妨害到八路军与友军的合作。洛川会议未能解决的争议，经王明强势的论辩，基本上都迎刃而解。王明的报告得到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会议的走势明显使毛泽东陷于孤立。大家的表态最终迫使毛开口称许“和为贵”的方向，并承认他在抗战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云云。会议最后决定由王明起草决议，毛泽东虽在个别问题上仍有保留，但在此后发往前方的电文中，他也开始贯彻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了。
王明在政治路线上是暂时占了毛泽东的上风，但他的组织路线却有不少闪失之处。他所促成的某些安排无形中助长了毛的得势，到头来反对他自己造成不利的后果。张国焘一开始即看出王明是个“无经验的小伙子”，说他“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在十二月会议召开期间，张国涛发现王明“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因而“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39 根据高华和郭华伦的敍述，正是由于王明的介入和提议，十二月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一职，张闻天的总书记之职从此有名无实，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和康生五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七大尚未召开，总书记的职位就遭撤除，这一变动正好替毛做了毛想做却不便做的事情。此外，周恩来和博古都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与毛有分歧，他们被清出书记处，自然正合毛意。对这三个均属国际派的人物，王明本应尽量团结，寻求他们的支持，但现在的情况很可能适得其反。王明把他从莫斯科带回的陈云和康生都拉入书记处，多少有自壮阵势的意图，可惜后来却閙得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40
王明最得罪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的一点是他说话的口气太直，一语破灭了他们的“飞机大炮”梦想。当时有人问王明莫斯科以后可否用飞机运大批武器到延安，他立即认真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最后更实话告诉他们，“运送军火来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到此话，特感扫兴，嘴里立即发出抱憾的都囔。41王明这个“无经验的小伙子”实在不通延安高层的人情世故，对同志们所问的事情，他当时一味老实回答，哪里会想到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埋怨最终都迁怒到他的身上。
十二月会议结束不久，王明即与周恩来、博古等人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武汉，随即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其成员还包括博古、项英等政治局委员。长江局是中央派驻南方的领导机构，主管湖北、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在该机构行使权限的十个月期间，其成员与国民党方面持续谈判，积极协商，达成不少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时在联络社会各界人士，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方面更是功绩昭着，影响广泛，事实上并非如官方党史所诋毁的那样一味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比如成立两党委员会，约定每五天会面两次，互相沟通，商讨有关问题。再如长江局向国民党方面提交了“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其基本内容多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所采纳。此外，长江局还向国民党提议建立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健全的民意机关，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及时选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等七人参加。42
毛泽东在孙中山联俄容共那阵子也曾是个跨党的积极分子，他当时供职国民党宣传机关，工作很卖力，职位和薪资也都不低。若不是某些右派分子閙得他悻悻然离职而去，他跨党的跨度也许都跨出中共，跨入了国民党左派的队伍。那段早期的跨党活动结果以政治失意告终，从此给毛留下影响终生的创伤经验。如今他已奋斗到掌控军党大权的高位，当然不屑与国民党高官再打交道。但毛泽东为人心思曲狭，气量乖戾，即使他不屑做或做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服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他与王明的冲突，路线分歧倒在其次，最让他受不了的是，王明乃奉共产国际之命办事，拥有他不便抗拒的权势，特别是十二月会议之后，眼看着王抓走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权，大势所趋下，他只好暂时屈从。再加上长江局诸人在武汉政治舞台上活跃亮相，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的事已搞得颇有起色，更是让坐守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心情复杂，十分窝火。1938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设立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部，特邀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长江局就此事多次发电请示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来电始终拒不答覆。长江局只好自行决定，允许周恩来就任副部长之职，延安方面直拖到事后才勉强通过。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预备会议，提起将近二十年前的旧事，毛泽东仍耿耿于怀，忍不住在会上向大家抱怨说：“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在党内严肃的大会上，毛泽东竟说这些怨妇式的气话，足见他对王、周等人的政治妒意之深！
