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健忘的。在昔日庞大的苏联帝国崩溃十多年之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俄罗斯人能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某一位成员，百分之六十一的人甚至叫不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有人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许多人还把现今很活跃的一些政治人物当作其中的成员，如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丘拜斯、盖达尔、基里延科等人，更可笑的是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不幸被列入其中。而当年那些真正的阴谋家们，多半都被大家所遗忘，知名度最高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记得他的民众只有百分之十五。而正是“八·一九”事件，直接导致了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那一天，愤怒与恐惧、抗争与顺从、失望与希望、邪恶与正义、光明与黑暗……全都纠结在一起。那一天，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被划上休止符；那一天，一套巨无霸般的政治架构突然化为齑粉；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照耀到古拉格群岛的每个角落。一群普通人走向领袖的座椅、一群领袖沦为平民的身份，所有国民的生活也都由此发生剧变。未来有许多是未知的因素，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自由降临了。
如此重大的事件，却被人们悄然忘却——甚至包括这出伟大戏剧的主角戈尔巴乔夫。被迫退出权力中心之后，戈氏成立了新的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然而，戈氏本人在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只获得百分之零点五的选票，他所领导的党在一九九九年底的议会大选中没有获得任何议席，对俄罗斯政局无足轻重。对于这样的结果，戈氏的心中一定是百般滋味俱全，但他确信这样一个事实：他带来了自由，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领袖和民众都需要付出不同的代价，如同学者切尔尼亚耶夫所说：“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输了。作为救世主，他将载入史册，救世主的命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里，用“救世主”来定义戈氏未免过于夸张，用“先知”这一说法也许更为贴切。俄罗斯《文学报》如此评价戈氏的历史贡献：“他打破了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历史继承性，按照奥威尔的说法，这种专制制度，即‘权力作为目的本身’乃是极权主义国家存在的惟一意义。他的失败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的不成功是他的立场。”换言之，他被忘却，是他的光荣。曾在苏共外交机构在担任要职、并出任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后来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这是俄国国内第一部关于戈氏的个人传记，将其与戈氏本人的自传参照着阅读，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戈氏所领导的改革的脉络、戈氏事业的成败及其历史意义。
戈尔巴乔夫是谁？有人认为他是泱泱大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掘墓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家。有人认为他的过错在理想主义，在于对“民主的自动作用”的浪漫信条，有人则认为他是在一个习惯沙皇和暴君的国家里不够果断的领导人。那么，那种看法更接近真实情况呢？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格拉乔夫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他发现戈氏的出现和掌权是历史的必然：克里姆林宫连续经历了三场葬礼之后，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老朽治国”的状况了，于是在政治局中最为“生气勃勃”的戈氏自然而然就脱颖而出。戈氏带领苏联走上变革之路，这是昔日赫鲁晓夫不敢迈出的步伐。赫鲁晓夫有限的改革，导致自己在政变中被逐出权力核心；而戈尔巴乔夫突破所有禁区的改革，则终结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本身的寿命，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亦不复存在。这需要超人的勇气。格拉乔夫高度评价戈氏的历史地位：“改革的经历中，有靠传主戈尔巴乔夫的倡导、政治勇气和对选定目标的执著追求作保证的无可争议的成就。他所选定的目标是：民主，法律至高无上和国际关系中不接受暴力。”我在俄罗斯访问期间，接触到各个阶层的民众，大部分人对戈氏持比较正面的评价，认为他是“有缺点的好人”，在前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中，惟有他享有较好的声誉。
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的辩护者。在污水横溢之中，戈氏需要这样一个辩护者，他也有资格获得这样一个辩护者。在香港凤凰卫视为戈氏拍摄的记录片中，我看到这样的画面：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健步如飞地步行在红场外的道路上。戈氏失去了帝国，失去了妻子，居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幢普通别墅中，他的事业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戈氏告诉记者，他对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一九九一年年末，在告别政坛的讲话中，戈氏自豪地对自己的执政生涯作了总结：“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富强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此时此刻，从未给任何人当过助手的柳巴尔斯基，主动来为失去权力的戈氏服务，戈氏再也不能给他什么，他夸奖戈氏，不是因为意图，恰恰是因为结果：“首先我想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自由所做的比任何别的人都多，我们未能充分地利用自由，这不仅仅是他的错。至于戈尔巴乔夫并不都是自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带有相反的意图，这并不重要，归根结底，历史上只对结果作出评价，而他超过了所有的期望。”这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对于惟权力论者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谜。他为什么会启动改革呢，既然他知道改革终将改到自己头上？戈式的改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一时心血来潮？