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在房间写作小说《月圆之夜》时，三个协警前来探脚路，打听我住在什么地方，也是天意，刚巧问了我老婆。我老婆说，住在这儿，有什么事？三个协警愣了愣，表情十分尴尬，要紧转移话题，随后溜之大吉。
出这种洋相，暴露自己的贼念头，按衙役的术语，就是“工作粗糙”，我认为户籍警“汤司令”有责任，“市局领导”与那个“小孙”更有责任。要是黑夜时分，“汤司令”人衔枚、马勒口，带着这些人偷偷落实我的住处，不就完了。我的住处，只有两个出口，封住西出口，再封住北出口，我不会飞檐走壁，瓮中捉鳖其实是不费难的。要是在南面北面和东面的楼房窗台上架上机枪，把我打个马蜂窝也不成问题。要是觉得一网打尽还不到时候，装个摄像头，我的行动也在衙役的眼皮底下。
这种现象从我插队结束后，从未发生过。尽管有协警曾来询问邻居有无租房，房客有无暂住证，住了多少人，有没有缴铜钿。即使杯弓蛇影的奥运期间，把大量潜在的访民控制于常熟国防宾馆，直到奥运结束，他们也没有对我有什么露骨的举动。这次一边叫我陆先生，请我吃河蟹，一边对我贼头贼脑，有点出乎意料。
查了一下执政党的革命史，对照下来，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布控”，现在的说法就是监控，或者说，把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之中。布控有两种目的。一种是经济，比如，早期银根紧张时，看中地主老财的金银细软，就偷偷观察他们的猪圈粪坑有无泥土松动的痕迹，以便确定抢劫目标；比如，为了罚款喝蜜糖，就到处募眼线，甚至叫联防队员走街穿巷听壁脚，看哪儿有赌博活动，然后一举端掉所谓的赌窝。赌徒到了衙役手中，根据家境制定罚款数字，一万五万十万不等，不就范的，就以拘留劳教吃官司相威胁。另一种就是政治。比如，延安整风期间，下手前，先监控王实味，搜集他的材料，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最后才批倒批臭把他砍了头；比如，插队期间，监视插队青年的动向，一方面叫他们上城报户口，另方面叫小脚老太，注意插青有没有回家。掌握了情况，根据形势需要，派县工人纠察队登堂入室“大扫除”。
四十年来，我不偷窃、不强奸、不放火、不抢劫，也不写“反标”上街游行和叛国投敌，我也没有行刺前来常熟视察的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可仍然生活于随时给人抓捕的生存状态中，从未得到什么安全感，以致于走路左顾右盼，随时提防衙役的跟踪与袭击，在家写作，也突然打开房门或撩开窗帘，看外面有没有偷窥。盘点了一下大半生经历，发现从来没有流氓黑社会骚扰过我，攻击我的或者对我不怀好意的动物都是来自于官方那个洞穴。起先县工纠，后来联防队，现在协警。不过，他们的后台都是衙役锦衣卫。我哪怕安分守己做良民，插队期间，仍被衙役关了一个月，03年跟朋友一次小赌，也半夜闯门，把我抓进派出所，拍照按指印，不亦乐乎，目的是勒索罚金三千元。第一次算发神经，第二次为了铜钿，这次恐怕是为了什么政治，有可能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也有可能我参加了独立中文笔会，和签署了零八宪章的缘故。
常熟地方当局，除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一般来说，对政治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今天发生的事，估计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一叶落知天下秋，从中可以感知，朝廷的心态极不稳定，宝座也似乎风雨飘摇。他们过去消灭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打击右派，饿死三千万农民，再后来迫害四类分子插队青年（连现任君主的父亲都不放过），1989年又动用野战军，以坦克子弹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现在夺地下岗，抛弃工农大众，还把作家学者律师、所有的独立知识分子当成政治上的假想敌，这都说明他们政治上的过河拆桥与孤立无援，以及不自信。联想到衙役以前关押刘晓波博士，没收张祖桦存款，最近向艾未未挑衅，并监控余杰、江棋生、丁子霖、王光泽、齐志勇……，甚至有人殴打零八宪章签名人刘沙沙，更证实了我以上判断。我起先保守认为朝廷的寿命还有十二年，现在可以说，朝不保夕，说不定明天出事，后天寿终，难怪山中高僧说，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这种接连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件，隐含着天命，其实敲响了朝廷的丧钟。2009年下半年，政变暴动，甚至死掉一个党内大佬都有可能。
在这里，我不想申辩我是六四局外人，也不想告诉他们：我不关心政治，六四期间不会有什么举动。我想，我与其申辩解释，还不如把他们当作虐待狂心理变态者，还不如把这个社会当作动物世界。再者，他们从来没相信过谁，不管人民，还是朋友，甚至自己的同伙。
江苏／陆文
2009、5、29夜10时
文章来源：博讯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