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全面抗战”更偏重在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急速扩大编外的武装力量，随之建立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毛始终不放弃他所创立的苏维埃军事割据模式，眼下仍要按从前的苏区脚本排练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最新部署。王明和周恩来则认为，此类活动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以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他们毕竟人在武汉，处于国共合作的前沿阵地，整天在和政府官员、文化人以及城市的群众组织打交道。他们不能不讲究策略，在两党初步达成相互妥协的情况下，他们试图探求新的可能，力图给各党派人士留下共产党人开诚合作，有所作为的印象。但远在边区的毛泽东却偏要明知故犯，坚持做他那些与蒋介石对着干的事情。他以强硬的口气指示各根据地的干部多占地盘，迅速行动，必要时可采取“先斩后奏”，乃至“斩而不奏”的做法。43 与毛泽东的对抗性态度相反，长江局所进行的“全面抗战”工作多为建设性的行动，如在三月下旬，针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王明起草建议书，周恩来起草军事建议书，他们都试图以参政的方式对国民党施加有益于抗日联合的影响。他们的统战工作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与各地方实力派、各党派以及爱国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通过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期刊，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战方针。与延安出版的抗战宣传品仅可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作有限传播的情况不同，长江局占有武汉这一抗日中心的阵地，他们组织的文宣活动不只鼓舞民气，引领了全国范围的抗日高潮，也起到增强中共影响力和改善中共抗日形象的作用。长江局更值得赞赏的工作是与国民党、武汉地区其他党派、各群众组织配合工作，大力组织各类声援、捐献和文宣活动。周恩来自任职政治部便与陈诚密切合作，全力支持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特聘郭沫若任厅长，招纳田汉、冼星海、郑振铎等知名的文化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组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可以说，正是通过长江局在短短十个月内开展了那么多活动，自1927年武汉分共后转入穷乡僻壤搞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才迈出重返城市的脚步，开始以其积极抗日的面貌出现在爱国知识分子的眼前。也正因有武汉这一大舞台可供王明、周恩来等人作充分的表演，他们那些为挑战国民党政府而提出的自由民主等诉求才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同声相应的效果，从而刷新了中共的进步姿态，增添了他们吸引爱国民主人士的魅力。
七
1938年4月，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即着手组织国民参政会及各省市临时议会。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七月在武汉举行，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都出席了此次会议。王明和林伯渠即席发言，一致表示积极帮助政府实现抗战建国纲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所说，共产党当时之所以积极参与国民党主持的参政活动，目的在于“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44 可见中共的参政行动从一开始即以推行中共的政策，改造政府为目的。此外，在推动保卫大武汉的运动中，长江局诸人还倡议“泯除使用人才问题中的党派门户成见”，强烈要求当局“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中，从无党派的群众团体和知名人士中，从日益发育增长的各种勇敢有为的先进青年中，尽量吸收各种工作人才，分配他们以一定部门的工作。”针对外界的反共言论，《新华日报》发文辩白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分配我们和其他方面人士一部分抗战建国工作，断不是什么‘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阴谋’，而恰是真诚拥护和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达到抗战建国的光明磊落的表现……”45 从长江局诸人上述的言行可以看出，被称为“第二政治局”的长江局实际上也在推行毛泽东主张的“全面抗战”，只不过他们没采取毛那种对抗性的方式，并未集中精力去搞扩张新四军的工作，而是试图探求一种可被国民党接受的游戏规则，先合法进入国民党构筑的高层机构，再通过热心合作的行动开展其“改造政府”的工作，最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成他们期望的“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看来，长江局诸人这一手显系苏联主使，属于中共一时的诡变。因顾及抗日统一战线，他只得采取表面应付的手段，用他日记中自勉的话来说，就是要求自己“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在看起来还算合作得不错的情况下，既潜藏着危机，也依稀有一线消弭冲突的希望。这种两党高层的交流中还显得比较和气的氛围，正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温煦一时的背景。
在中共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周恩来“开诚合作”的路线进一步占了上风，毛泽东一直往后拖的中共七大会期也被列入议事日程。任弼时在会后被派往莫斯科汇报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情况，他在报告大纲和随后追加的“补充说明”中大力赞扬王明回国推行统一战线的成就，但并没点破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的冲突。应该说，任弼时既无意在季米特洛夫面前替王告毛的状，也不会替毛告王的状，他只想争取共产国际尽快批准他这份报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好给延安方面一个皆大欢喜的交差。后来他果然争取到这一正面的评语，自然就消除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同时也肯定了王明自十二月会议以来的工作。事情有时就是这样的似非而是，各种因素的巧合再一次使毛转危为安，更上了一个台阶。这期间毛泽东是否窜通任弼时，他到底做过什么上下其手的事情，那只能留给论史读史者各自的想象了。结果正如高华的分析所说，“十二月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46
