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的小说《血色浪漫》以及根据小说创作的同名电视剧，[1]塑造了以钟跃民、张海洋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子弟出身的玩主形象。作为在大院中生活、成长的高干子弟，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红苗正，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他们的父母都是曾经的军队高级将领，解放后成为当然的国家或军队高级干部/将领（比如剧中男主角钟跃民父亲是副部长，女主角周晓白的父亲是大军区司令，上将），住在具有特殊权力标记的“大院”内。
一、大院与大院玩主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这个语境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文化塑造的）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比如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加上高高的围墙和威严的警卫，大院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大院不是租界胜似租界。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2]曾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则这样谈他的北京同辈：“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3]
王朔小说较早对大院和大院文化进行了描述。在王朔看来，大院和大院文化并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王室或士大夫特权的延续，“与老北平号称文化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4]自称是在“大院文化”中长大的王朔，把大院文化归入“革命文化”，指出“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5]这种中国式“革命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国式特权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民粹主义（蔑视知识精英）和特权意识（蔑视平民百姓）的奇特混合。简言之，大院文化的对立面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底层文化。
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一位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这些“贵族”学校里的情况：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6]
大院子弟家庭内部的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父辈们常常带着明确的培养接班人的目标对子女进行教育。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除了最机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以上干部的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7] 因此，大院子弟通过自己的这种特权地位从小就谙熟中国政治的本质，具备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陈建新曾经这样分析这批血统高贵的红色贵族：“大院是传统体制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之下，大院玩主们享受着计划经济和父母特权带来的种种优越感，衣食充足，前程坦荡。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混迹于街头、溜冰场、影剧院，无忧无虑地‘拍婆子’、做着当时保守的平民世界无法想象的滥情游戏。与此同时，对权威的挑衅姿态、脱口而出的政治语言，又无时不在标榜着他们早看透了中国政治游戏的本质。”[8]朱大可也认为：“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9]
正如陈建新说的，这种滋养，使大院玩主自命不凡，“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10]在多数“大院子弟”作家的回忆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都是充满“阳光”的，尽管也有某些亲情缺失带来的寂寞，但是总的说来是“灿烂的日子”。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相比，较少有阴霾和压抑。这种“灿烂的日子”最主要是来源于作为新政权主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与这种自豪感优越感相关联的是对国家大事的热切关注，对政治问题的积极参与，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精英意识。[11]作为过来人的陈凯歌对“文革”前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12]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李援朝就是一些典型的大院子弟。但和其他大院子弟不同的是，这些人的父母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暂时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当然也没有因此沦为真正的贫民）。这使他们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既不是得势的高干子女，除了在“文革”初期那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处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边缘（在“文革”遭到否定之后，这点反倒成为他们从政的重要政治资本）；同时，他们也不是栖身小胡同中的贫民百姓（亦即作品中以李奎勇和小混蛋等为代表的“小流氓”），而是暂时靠边站、暂时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干部子弟，类似暂时落难的公子哥。