是对历史命运的自觉，还是一种身不由己、半推半就的策略？有一位持“新左派”立场的中国学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戈尔巴乔夫顺从了西方帝国主义搞垮苏联的阴谋，他为此而追悔莫及。”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它显得那样无知与可笑——不是谁搞垮了苏联，而是极权制度无法适应历史的发展。戈氏从来没有感到“追悔莫及”，在回顾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的时候，他百感交集地指出：“当时要背十字架。即使到了忍受不了的时候……”对此，格拉乔夫分析说，即使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最高元首的职务的时候，也是整个体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说法有点故作惊人之语的味道，但它揭示的却是实情：被苏联当局放逐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早就看透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执政者有一颗类似持于不同政见者的心灵，这一身份一直保持至今——如今在野的戈氏在批评新政权时，说自己是受了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的鼓舞。
当然，戈氏也深受时代的限制，格拉乔夫指出（戈氏本人后来也意识到）当时的改革存在两大失误：一是未能及时将党一分为二，即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戈氏一味走调和主义路线，结果造成了党内健康力量被那些癌细胞所吞噬。戈氏没有料到党政系统的“中间环节”在改革道路上会成为如此严重的障碍——这是褐色的官僚化的党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它阻碍着锐意改革的领导层与愿意热情支持他们的大多数民众的重新组合。戈氏不敢冒“分裂党”的危险，一直企图充当左右两派的调和人，却加速了党的溃败。其次，戈氏未能下定决心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三心二意。正如戈拉乔夫所论述的那样：“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隙的出现，不仅是由于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是由于他们起初在这个领域干脆是在往后退。”这两大失误使得戈氏的改革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当历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时候，他只能退位让贤。
权力不是某个人终身享用的私有财产，权力理应交接和流转。失去权力、放弃权力，不是生命的末日，乃是一个新的开端。在那部凤凰卫视为戈尔巴乔夫所拍摄的记录片中，受中国式的“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制约，其调子显得哀婉而低沉，仿佛戈氏的平民生命是一个悲剧。我却发现，戈氏的平民生活其实过得相当充实和愉快。只有在谈到刚刚逝世的妻子赖莎时，他才流下了哀恸的泪水。戈尔巴乔夫去大学讲学、去世界各地考察、写作回忆录、回老家看望亲人……他的退休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戈氏的外孙女成为欧洲最出色的时装模特儿，他为她感到骄傲——他的家庭没有像斯大林的家庭一样，斯大林最后孤家寡人，心爱的女儿投奔西方，并对父亲大加辱骂，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即便掌权到最后时刻又有什么乐趣呢？儿孙满堂，儿孙个个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名曾经担任过专制帝国元首的老人最大的幸福。戈氏给予人民以自由，也给予自己以自由——这就是历史给予他最为慷慨的回报。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软弱的人，格拉乔夫却认为：“戈氏选择民主说教和公开性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主要工具，违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忠告，拒绝‘秘密和威望’（况且他知道俄国执政者的‘威望’往往仅仅通过非同寻常的暴行来赢得），在许多人眼中他变成了‘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担当不起肩头的重担。”与那些信奉暴力机器的人相反，戈氏毅然放弃在国外和国内炫耀乃至使用武力的帝国传统，这并不能说明他是软弱的人，相反这一选择凸现出了他具有罕见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八·一九”政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政变者将苏联总统一家人囚禁起来，逼迫总统在辞职信上签字时，戈氏断然拒绝。瓦连尼科夫将军以军人的直率确切地说明：“不是必须靠边站，而是下台。”戈氏没有在威胁面前屈服，他斥责他们说：“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戈氏没有丧失领袖的尊严。
是的，戈尔巴乔夫被遗忘了，但他安于被人民遗忘的命运。今天的俄罗斯，有人对现状满意，有人则不满意；有人参与投票，有人拒绝不投票；有人痛骂新总统普京，也有人赞美他。最关键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再没有人担心晚上会响起克格勃那可怕的敲门声，再没有一个无时不刻地盯着所有人的“老大哥”。戈尔巴乔夫虽然遭到了叶利钦的“逼宫”，但他们的权力基本上是和平交接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从沙俄一直到苏联，什么时候出现过权力的和平交接呢？哪个下台的领袖能享有“被遗忘”并安详晚年的权利呢？当年，失去权力的赫鲁晓夫，门外时刻停着一辆克格勃的轿车。勃列日涅夫不准赫鲁晓夫在苏联境内出版其回忆录，赫鲁晓夫不得不通过外国记者将手稿的影印件带到西方。该回忆录在西方出版之后，赫鲁晓夫立即受到苏共中央的恐吓，威胁说要取消他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他不得不表示屈服，那时何等的羞辱。而戈尔巴乔夫缔造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开端，他也享受着自己所种下的树所结出的甘美果实：他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和西方同时出版回忆录和其他评论文集，他还可以自由地到国内外的大学和各种学术机构去演讲。
戈尔巴乔夫被人民遗忘了，但这恰恰是他的光荣与幸福。当然，某些专制国家的领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他们有另外的一副天平——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所在。那些宁死不放弃权力的独裁者们，或者如萨达姆一样被本国法庭处死，或者如米洛舍维奇一样死在海牙国际法庭上，或者如皮诺切特晚年辗转于若干个法庭倍受羞辱……难道这样的结局很光荣吗？与他们相反，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巴乔夫获得了一名政治家在当代世界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种荣誉远远比虚幻的权力和家属贪污腐败的机会更有价值。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