至于盛传的王稼祥带回季米特洛夫口信一事，说法不一，口信内容的版本也各有出入，总的来说，在目前尚无正式文件可资证明的情况下，所有的传闻都难免有转述者掺入的水分。根据官方《毛泽东传》所载，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央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召开的首日，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此外，王稼祥还提及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嘱咐他的话说，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47 这两段话充其量说明，国际承认朱、毛领导中共党军的现存格局，一是肯定他们领军的成绩，二是特别强调中共领导层必须团结，并没有口头指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思。按照顾则徐的解读，因为王明坚持要在武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为抵制王明的提议，毛泽东伙同王稼祥，由王出面，套取季米特洛夫几句可做模糊解释的话作为口信公开传达，以便煞一煞王明自立“第二政治局”的威风。48 王明在武汉很难与中央再僵持下去，后来只好带领长江局诸人赶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现场聆听了王稼祥传达国际指示的报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而得到肯定，全党大会的政治报告不再由王明去作，而是改为毛来作。自参加中共一大以来，多次全党大会上，毛泽东都是坐在下面聼他人作政治报告，现在他终于奋斗到登台演讲的份儿上了。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开到了11月6日，毛泽东在10月12-14日连续三天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
毛泽东既已获得作政治报告的权利，就很自然的要把那报告作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要在报告中对任弼时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作出全面的回应，因而报告中有很多话都是说给莫斯科聼的。不管他在“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以及发给其他人的电文中发表过什么与王明不同的意见，现在他站在讲台上要作向外面正式公布的报告，就得多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在很多问题上全面改口。现在他不但不再与王明唱反调，甚至把王明所定的调子唱得比王明的嗓门还高八度。在谈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时，他告诫全党说：“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49 这几句话引自日人竹内实所编《毛泽东集》中《论新阶段》全文，该文于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曾在《解放》期刊上全文刊出。但后来编印官方版的毛选四卷，事过境迁后，编审者才发现这篇长文中有太多见不得人的说法，因而对它作了大刀阔斧的删改。一篇在竹内实书中长达七十七页的原版，重编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只剩下十三页的篇幅，而且已改得面目全非。像“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这类话便被拦腰砍掉，50 也不管读起来上下文是否通顺。这删改很可能经毛亲自做了手脚，但也不排除编审处更严格的处理。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掩盖伟大领袖说假话的劣迹，不如说是为保持毛主席一贯的路线正确。毛泽东向无羞耻心，自从他勇于把自己内在的“最卑”拔苗到外在的“最高”，他就有足够厚的脸皮把口是心非的话说得理直气壮。他那时候深知，他的话只有像原稿中那样讲出去，才能赢得共产国际认为他路线正确的评语，才能让斯大林得知他已受益于王明的帮助，并克服了此前的弱点。但会议关头一闯过，毛立刻变脸，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弄得王明完全失势，而且戴上了“右倾”、“投降”等路线错误的帽子。要继续保证毛泽东一贯路线正确，就得在原来的假话上再进一步作假，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大道理，删改了假话，也就是做了“负负得正”的处理，毛泽东的——即共产党的——路线从此就一贯地正确下去了。我早在一篇评毛的旧文中说过：中共政权的整个运作就是在不断地掩盖真相和制造假象。为了在诡变中延续幸存，他们只能如此。假象就这样层层积累下去，最后积累成长在毛泽东脸上的面具。就毛泽东本人被中共造假这一点而言，毛也有他自己的可悲之处。长期以来，是他造就了共产党整个的造假运作，也是在他的参与下逐步严密了出版物政审制度，到头来这一切也约束和扭曲了他本人，以致他曾经得意的大报告在后来被毛选编审者完全肢解，只留下其中需要展示的一块，在毛选的官方版中保持了它那破碎的不朽。
《论新阶段》是一篇多声部混唱的报告，它真假参差，红白掺合，以其毛式对立面统一的步调向党内外发出不同音频的召唤。其中有不少段落，就毛泽东自己的本意而言，是满篇的假话，但就他那些假话的内容而言，所说的又是在当时人们所确认的事实，包括他称颂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那些违心话，谁能说他的虚应之谈不符合事实？比如，他称蒋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再如他批评某些人——其实他自己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怀疑国民党抗日决心的言论，然后高调肯定国民党光荣的革命史及其前途之光明。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曾经被他视为论敌的蒋介石一下子也变得说话很有分量了。毛泽东现在把蒋的抗日言论奉为“最高指示”，竟作为“蒋语录”逐条征引，作为他推理的论据，再辅之以他自己的相关言论，两相对照，一方面表示他对委员长作正确的回应，一方面对蒋的言说作出顺势的阐发。国共的合作于是在蒋与毛的一唱一和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毛泽东的诡变诡就诡在他有出尔反尔的政治勇气，敢于超脱左与右两条路线的绝对划分，并能玩转左右，随时都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只要斗争的形势需要，连对立的两端他都会折中到一起，做出他边调和边区分的独特处理，同时借助调和，趁势去作进一步的斗争。“三月会议”时他还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某些人高喊的“四个一”——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口号。但在给蒋的亲笔信中，他完全换了口气，说他对蒋介石“钦佩无既”，还说蒋的“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拜”。他在讲话中也满口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甚至信誓旦旦地向与会者宣告：“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最后呼吁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希望国民党改组成各党派都能加入的“民族联盟”，为共产党再次跨党设想出最新的寄生方略。