当然，暂时靠边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认清了“文革”的本质而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了从政的念头，[13]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不同于当时占据主流的当权派的政治理念。实际上，《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李援朝这帮人，在“文革”刚开始时都是政治活跃分子，是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兵”），最早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但有强烈的特权意识，更有突出的参政意识（更准确说是接班意识）。他们鼓吹“血统论”[14]，搞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包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由于错误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他们理解的“文革”是像反“右”那样整治知识分子，而不是揭发“党内的走资派”），他们很快被边缘化。到了1966 年7 月下旬，他们的爹妈很多被打成“黑帮”，接受审查。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秘密组织了“联动”( 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冲击公安部。“联动”覆灭后，他们被扣上“保皇党”的帽子，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着板砖、菜刀，骑着自行车，狼群般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变相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群殴、溜门撬锁、“拍婆子”（即搞对象）。[15]
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不同于那些当时得势但后来证明犯了“错误”的干部子弟）。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文革”结束后，被边缘化的老干部们除了个别被整死的以外，绝大多数回到了权力中心（并且带着附加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波西米亚式、嬉皮士式的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
二、“少主”的荒唐岁月
暂时的边缘化使得钟跃民、张海洋等人在“文革”开始不久很快退出政治中心，加上当时的学校教育几近瘫痪，法纪荡然无存，全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这些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开始了自己的荒唐岁月：游手好闲、溜门撬锁、“练架”（打架）、“插人”（用刀子捅人）、“吃佛”（盗窃）、“拍婆子”（搞对象），等等，开始做起“玩主”来。但从长远眼光来看，这段暂时的边缘化经历并不影响他们在未来重返主流，事实上还使得他们避免了“政治错误”，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参加上山下乡，接触下层人民，没有留下“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污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终将重返执政之路的“少主”们，因其短暂的玩主经历而获得了一种貌似波西米亚的叛逆色彩（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这是一般的特权阶层没有的。用罗芸的话说，像钟跃民、袁军这样的人“挺有性格，有点儿特立独行的劲头。”（《血色浪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或者说，他们是些有情调的、会玩的“少主”，他们懂艺术，趣味高雅，喜欢以“嬉皮士”和“垮掉一代”相标榜（详下）。
秦岭和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曾经有一段关于“大院玩主”身份的很有意思的对话：
…………
钟跃民严肃起来，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他问道：“秦岭，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的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味，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钟跃民说∶“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秦岭淡淡地说：“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就象《在路上》里的狄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什么错。” （《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96-197页）
对于秦岭的这番评论（实际上是赞美），钟跃民深以为然，“他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秦岭提到的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很时髦，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这些书。钟跃民直言自己“羡慕狄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对那些正统革命说教、刻板教育看起来好像甚为反感。
就这样，他们的玩主生活被赋予了“特立独行”、“反对正统说教”、“追求个性”、“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使得他们显得更有文化，并更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认可（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精英知识界看来，这种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和高雅气质才是真正的文化，是那些粗俗的权贵阶层不具备的）。
作为既在实质上享有特权、又在表面上蔑视特权的独特群体，这些“会玩的少主”的一个变态嗜好，就是扮演穷人。这是他们的贵族游戏之一种。《血色浪漫》中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的那次讨饭。他们的讨饭像过节：“往年讨饭的农民都很安静，他们在乞讨的时候都是小声哀求，绝不喧哗。可今天这支讨饭队伍如此气壮如牛，就像谁该他们的。”（《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0页）妙极了！在他们那里，讨饭简直就是一次狂欢化经历，他们“穿着借来的四处露棉花的破棉袄，腰里扎着草绳，一手端着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棒。”（《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0页）钟跃民边唱京剧《红灯记》边要饭，郑桐专门利用讨饭的机会追女孩，就连同为知青的曹刚也看不下去，责问“你是要饭呢还是抢人呢”。再看钟跃民的要饭语言，简直就像天桥杂耍艺人那样妙语连珠：“父老乡亲们，大爷大娘们，我钟跃民到此地，讨饭谋生，请乡亲们多多包涵，有钱您就捧个钱场，没钱您就捧个人场。”（《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0页）以至于被郑桐讽刺为“你他妈的哪儿是要饭的，这是天桥卖大力丸的。”（《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1页）大院玩主的要饭过程整个就是一场闹剧。到后来要饭干脆变成了明抢，不给吃的就打人，追着人家满地跑。钟跃民嬉皮笑脸地追一个妇女，人家丈夫以为是调戏他老婆，拿着家伙要打架。后来又因为有两个知青偷腊肉被抓，钟跃民他们和当地居民大打出手，这一天于是成为“钟跃民下乡以来最兴奋的一天。”（《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6页）
