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战争,一个医生的命运——从父亲的“交代”材料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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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办完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梳妆台上方,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任何一件与他职业相关的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上世纪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一只已经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竟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尤其是在1968年开始的那场历时数年“清队”运动写下的文字。那是是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许多人熬过了镇反、土改、审干、反右、反右倾,熬过了“四清”,甚至熬过了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却没有熬过这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的清洗与镇压。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强忍痛楚,将父亲的那些文字读下去。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悲怆令人激动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导致数省大迁徙的“湖广填四川”,也用了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的诗书耕读者。上个世纪初,他们自洽自得的日子,被一次改朝换代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生活中。

祖父那一辈在几次不成功的投资经营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个,就是我祖父。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也正在学业攻读之中。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的阴影步步逼近。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行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

淞沪血战三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12月南京沦陷,日军紧接着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打响。

父亲提前结束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二叔胡家镛的女友吴虹突击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工作。我记起童年时,几位长辈回忆往事,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武汉南大门的要冲。父亲服务的那个185师,正是扼守金牛保障后撤通道的部队。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兵力达35万余众,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武汉大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10月24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最后撤离的一支部队。

金牛之役结束,父亲随军步行到长沙,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父亲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吴虹。并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三人连同配偶,告别了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吴虹尚未满二十。堂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父亲在文革中的另一份交代中写到,他当时是在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堂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座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烽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前些年,堂姐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吴虹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劳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下来)。面容憔悴,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父亲的妻子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恬静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在战火中辗转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调苏州之后,父亲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并于1948年春上结婚。

顺便说一下,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教官,一个是校医。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则婉谢了让他留在二野医院的请求。

父亲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洲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队部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等费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

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族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负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不能打,也不能和,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这次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西撤的路线。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抱着我。父亲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当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

我想,要是没有那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烟尘中了。

见载于2015年3月13日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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