毛泽东致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草就于大会开幕的当天，他派周恩来亲赴武汉，将该信面交给蒋。与长文《论新阶段》的处理手法相同，此信也遭到封存，没收入官方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这是一封密信，毛写此信，为的是委托周恩来向蒋“面陈”信中的“未尽之意”，恳切要求停止两党斗争，提请蒋介石同意共产党员在保持其党籍的前提下部分地乃至全部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的请求引起蒋介石的高度警惕，他在读完该信的当天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51 蒋介石不赞成跨党，他坚持中共党员要入国民党就必须放弃其原有党籍，周恩来则坚守不放弃党籍的原则，还想沿袭上一次的方式继续寄生在国民党内部。双方一谈到节骨眼上，便都拒绝作任何让步。因为他们都晓得，一让步即会全线崩溃，落到自取灭亡的下场。蒋介石的警惕尽管很高，他仅可断然拒绝周恩来提出的跨党建议，却难以杜绝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暗中渗透。实际上早从蒋介石清党分共开始，就陆续有中共的地下党员潜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某些合作的场合，国共之间的差异趋于淡化，对抗亦随之减弱，在两党人员比较友好的接触中，随着近朱者赤的现象浸蚀到国民党的部分成员，共产党已以另一种跨党方式扩散其诡变的寄生了。周恩来这一次半真半假的试探无形中碰撞出国共各自的底线：那就是一方绝不许异党公开跨党于本党，一方绝不会任他党将本党整个“溶化”。武汉即将失守，长江局诸人与国民党十个月相处中一线稀薄的希望也随之暗淡下去。双方都走到了难以更接近对方的地步，在他们开诚合作的尽头，眼看着就要摩擦出破裂。
八
六中全会是一次马拉松会议，等四十天的会开到王明退席去重庆之后，毛泽东终于有了可关起门变换腔调，大放厥词的机会。在最后两天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毛再次改口，把他前些天畅谈“新阶段”时说的话完全置诸脑后。他发表唯战争和战争万能论的讲话，提醒他的志们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52 毛为什么翻来覆去强调战争的重要性呢？全中国都卷入抗日战争，谁不懂万众一心打日本的道理？通观毛的讲话，你会明显地看出，他枪口的所指主要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而非日本鬼子。这一场战火，对火线上打仗的个人来说，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但就中共集团的整体而言，则是死里求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共只有在这场战争中巧钻空子，才有机会壮大起来，摆脱被蒋介石剿灭的命运。
这些空子遍布日军入侵的区域。阎锡山与蒋介石一直离心离德，他严密控制山西，对中央军势力的全力拒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严于对中共赤化的防范，因而给共产党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日军入侵山西后，仅占领了很多城市，却无法全面控制城市之外广大的农村地区。阎锡山素有老狐狸之称，为及早组织三晋乡亲群起“守土抗战”，开展敌后斗争，他看中了共产党组织动员的能力。老狐狸这一招可谓鬼迷心窍，他竟不惜多费周折，把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薄一波其人救出北平监狱，专程请回山西，委以重任，全力支持薄及其党羽四处奔走，组织起一个名叫“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民间团体。薄一波运作得卖力而有效，至1937年初，该会会员已发展到六十万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的步步入侵制造了全国范围的人口流亡。大量的流亡青年散布各地，无以为业，其中有不少杰出人才都在薄一波招兵买马之际被纳入中共的组织。薄一波本来向阎锡山保证不在山西军政机构内发展共产党组织，然而随着“牺盟会”迅速发展，接着又建立“山西青年决死抗敌队”的武装组织，薄一波顺水推舟，安排大量的共产党员和亲共的“进步”人士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要职。“牺盟会”、“决死队”的成员一时间占据山西省大部分县份的县长之职，而由“决死队”改编的山西新军五十个团也基本上为中共所掌控，按朱德的话说，“他们不过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而已”。在新军内部，由此而引起阎系军官与中共势力的冲突，最后发展到晋绥军与八路军交火，阎锡山的旧军遭受重创，大部分新军则转为中共的军队。阎锡山当初靠共产党创建新军，本是想振作他的旧军，壮大本土的实力，结果却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他最后不得不与中共停战谈判，听任“决死队”四个纵队编入八路军。阎锡山此后仅保住晋西南一隅，眼看着晋西北和东南地区落入中共之手，由他们建立起晋绥和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的政权。毛泽东枪杆子造地盘、造政权的构想立竿见影，首先在山西得到了贯彻。阎锡山经营半生的山西即使在日寇的强攻下也未被鲸吞，如今却遭中共暗算，被蚕食了大半。他因此叫苦不迭，一再以自己的沉痛教训告诫部下，称共产党为“九尾狐”，向他们痛陈中共惑乱视听的伎俩。
1939年底，蒋介石下令八个战区，向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国军出动五十五万兵力，发动了近千次进攻。12月20日，傅作义部攻入包头，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当日即占领该城大半。可是因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没能按原计划在晋西南和晋北发动攻势，使得晋北日军主力从容北上增援绥远，迫使傅作义部匆匆退出包头。阎锡山为什么没及时配合友军作战呢？因为正是在那时候，中共勾结新军，发动了晋西事变，阎锡山的旧军忙于进攻新军，贻误了包头的战机，致使傅作义部功败垂成，北方战场的主要攻势遂未能完全按计划执行。