由于被赋予了波西米亚式的叛逆色彩，大院玩主的这种流氓行径不但不令人生厌，相反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魅力，尤其深得女孩子欢心。出身名门且自视甚高的美女周晓白对钟跃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讨饭是一件既痛苦又无奈的事，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侮辱所替代，而钟跃民和正统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介事地准备卖艺街头，他们玩得可真开心。”（《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6页）而本书叙述人（也可以视为作者）的解释是：钟跃民和袁军之所以把讨饭搞得这般快乐，是因为“善于把生活当成游戏来玩”，“在游戏中发现新的乐趣”。（《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52页）而所谓“游戏精神”不就是审美精神么？
钟跃民们的“反叛性”还体现在他敢于嘲笑和调侃权贵（虽然他自己也是权贵子弟）。有一次钟跃民到周晓白家找她聊天，遇到周晓白的二哥周淮海，一个少年得志的少将。钟跃民调侃了这位少将，显得自己很不屑于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军官为伍，仿佛自己是官场的另类和叛逆者。这点深得周晓白的赏识。
但无论是欣赏垮掉的一代还是调侃权贵，实际上都不能证明钟跃民是一个真正的叛逆者。他调侃周淮海的原因是周没有打仗经历。在他看来，“55年那批将军才是货真价实的，那是打出来的。”（《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79页）也就是说，钟跃民心中的英雄标准不是政治的，而是江湖的或武林的：即使是一个枭雄和屠夫，只要是“打出来的”就会得到钟跃民的赏识。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作为革命红色后代，钟跃民的价值观与他们父辈是一脉相承的，他并不拥有自己不同于官方的政治理念。
三、有文化的“玩主”
和王朔的痞子文学略有不同的是，《血色浪漫》表面上体现出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友好态度，不但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后代郑桐（后来上了大学成为教授）在作品中是正面形象，而且钟跃民等高干弟子出身的玩主，也同样有超越常人的文化修养（王朔小说中就没有这样的钟爱文化、饱读诗书的玩主。他笔下的所有知识分子形象几乎都是反面的）。钟跃民高深的艺术修养，他对中西方音乐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周晓白（后者同样是高干子弟，同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但却没有钟跃民的那种痞子劲）。他不但精通陕北民歌和样板戏，而且能够把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阐释得精妙无比。[16]这样，钟跃民就不同于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次玩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文化的玩主”或“有文化的流氓。”[17]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所谓“文化”除了表现为爱读书、熟悉中西方音乐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之外，更特别表现为对“垮掉一代”作家迪恩的《在路上》和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情有独钟。大院玩主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喜欢以波西米亚或嬉皮士文化相标榜，以“跨掉一代”的继承者自居。秦岭与钟跃民对话时提到自己心仪“垮掉一代”代表作《在路上》中的迪恩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参见上文）。这一情节暗示：大院玩主的代表钟跃民就是垮掉一代的代表迪恩。
初一看，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趣味可是和他的红色“少主”身份有些不符。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似乎是离经叛道的趣味使得钟跃民更具魅力（同时也使他不同于周晓白和郑桐这类传统的正宗知识分子，比他们更有魅力）：由于钟跃民言行举止方面的不拘小节、率性豪迈乃至粗鲁痞气——有文化的粗鲁——他在拥有传统文化人的知识和修养的同时，又避免了传统文化人的“毛病”（比如文质彬彬，矫揉造作，虚伪，不会打架骂人等等）。钟跃民因此获得了貌似波西米亚的反叛性：脏话、粗话、暴力行为在这里全部被改写为钟跃民的叛逆、潇洒、男子气和超越性，既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娘娘腔，又摒弃了革命文化的一本正经。这里，“波西米亚”气质被征用来为大院玩主这个未来的国家栋梁进行文化赋魅。钟跃民有文化，“有诗人气质”，又没有知识分子的矫情；有胆识，有勇气，有英雄气概，又没有草莽英雄的粗鲁。这就难怪《血色浪漫》中的几乎所有女孩都特别崇拜钟跃民，视之为偶像。在周晓白眼中，钟跃民能够“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66页）这是多么美妙的双重区隔：既区别于知识分子（有浪漫而没鲜血），也区别于草莽英雄（有鲜血而没浪漫）。
遗憾的是，钟跃民在骨子里根本不是迪恩，也不可能是迪恩，《血色浪漫》也不是凯鲁雅克的《在路上》。《在路上》作为“垮掉一代”文学的代表作，其主题是所谓“在路上”：在永远流浪的“路”上，永远的无家可归。但这种流浪的基础和前提是与主流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偏离、拒绝乃至对抗，这才是“垮掉一代”精神的本质。而这种内在的反叛和背离是钟跃民这些大院玩主们不具备的。作为革命文化教育的产物，大院玩主们骨子里深刻地认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理论，他们的打砸抢行为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少主”，未来的接班人，大院玩主们的“路”最后必然通向权力宝座，他们不过是暂时“在路上”玩耍、嬉戏、调皮一下而已，这条“路”最后必定通向主流（而且即使这种嬉戏也是那样的高雅，那样的不同于底层草民和没文化的大院父辈）。