正是不断地钻了这类挖国军墙脚的空子，八路军在华北才得以迅速发展。据彭德怀回忆，截至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彭德怀显然执行了毛泽东“斩而不奏”的指示，他说这些增编的兵员“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53 另根据周恩来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截至1940年初，八路军兵力约二十六万多人，新四军约三万人。中共党员已激增至四十九万八千人。那时候中共自称拥兵五十万，竟多次要求中央政府给所有增编兵员照发军饷。从武汉沦陷到1941年底，中国部队士兵伤亡高达一百三十万人。至于中共的人员伤亡，周恩来向莫斯科报告，截至1939年8月，“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每月仍持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十一万美元，占中共预算的百分之十八。周向斯大林保证说，中共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方面的关键地位”。54 周恩来当然不会在报告中提说共军与国军不断发生冲突的事情。据杨奎松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共除了在晋西事变中夺取山西新军引起极大的冲突外，从1939年1月到1940年2月，在华北各地还制造了数十起较大的冲突，冲突中被八路军打死的国民党官兵及政工人员计有上千人之多。55
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势头也很凶猛，对国军的冲击和伤害更甚于八路军。让我们再次品味以上所引的毛泽东讲话，从他批评与夸奖的人和事说起。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除了嘲讽那时候早已失势的王明，还提到新四军右倾，说他们不完全聼他的指挥，并严厉指责项英追随王明路线。而对刘少奇等人的工作，毛则予以对比性的夸奖。他说：“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泽东为什么在抱怨新四军之后又表扬起刘少奇等人呢？那时候他在和长江局诸人争风吃醋，为平衡他在政治路线上的弱势处境，他只有紧抓他的军党大权，指令各根据地的将领多做那些“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事情。因此他派邓小平到太行山协助刘伯承，派彭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派刘少奇在华中监督陈毅和粟裕。派那几个受他支配的党代表去作监军，既可督促部队在敌后打出多占地盘的局面，又便于从延安窑洞得心应手地发号司令，起码可稳固他手中的军党大权，好顶住长江局的“投降主义”做法。要是让武汉或重庆方面的同志都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运筹帷幄还有什么出路！总而言之，对党内那些穿着笔挺的军装或西服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出现的同志，毛始终怀有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情。他不服气他们在那边做联蒋抗日的工作，于是便钻到窑洞内挑灯疾书，不断向华北和华中发出搞摩擦的指令。为了把自己挑起的事端推到对立面身上，毛最善于捏造“诬告辞令”，“摩擦”一词即为他此时反咬友军一口的措辞。明明是共军越界，闯入友军所守的战区无端挑衅，毛却把对方的自卫说成是“搞摩擦”，再给友军扣上个“顽军”的帽子，共军不断挑起冲突的行动就成了理直气壮的“打顽”。56 那时候红军西窜后留在江南的各股游击队已改编为新四军，曾在巢湖一带配合徐州会战，后转入华东游击。按照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委汉口会议的决议，要求敌后作战紧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军令、军政由战区统率机关统一运作。项英之所以受到毛的指责，就是因项英服从统一指挥，被认为执行了王明的路线。听到日军扫荡苏北的消息，毛泽东认为共军夺取苏北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在1939年5月4日，他致电刘少奇：“望指令叶飞部队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歼灭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击的土共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对日军游而不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或歼灭战，发挥“鬣狗战术”，“打着国府的旗号，跟在日军后面招降纳叛，收编散兵散枪，吞并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组织民众，建立政权，派捐收税，建立国中之国。”57 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传奎登台所唱的那个局面：“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此唱词可谓活画出黄桥事件前后当地武装力量的战时生态。现在我们回过头仔细一看，若把那唱词改为“钩挂四方”，再加上个“共产党”，那才更全面最恰当。在那个战争生态学的丛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环境总氛围，在正规军之外，才自发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讨其生活，杀出血路来各壮声势的杂牌武装力量。新四军这一批土共的日渐壮大即来自其间的拼杀、兼并与重组。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救亡热情和抗日业绩，但抗日仅属新四军兼营的军事行动，要按毛泽东派给他们的战斗任务来说，壮大兵力和抢占地盘才是终极的军功。外界所传毛泽东大谈“蒋、日、我，三国志”的那一大段说法，58 目前虽无确切的文件可以证实，但质诸新四军当时的行动，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执行那个说法。
如上所述，共军靠打劫维持粮草，赖缴获补给军需的生存方式时日已久，早就养成“鬣狗战术”的习性。关于“鬣狗战术”，芦笛和网络作者周剑岐的描述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芦笛把共军比为“跟在狮子后面的鬣狗”，说他们“跟在日本人后面‘捡洋捞’，收编被日军击溃的国军，占领日军留在战线后方的广大地域。”按照周剑岐的敍述，粟裕带领的纵队更是如此，他们名为新四军，戴的是国军军徽，吃的是国府军粮，但在毛泽东“打顽”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战胜利，却从未配合国军打过一场对日军的硬仗。他们“对国军只要有任何机会，伏击、偷袭、攻坚、分化、掠夺人枪资源，从不放过。如鬣狗秃鹰，凶残猎食，群攻死咬……”59 守在苏北的国军因此而处于三面受敌的危境，他们白天要与日军和伪军廝杀，夜里还得提防共军偷袭。通观世界战争史，哪一国哪一族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日子，会有这样趁机造反，自相残杀的现象？1939年4月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毛泽东在会议上聼取刘少奇的报告，他最后确定“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60 毛此后不断从延安窑洞向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电指令，让他们在苏北放手发展，把血战台儿庄的国军韩德勤部锁定为鬣狗群咬的目标，尽一切努力夺取江北那一大块地盘。在此期间，新四军不断与国军制造摩擦，交火中时有斩获。1940年10月初，毛泽东电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陈毅部，在黄桥一战，围歼韩德勤部，歼灭国军一万一千余人。这一“鬣狗行动”实属恶劣，一下将国共摩擦升级到局部内战的地步，最终招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俘，新四军番号被正式取消。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公开破裂，让日军和伪军在一边看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自相残杀的热闹。