四、大院顽主的权力资源和接班人意识
表面看，好像钟跃民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了不起的波西米亚艺术家的叛逆性格和反抗气质，一种难得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游戏能力。但实际上这样的游戏能力很多人都有，只是没资格玩，或者说，没有支撑这种游戏的社会关系和权力资源。远离贫穷的人才能装穷玩，才能把要饭变成过节。即使暂时落难，大院玩主本质上仍然是“少主”，是未来的接班人，他们从来不曾被真正剥夺特权，他们只是暂时被边缘化，他们的身份优势即使在其最倒霉的时候依然在起作用，权力依然时时刻刻罩着他护着他。这是他们的痞子生活得以被审美化的前提。每每当大院玩主们游戏玩大了的时候，总是有权力集团为之开脱和保释（比如钟跃民他们在插队的县城又偷东西又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就有其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出来保护他们：知青办的马主任原来是钟跃民父亲钟山岳的警卫员。准确说，这些人不过是钟的奴才）。被暂时悬置的特权总会在关键时刻（比如回城、提干、入党、当兵等等）出场护驾。
这样，即使大院玩主暂时混迹于社会边缘，与三教九流为伍，他们与一般的社会混混的身份差别依然得到保持和延续，他们不仅有政治特权，而且有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体现在只有他们才能阅读“灰皮书”“黄皮书”，接触欧美古典音乐，欣赏现代派小说，从而为自己增添了一点“异端”和“反叛”的浪漫色彩。象征革命的“血色”与象征叛逆的“浪漫”都是大院玩主的身份象征和优越标志。“文革”后期（差不多从1968年年底开始），他们过了一段貌似“痞子”的生活——下层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高级“玩主”生活——之后，开始插队、当兵，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加上各种各样的政治资源（他们的父母基本官复原职，即使有些在“文革”中死去，也有叔叔伯伯们照顾着），这些人很快回到社会主流：或最先被推荐上大学，或入党、当兵，成为政界或商界的新宠，或成为心系天下的道德圣人。总之，他们在政治和道德上都获得了质的飞跃。
这样，暂时脱离政治权力中心虽然使得他们的生活带上了些许“波西米亚”的色彩，未来的执政者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波西米亚”浪漫时光，但他们并不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的反抗性和颠覆性。他们看起来很邪门的举止实际上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僭越，而是短暂的胡闹台、寻开心。作为红色革命家的后代，他们压根就不拥有与官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理想和政治理想，就象他们的父辈，即便政治上靠边站了，但却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异见分子。他们从根本上并不反体制，更不反特权。相反，他们那些貌似越轨的反抗、僭越行为，实际上处处得到体制和特权的关照。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意识是明确和强烈的，事实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另类，红色“少主”的身份意识和特权意识是大院弟子自我认同的核心，对此他们十分清楚，十分敏感，也十分在意。小说写到：1968年年底，面临毕业的钟跃民、袁军等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不能参军。为此他们“大为恼火”，找到学校政工组说理，因为“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钟跃民坚持认为，自己“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出身”。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赞成对“黑五类”的歧视，只是不赞成对于自己的歧视，不认为自己是“黑五类”。
这种身份和特权意识使得他们无法、也绝不甘于把自己真正混同于底层痞子。借用王朔《动物凶猛》中一个大院子弟的话说：“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18]《动物凶猛》描述了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如何的与众不同：
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
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
许逊递给我一支“恒大”烟，我便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也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19]
军大衣是特权的明确标志，抽烟、“拍婆子”、打群架也是他们高人一等的表现。[20]除了梁都的《血色浪漫》（电视剧与同名小说），王朔的《动物凶猛》（以及据此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的就是这些大院弟子、大院顽主的生活、心态和价值观，体现的就是这种大院文化（即使有时候主人公不是大院弟子）。[21]
除此之外，大院玩主的“接班人”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即使在那些游手好闲的日子里。想当年这群干部子弟为什么会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口号？这是和他们的红色江山接班人的身份和接班意识紧密相关的，他们本身就是“英雄”的儿子。他们的接班人意识还和所谓“反修防修”纠缠在一起。从1963 年开始出现了所谓“反修防修”运动。苏联的“变修”，使毛泽东意识到，必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必须防止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官方报纸颇具危机感地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22]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合格的接班人呢? 当然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父辈正在老去，强烈的江山意识和血统观念，使这些大院子弟觉得自己是天然的接班人，肩负着“舍我其谁”的伟大历史使命。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
在《血色浪漫》出版/播出之后，不少评论家用道家思想解释作品及其主人公钟跃民。比如认为这部作品用游戏化的方式描写“文革”，主人公用快乐的心态进行游戏，好像钟跃民这些顽主都不屑于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23]这个解释并不合乎钟跃民们的性格（详下）。