蒋介石眼看着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日渐壮大，他那时候唯一能做到的遏制之策就是下令新四军全部转移到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61 但毛泽东却认为蒋介石此擧用心险恶，有可能置共军于国民党与日军的夹击之下，新四军一旦渡过黄河，就等于被驱赶到日军的射程之内。况且华北敌后根据地已经在养活着日益增多的八路军，大有负担不起之势，若再涌入新四军大批人马，势必出现新的麻烦。所以毛认为必须让新四军在华中打开局面，只有将黄河上下与江淮之间打成一片，对中共才是胜算。这就是新四军皖南部被指令北徙，而在接令后一直逡巡延误的战时生态背景。特别是项英本人，因带兵在江南一带游击已久，舍不得丢下所占的地盘，一直想在皖浙赣边区开展工作，扩大根据地。自蒋介石手令下达后，连毛泽东都多次发电，促项英部北上，项英却担忧北上途中遭受伏击，并多次向军令部索要补给，因而一再延展行期。但最严重的情况是，黄桥之役共军吃了甜头，华中总部又结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十二月中旬强攻曹甸，共军付出死伤两千人的代价，却未能攻下曹甸。共军这一火上浇油的动作更加激化国共摩擦的局势，直接刺激了国军四十师军事行动中的报复因素。
新四军皖南部九千余人一直拖延到1941年1月4日夜才从安徽泾县云岭分三路出发，但他们并没按军令部调令指定的路线北上，而是向苏南方向移动。既有违令延期之过，又绕道而行，闯入禁区，因此才遭到围歼。对被歼的新四军来说，这固然是一场惨剧，但之所以导致此不幸的结局，多属国共摩擦日久，彼此已丧失互信，结果就在那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激化出致命的冲突。国军的行动更多的属于沿途防守中发生的堵截和阻击，而非预设陷阱，专伺伏击。至于说毛泽东有意陷项英于灭顶之灾，恐亦属捕风捉影之谈。毛泽东的罪责主要在于他一再电令八路军南下增援华中。在1939年12月19日的电令中，他明确发令说：“望叶挺、项英率部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62 原来毛催促项英率部北上渡江，并非出于遵从委员长手令的期限，而是要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急欲把新四军皖南部并入华中战局的最新部署。军令如山，岂是灞上儿戏！按照何应钦的电令，军令部之所以不准新四军从镇江北渡，而令其按规定路线北上，正是“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韩德勤那里正受到围攻，项英部偏向那一方开拔，怎能不引起顾祝同的怀疑！毛泽东担心新四军走规定路线会受到李品仙部在江北伏击，然而在事变发生后，傅秋涛带领的两千多人之所以能顺利突围，安全到江北的无为集结，正是因走了规定的路线，更未遭遇李品仙部伏击。项英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谓疑虑慎重反被疑虑慎重误了。他带领七千人南下茂林，兜了个大圈子，而正是在此时，他接到毛泽东电令，告诉他们“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63 新四军于是按指令踏上国军最忌讳的路线，因此才遭到围歼。战场上的情况总是千变万化，不断冒出随机的因素，一方的行动若事出突然，另一方受到刺激，自然会予以出其不意的反应，双方于是反复较量，最后便造成他们本想避免，却终难避免的结果。这就是皖南事变在国共摩擦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一步步酿成惨剧的走势，其间的实情未必如流行的阴谋论者所解释的那么丝丝入扣和十分戏剧。但不管怎么说，皖南事变的结果于国民党实在不利。国军歼灭的新四军远不足以补偿黄桥之役的损失，反给中共抓住顽军“制造摩擦”的把柄。周恩来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惨情叫喊得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给蒋介石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结果却让专靠搞摩擦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四军赢得了外界的同情。而从此以后，在所有可钻空子的地区，中共的武装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张起地盘。
九
毛泽东的抗战策略虽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他从来都不忧我们中华亡国，只恐怕他们中共亡党。因此他一直对中共集团灌输他自己独特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正如芦笛所说，把他们教育得“不觉得不打日本人是耻辱，却为中共的迅速壮大心花怒放，倍感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64 另据张戎和芦笛的揭发，1939年底，在回答斯诺的新闻采访时，毛甚至赞成苏联采取占领半个波兰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说，只要能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让中共在苏联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中共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样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宁主义原则。毛这样冒失吐露玄机的说法立即引起共产国际极度过敏的反应，因为他那一席谈话不啻预告了后来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签署，苏方“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就这样在背弃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欺辱中国人民的事件则意味着他所期待的局面终于实现：让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从国民党政府的主权下“解放”出去，从而被无产阶级的祖国抓到手中。于是他代表中共发表声明欢呼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65 那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武汉、长沙相继失守的年月，陪都重庆日夜遭受日寇轰炸，毛泽东竟如此高调欢呼一个赞同日本侵占东北和苏联分割外蒙的条约，其用意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毛泽东已从红色山大王心态转化为红色石敬瑭心态了。
毛不仅置国家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于不顾，更在国难当头之际策划共军搞趁火打劫的军事行动。早在1939年底，他就在党内军内制造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的紧张空气，耸动各军头在反内战的旗号下掀起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蒋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们在反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那时候苏联再出来调解一番，好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毛图谋此先发制人的筹划，已草就请示共产国际的电报之际，斯大林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崔可夫明确表态，不同意中共与蒋介石决裂，毛自讨没趣，只好压下待发的电报。不久之后，发生皖南事变，毛泽东私下发泄不满莫斯科的言论，大閙起反蒋情绪。他以怨妇的醋意口吻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命周恩来去找崔可夫，请求莫斯科援助中共夺取兰州，以便打通苏联军援中共的道路。他让周转告崔可夫说，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毛的“飞机大炮”癡念真可谓念玆在玆，始终不渝，其纠缠不休的劲头几至死乞白赖的地步。无奈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苏联的军援只能接济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国军。季米特洛夫经斯大林首肯，给毛泽东发了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他要求毛认清形势，好好与蒋介石合作，立即调整立场，并尽快回电报告他到底作何打算。66 毛再次讨了没趣，他只好丢掉幻想，等待将来的机会。
1941年下半年的国际局突生巨变：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美国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同时也对德、意宣战。毛泽东一直敌视的英、美帝国主义现在不但与苏联结为同盟，同时也开始大力援助中国政府抗日。苏联现在自顾不暇，自然顾不上多做那些危害国民党以支持中共的事情。苏联与美、英关系的改变立即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国共冲突随之缓和下来。1942年初，刚从苏联治病返回的林彪似乎也受了莫斯科的委托，在兰州和西安与国民党高官会晤，大谈国共合作。随后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让他“必须与蒋介石直接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的误会”。蒋介石在重庆与周恩来见面时甚至提议与毛泽东在西安约谈。毛立即积极反应，表示愿意前去与蒋一晤。后经中央开会研究，派林彪赴重庆与蒋会谈。这次会谈一如往昔，特别是在八路军缩编和换防的问题上争来争去，最终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因此，不管谈多少次，不管谈判的级别多么高，结果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关系缓和，但在关键问题上，双方从来都各守底线，拒不让步。等缓和后过一段日子，一遇到外界形势的变化，关系又随之紧张起来。比如在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内部幸灾乐祸，作为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突然失去其外部靠山，毛泽东立即紧张起来。他敏感到蒋介石要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在党内发出准备打内战的号召，对外则大肆宣传国民党要进攻延安，掀起内战。其实国民党方面的军事行动多属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张而引起的摩擦，就蒋介石本人来说，他基本上还是主张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特别要在宣传上避免给外界造成准备用武力解决的印象。蒋介石深知，要取得抗日的胜利，必须联合国际的反法西斯势力，与共产党打来打去，只会在国际上败坏政府的声誉，影响到来自盟国的支持。蒋因而既要作出亲善苏联的表示，又要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每当中共搞起摩擦，大造舆论，閙得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情绪突然高涨，蒋总是陷入手忙脚乱，左支右绌的境地。他忧愤交集，百思莫解，往往苦恼到五内俱焚的程度，只有在日记中发泄几句，再自我勉励一番。在一次与国民党高层干部的集会中，他向与会者明确指出中共的动态和政府的难处。他说：“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以破坏我抗日局势，减低我政府威信，丧失我国家在国际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进攻。”而“一经用兵，无论胜与不胜，则彼之目的达成，故应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67
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抗议国民党对边区政府及各根据地所采取的封锁和包围。毛想与蒋介石会谈的冲动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蒋越来越成为他竭力攻击的靶子。无论是发表讲话还是刊登文章，他总是用更强烈的措辞反咬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把对方指责中共的口水战再反弹回去。他指责国民党说：“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藉口。”“我们向一切不愿意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意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68 两方面都在指责对方要打内战，都抱怨受到对方攻击，都说对方在造谣诬蔑……国共两党就这样的争持中反复谈判，反复闹翻，一直閙到共产党越变越壮大越强硬，有一天果真与国民党打起全面的内战。
注
1见《殷海光全集》5，台大出版中心，2009，页72、109-114.
2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见其所著《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劄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84.
4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页129-130.