五、大院玩主与底层痞子的二元对立叙事
如上所述，大院顽主本质上是特权阶层，是暂时落难的“少主”。这就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混同于真正的底层痞子（在《血色浪漫》中以李奎勇和小混蛋为代表）。他们不仅总是竭力把自己区别于“黑五类”，而且也明确知道自己和底层贫下中农（底层痞子）的差别，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虽然暂时不再是“干部子弟”，但是他们心里仍然以“干部子弟”自居，专横跋扈的“太子”性格没有变。他们视自己的特权为理所当然。当钟跃民的胡同玩主朋友、下层痞子李奎勇质疑大院子弟“凭什么从小就能好吃好穿、上好学校”时，钟跃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们的爹妈在干什么? 这会儿要讲平等了? 早干吗去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大院玩主们看似叛逆的行为中根本没有自由与平等的诉求，他们为自己辩护的那一套和古代皇家贵族的家天下思想没有两样。在一次次血战中，这些大院玩主结成了深厚的感情，维护着大院弟子的集体特权身份，维护大院体制的合法性和神圣尊严。与传统的江湖义气不同，大院玩主间的感情建立在相互间政治身份和“高贵”血统的认同基础上，即使某人的父母被打成了“黑帮”，也不妨碍他们间的这种认同感。[24]
贯穿《血色浪漫》的是大院玩主与胡同/底层痞子之间的二元对立叙事。这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他们间的冲突不是比赛谁更“拔份”，而是血缘身份决定的等级冲突。钟跃民的那个出身贫寒、只有初中毕业的战友宁伟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大院玩主，引注）属于一特殊的圈子，这个圈子看似无形却很严密，外人是无法融入的，即使你很有钱，特别想他们接纳你。”（《血色浪漫》，2007版，第385页）。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在以李援朝为首的大院玩主与以小混蛋为首的底层痞子的较量中，大院玩主与他们的父亲一样，“从来不喜欢单打独斗”，他们谋略高超而且组织严密；而底层痞子则显得头脑简单，毫无策略，单打独斗，全凭匹夫之勇。因此，“小混蛋”落入李援朝设下的圈套、被无情地清除几乎成了必然的结局。这段叙述验证了大院玩主相对于胡同痞子的优越，这种优越来自于他们继承的父辈身上优良的革命斗争经验（在另一部表现大院玩主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大院弟子高洋、方言们毫不掩饰自己在血统上的优越感，正如电视剧中他们唱的：“多谢了哥们儿，都是血统高贵的； 多谢了哥们儿，都是好样的。”
在《血色浪漫》中，钟跃民等对于“底层”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底层痞子”（以李奎勇为代表）的态度和对部队“底层”出身的官兵的态度（以吴满囤为代表）。大院玩主和胡同底层痞子之间的冲突（打群架）背后，有阶级和阶层的冲突：李奎勇、小混蛋等原先对于大院玩主充满仇视，即使成为“哥们”之后，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血色浪漫》写到了钟跃民等大院玩主和底层痞子（李奎勇、小混蛋）之间的友谊，但这种所谓“友谊”明显带有恩赐味道，即使在关爱中也夹杂藐视（这点在钟跃民后来一次次地“救济”李奎勇和插队战友的情节中表现得极为典型）；而李奎勇也很明白自己和大院玩主之间的等级差别：“我算想明白了，人不能跟命斗。我就是这命。和你们干部子弟没法比，李源潮他们惹出了天大的事，结果怎么样？还都出来当兵去了，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不服气也没有用，该插队的还得插队，这才是我们的命。”当钟跃民反驳说“奎勇，我不是也来插队了吗？”的时候，李奎勇很明确地回答：“你不过是一时走了背运，早晚你得远走高飞。”（《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200页）结果证明李奎勇的分析是对的。尽管钟跃民最后好像选择了干个体户、开出租车、摆煎饼摊，但这实际上不是他的无奈选择，而是他想体验体验（他先是拒绝了去刑警队，后又拒绝了大型国企高管的职务。这些都是李奎勇他们不可能拒绝、没有资本拒绝的好职业。这种拒绝是需要资本的）。
当然，下层出身的李奎勇虽然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却不能把它理论化，而是归结为“命”。他甚至没有质疑过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而钟跃民则是对此假装不懂：“钟跃民很苦恼地说，奎勇，我就不明白，咱们从小学到现在相处一直挺好的，怎么一说起家庭出身就总是谈不拢呢？你总是用一个旧社会穷人家孩子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地主家的少爷。”（《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200页）这种攥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还见于钟跃民和李援朝的一次对话。在那次对话中，已经当上大型国企老板的李援朝希望钟跃民加盟，并直言这样做是为了利用钟跃民父亲的特权拉客户。钟跃民“对他的话感到匪夷所思，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做生意还有这么多门道，以前他连想都没想到一部中国革命史能和做生意发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 （《血色浪漫》，2007年版，354）。很难相信这个细节的真实性。商业和权力的纠结关系在中国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以钟跃民的智商和见识，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奥妙。但小说对钟跃民的这种“弱智化”处理目的在于突出钟跃民的纯洁性，这是他的最后成圣所必须的道德资本（详下）。如果说底层民众对于权钱关系的无知是傻，那么，在钟跃民那里这种“无知”就是可爱了（因为他本人就享受着特权，享受着特权又不知道特权，这是多么高超的境界啊）。
钟跃民和底层的不平等关系还表现在他们和底层出身的士兵、知青战友乃至基层干部的关系上。钟跃民、张海洋与底层出身的吴满囤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奴、主仆关系，吴满囤就是他们的仆人、佣人。他们的一大嗜好就是耍这些下层人玩。但同时，下层人吴满囤的一个奇特的道德功能又是激发大院玩主的良知，借以表现出后者宅心仁厚的“明君”本质。钟跃民、张海洋的偷鸡事件被吴满囤不得已“告发”后，惨遭钟跃民和张海洋的毒打（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毒打之后他们又深感内疚，觉得自己“做的太过分了”，“第一次有了做亏心事的感觉”，“第一次学会了忏悔”。（《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241-242页）