5同注3，页496-497、494-495、506.
6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三期。
7参考彭德怀的《彭德怀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页216-217.
8参看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2011，页208-209.
9参看《中国记事——李德回忆录》，页228-231.
10同注2.
11李德《中国记事》，页294-295.
12参看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页48.
13参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1994，页137、125.
14参看自张太原《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见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60页。
15参看《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页30-95.
16参看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38-39、45.
17同注3，页622.
18参看注16，页322-3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332-333.
19同注15，页243-246.
20同注12，页16.
21参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345-346.
22同上，页389.
23参看黎东方《细说抗战》，远流出版公司，1995，页55.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6-48.
25同上，53页。
26 见萨沙的“和讯博客”（http://sidalin.blog.hexun.com/ ）。同时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388有关敍述。
27同注9，页303、296.
28 同注21，页410.
29同注13，页167.
30同注26.
3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页65、11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9.
32参看顾则徐《朱德别传》，页616-619.
33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389.
34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387-396.
35转引自金沖及《毛泽东传》（1893-1949），页514.
36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139.
37“陈绍禹返延后，在不同场合分别传达了史达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项重要指示：第一，史达林说：毛泽东有许多缺点，如不懂马列主义，没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狭隘经验来解决问题指导革命……由俄回去的许多干部，要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帮助他，并克服他的弱点，使他成为健全的领导。”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页248.
38同注36，页139.
39同注21，页424.
40同注36，页142-143；同注37，页248-249.
41同注21，页418.
42参看田子渝《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见《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一期。
43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539-540.
44同上，页399.
45 参看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页337-338.
46 同注36，页166.
47 同注34，页517.
48 同注32，页646.
49《论新阶段》全文见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六卷，页163-240，以上引文见页247.
50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524.
51同注36，页175.
52同注50，页541-547.
53同注6，页235.
54参看陶涵（Jay Taylor）《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上卷，林添贵译，时报出版，2010，页187-191.
55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413.
56 正如白崇禧皓电所说：“综观过去陕、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事端，实为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
57 同注8，页290.
58 这段被传为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尚未有正式文件证实：“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59同注8，页283；另见周文：《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与其凶残病变》，“博讯网站”所载“周剑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
60 《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19.
61 同上，页237.
62 同上，页242.
63 同上，页250.
64 同注8，页293.
65 据张戎所说，“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见张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页189.另见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书中的长篇揭批，页346-365.
66 参看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104-109.
67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483.并参看该书页461-505.
6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908-909、1010.
【转载纵览中国】时间：1/1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