大院弟子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他们和地方或部队的基层领导的关系上。这些基层干部看起来好像是管着大院玩主，但实际上大院玩主根本就看不起他们，甚至蔑视他们，不把他们当回事，经常恣意取笑，处处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比如当他们获悉自己插队的大队支书常贵克扣知青口粮后这样吓唬他：
（钟跃民）“支书，你的案子犯啦，县公安局马上要来咱村抓人了，支书，你长这么大没坐过小汽车吧？得，这回你可露脸啦，小车一坐，屁股一冒烟，全村的老少爷们儿给你送行，咱村谁那么风光过？”
常贵呆了。
郑桐插话道：“支书，你没进过局子吧？我在北京进去过，哎哟，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心里哆嗦，一进去，人家二话不说，小绳儿一捆，蹭的一下，把我吊房梁上了，当时我就哭爹喊娘啦，受不了哇，谁承想，这还是最轻的，老虎凳你听说么？八块砖一垫，你那腿就跟面条儿似的弯过来……”
钟跃民推心置腹地说：“常支书，咱们爷们儿平时混得不错，这事要是搁在旁人身上，我们才不管呢，你听说了吧？这次我们去县里讨饭，把事情闹大啦，县里正准备查处利用职权克扣知青口粮的村干部，县委书记还点了你的名，说石川村的常老贵最坏，克扣的最多，除了经济上的问题，好像还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是不是？郑桐？”
“没错，常支书，有人反映你经常利用职权调戏村里的婆姨，还和村东头儿的张寡妇有一腿，你糊涂啊支书，这年头儿哪儿犯错误都不要紧，就是裤裆里那东西不能犯错误，这次县里要严肃处理你，我们哥俩冒着生命危险来通风报信，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咱爷们儿平时混得不错吗？”
钟跃民接过话来：“支书啊，趁公安局的人还没来，你有什么后事要交待？你得快点儿说，你放心，你的娃就是我们的娃，我们吃干的，就决不能让他们喝稀的。”
郑桐附和道：“对，你的婆姨就是我们的……”
“郑桐，你他妈辈份乱啦，支书的婆姨是咱们婶子，咱们拿她当婶子养，实在不行，咱就给婶子再找个主儿，就算娃们姓了别人的姓，也比饿死强。”
乡下人经不住这么吓唬，常贵吓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结结巴巴地哀求道：“跃民啊，郑桐啊，我……我是扣了你们的口粮，是……是扣得狠了些，可咱村不是穷嘛，乡亲们饿怕啦，我觉着，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娃，还能饿着你们？公家不能不管……”（《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73-174页）
在此，大院玩主的优越感、高超智慧以及卓越口才和农民常贵的低能、胆小、猥琐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到了部队后，袁军、周晓白、罗云等对于班长、连长和指导员吴运国也极尽调侃和嘲笑之能事。（参见《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180-181页）原因并不是他们有天生的讽刺幽默挖苦才能，而是因为他们高贵的出身与特权。
六、道德圣人及其政治觉悟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大院玩主形象的基本轮廓：出身革命世家，根红苗正，认同主流价值与体制并自觉以“接班人”自居，有强烈的参政掌权意识。虽然在“文革”岁月曾经荒唐过、潇洒过乃至胡闹过，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历史的误会。不仅如此，这段特殊岁月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的可爱之处，使他们显得更有文化和品味。
大院顽主们的职业虽然并不相同，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归宿，但是基本上全部进入了体制，掌握了各种社会资源，成为了精英：郑桐上了大学，成为大学教授；张海洋从政，先在部队提干，再调到军部机关，接下来就是进入北京总部机关（不要忘记了，他的火线提拔靠的是父亲的关系，其所在部队的首长都是他父亲的部下）；周晓白很快成为北京某军区总部医院大校副院长（同样不要忘记了，这得感谢她的父亲，一个大军区正职军官，1955年的中将，周晓白的几个哥哥全部是少将），李援朝经商成为大型国企老板。
比较不同寻常、因此值得我们花费一些笔墨分析的，倒是钟跃民的最后归宿。钟跃民复员后的经历是戏剧性的：先摆煎饼摊，后开出租车，再后来是在李援朝的公司做部门经理，最后自己经营饭馆。咋一看，这个大院弟子的代表人物、才华最为出众而且也不乏社会关系的玩主，居然结局颇为落魄，无甚出息：既没有捞个一官半职，也放弃了经商机会。而他开饭馆成功之后选择去新疆做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举动。
这似乎不是一个红色革命接班人应有的归宿。
难道是作者的疏忽或败笔吗？
我以为不是。相反，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实际上给了钟跃民最高的礼遇：成圣（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设定的价值秩序，圣高于王，更高于商）。作品告诉我们，钟跃民决不是缺乏从政或经商的天赋，复员时他已经是营长，加上家庭的特权地位，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迅速成为高干或将军。他是自己主动放弃了从政之路。他也放弃了做一个官商的机会。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钟跃民桀骜不群的个性使然，实际上却是作者的精心安排：让钟跃民成为道德境界和政治觉悟兼备的“圣人”。
为此，作品的最后几章安排了很多情节表明钟跃民在道德境界和政治觉悟上的飞跃。
首先，在成功经营好了自己的餐馆之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到新疆沙漠收集干尸的计划（这属于他的业余爱好），转而全力接济自己的知青战友。这说明他以普济众生的道德情怀超越了一己之兴趣。而且钟跃民的这一举动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些知青战友全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用他的女友高玥的话说：“这些人对他毫无帮助，几乎每个人都需要他的帮助。”（《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4页）。类似的例子还有：钟跃民长期救济战友吴满囤的父母；钟跃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送给身患癌症的李奎勇，等等。钟跃民的这些哥儿们无不对他感恩戴德（顺便指出，钟跃民道德境界的这一提升在作品中表现得并不突兀，早在小说的前半部就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大院玩主虽然有些顽劣，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好人。
其次，在故事最后，钟跃民还超越了自己身上的哥们义气，使之服从国家大义和法律理性。他深明大义地帮助张海洋击毙了作为罪犯的宁伟（张海洋原先说他“讲义气不大讲原则”，错了），同时又充分表现出对于作为哥儿们的宁伟的兄弟情义。作品大量表现了钟跃民在抓捕宁伟过程中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真可谓情理兼顾。
第三，钟跃民表现出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在当兵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保卫共和国的战争，表现出对祖国的忠诚；而他最后的选择是：为保卫祖国的环境资源，志愿加入到反偷猎的队伍，到新疆地区保护自然环境，成为国土资源的保卫者。
因此，表面看来，钟跃民好像是一个不肯进入体制的异类，从政和经商对他来说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的结局好像也远不如张海洋、周晓白这些进入体制的人。但实际上他才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才是最高领袖：精神领袖（道德模范加思想家）。小说的结尾部分多次写到钟跃民在精神上相对于张海洋、周晓白、高玥等人的明显优势。比如：当高玥认为他带领知青兄弟一起干饭馆是搞“慈善事业”时，钟跃民不以为然，并说了这样一番话：
其实一个人的需要并不多，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当百万富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有个安定的职业，有一份足够维持尊严的收入，能做到这些就不错了。关键是……生活应该给每一个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提供希望，你想过吗？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很悲惨的，我之所以想帮帮那些不如意的哥们儿，不是想用金钱去帮，而是想给他们希望，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5页）
这番话不但包含道德家的情感，而且富有思想家的哲理，这种抢救“希望”的事业当然超越了一般的施舍救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人；而接受钟跃民救济的那些知青则经历了精神的洗礼，集体表现出对圣人兼恩人钟跃民的顶礼膜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次为了动员知青战友一起开饭馆的聚会就是钟跃民的成圣典礼）。
可见，作为未来革命事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接班人，钟跃民的顽劣生涯必须适时中止，他的浪漫情怀必须适时升华，他必须体现出作为圣人所必备的优秀道德品质，并体现出对于国家、人民、国土的政治责任担当。《血色浪漫》最后告诉我们：这个在共和国特定时期被边缘化的“少主”，别看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其实宅心仁厚，同情民间疾苦，心系天下，他的流氓习气都是无关紧要的小节，不过表现了他的多面性和可爱之处。他不但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而且时刻准备着在共和国需要的时候当仁不让地为之献身（听听钟跃民打仗前的那番深明大义的动员令吧）。
在现场亲历钟跃民那场成圣典礼的蒋碧云和郑桐，有一个关于钟跃民的所谓“回归”（“回归“一词本身也颇有意味：丛玩主“回归”到正统？）的讨论。蒋碧云认为钟跃民“变得可爱了，也懂得关爱别人了”，“当年的流氓终于浪子回头了。”她自己无法解释这个变化： “该不是入了什么基督教之类的宗教组织吧？”（《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6页）郑桐的解释则是：钟跃民回归的是“主流文化”，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6页）郑桐不愧是饱读诗书的学者，他抓住了问题实质：“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不正是“圣人”的标志吗？
但回归“主流文化”的含义又不仅仅是拥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比这个更重要、更根本、也更合乎“主流”一词之本意的，是钟跃民学会了理解党、理解政府，和党、政府一起“分享艰难”，学会“不抱怨”。一直恋着钟跃民的周晓白也觉得他变了，成熟了，“找不到过去那个钟跃民了”。对此她也感到迷惑。钟跃民告诉她，经过对“宇宙命运”的思考，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永远不要抱怨”。（《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5页）不抱怨什么？答曰：不抱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不抱怨政府。
我这样说是有文本依据的。当钟跃民那些落魄的穷知青兄弟抱怨社会不平等，认为自己因“没权没势”而受穷时，钟跃民立刻纠正说：不对，这无关乎权势，是一种“观念”造就了穷人。什么“观念呢”？“穷人观念”（亦即：造就穷人的是穷人观念）。所谓“穷人观念”就是饥饿的底层人为了争一份免费的、价值四元的早餐而大打出手。钟跃民认为，这种自己把自己当穷人的“穷人观念”“把人的尊严丢了”，“我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尊严的人能做成生意。有了尊严，你才能有诚信，不然没人和你做生意，你挣不着钱就继续受穷，越穷越没有尊严，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后连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 （《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447页）这番让他的穷人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高论说穿了不过是食利者或特权阶层的“尊严”歪论：你的命运不是客观环境或不合理的现实、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而是你自己的“不正确”观念造成的，尊严只关乎你自己的观念而无关乎社会现实，因此，尽管我们的社会存在大量没有尊严的穷人，但我们的党和政府没有错，错就错在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这是一种只有享受着实际特权的高干子弟才说得出的糊弄老百姓的歪论。
很多评论家认为，钟跃民身上体现了道家的自由精神、游戏精神。比如陶星就认为，小说《血色浪漫》“更强调的是运动带来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最后逐渐衍变成人物内在的精神追求，并贯穿小说始末。”[25]郭金燕认为，钟跃民的特立独行体现了道家侠义风范，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路上”，体现了追求自由的个性。[26]这样的理解实在是低估了钟跃民，把他看成了一个超越政治、没有政治情怀的侠客了。看起来特立独行的钟跃民，一旦发现穷兄弟们的“错误”思想（比如抱歉现实，发泄自己对特权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受穷是因为“无权无势”），就会挺身而出谆谆教导他们：重要的是在心里不把自己当穷人，这和改造社会、改变现实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这位“圣人”的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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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说《血色浪漫》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版，2004年3月第一版，至2007年1月连续印刷11次。第二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第一版，至2010年1月连续印刷5次，这在出版界绝对是一个不俗的数字。同名电视剧于2005年9-10月间播出，孙俪、刘烨主演，引起极大反响。本文以小说为分析对象。
[2]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1 页。
[3] 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4]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1 页。
[5]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1 页。
[6] 《北京的“红色贵族”》，“北京大院的孩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chenbojun2007。
[7] 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1页。
[8] 参见陈建新《青春叙事遮蔽下的继承话语———大院玩主文学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9] 参见陈建新《青春叙事遮蔽下的继承话语———大院玩主文学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10] 陈建新：《青春叙事遮蔽下的继承话语———大院玩主文学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11] 陈建新：《青春叙事遮蔽下的继承话语———大院玩主文学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12] 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9页。
[13] 陶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血色浪漫》不同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它属于对于“文革”的“个人化”书写，理由是钟跃民这些人是处于政治边缘的，他们审视“文革”的角度是非政治化的。作者的证据是钟跃民自己对“文革”初期冲击公安部的解释。钟跃民解释说他冲击公安部“完全是闲出来的”，“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不安分的天性使然”。实际上这段话是对自己的那段造反历史的遮盖或解脱，并不合乎事实。作者没有看到：钟跃民等人的这种“个人化”的闲散“文革”岁月，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老爸靠边站了，连带导致他们也从原先最早的红卫兵变成了游手好闲的顽主。这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参见陶星：《“伤痕”的抚慰与消解——的思想意义与社会价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S3期。
[14] 1966 年7 月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15]、但非常奇怪的是，以大院痞子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一般都略去了“老兵”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很少写他们“文革”初期的“造反”经历。《血色浪漫》对这段“老兵”的造反日子就没有正面描写，只是通过主人公之口或通过回忆一笔带过。在小说故事开始的时候，“联动”已经解散（因此关于冲击公安部是通过回忆交代的），“老兵们”已经转移战场，浪迹街头，用菜刀和板砖来证明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色真理。
[16] 钟跃民对于陕北民歌的领悟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家。参见《血色浪漫》2004年版，第197-198页。
[17] 有一次，知青蒋碧云发现自称流氓的郑桐在看《法国革命史》，说了一句“我还没有见过流氓看《法国革命史》。”（《血色浪漫》，2007年版，第202页）这个细节值得重视。用郑桐的话说：“我们就是有点儿文化的流氓。”“即使当流氓也要有文化。”（同上）并坦言自己对于正统教育的厌烦“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没意思透了”（同上）。这些话在今天的读者听起来一定特有共鸣。
[18] 王朔：《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7，第199页。
[19] 王朔：《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7，第198页。重点标志引加。
[20] 旅美作家梁恒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革命之子》中也写到了他所认识的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程广的服饰：“我跟他学会了怎样从一个人的衣着知道他是不是高干子弟。就拿他来说吧，绿色的真格军服上装，宽大的蓝裤子，一双白手套，还有一双黑色灯芯绒面北京鞋，只要看到这身衣着，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位高干的子弟。他们喜欢这种配套的衣着，这象征着他们特殊的地位。”（《革命之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21] 我这样说也具有作品之外的佐证。从王朔的经历看，王朔本人从小随父母从东北来到北京并生活在一个军队大院里，因此，说王朔的文化态度是大院文化，不仅有文本的依据，也符合他的个人经历。明乎此，无论是把王朔归为通俗作家，还是严肃作家，或者认为他是既雅又俗、亦雅亦俗的作家，都是不准确的。
[22] 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 年7 月14 日《人民日报》。
[23] 陶星的《“伤痕”的抚慰与消解——的思想意义与社会价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S3期。
[24] 陈建新：《青春叙事遮蔽下的继承话语———大院玩主文学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25]陶星：《“伤痕”的抚慰与消解——的思想意义与社会价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S3期 。
[26] 郭金燕：《从钟跃民看儒道兼融的侠文化精神》，《河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8期。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