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1-15
香港占中前夕习近平高调尊孔，引来大陆知识界反弹。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在基督教家庭成长.教会生活教他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并培养了他的社会交际能力。
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香港民众启动“占领中环”，对这场“公民不服从”运动中共官媒近乎失态，称“占中”是由“外国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由敌对势力发动的“动乱”，是有“暴徒”参加并与中央“对抗”的“非法集会”？？但国际社会却高调赞扬占中和它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同时，习近平以高调“尊孔”，“依法治国”，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习近平高调尊孔知识界强烈抵触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演讲，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这是中共建政后，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席孔子诞辰的纪念会，继去年十一月习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及今年“五四”到北大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后，第三次与孔子和儒家亲近的“大动作”。一系列高规格活动的背后，透露出继续用“马列毛邓、三代表、科学发展观”统治中国的“失灵”。中共对孔子的态度，经历了全面否定、部份肯定和大力尊孔的过程。
习近平突然以尊孔来挽救已“失去人心”的局面，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抵触.例如，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九月四日《南方周未》撰文《儒家孤魂，自身何在》，文章称：“王官之学，此路不通。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为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之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社会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制度化的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之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之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行”道“的理想。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的辛苦和努力。
两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汉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在普世价值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实际已经解体，失去了社会和制度的根基，虽经几代新儒学者的力挽狂澜，然而儒家学说早已成了孤魂，只在少数失宠的精英上空游荡，不再在大地上有其肉身。
儒家文化既没将中国带入现代科学、民主的社会，更不会将中国带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也绝无可能将中国引入富强、自由、宪政民主制的国家之列。
儒家思想早已被包括中共在内的革命者文化所连根拔起，摧毁怡尽.中共改革后，儒家只是在少数学院层面中有热闹，而目前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频频吹了复兴“儒学”之风，欲想用“儒教”挽救行将“亡党失政”的中共。根本问题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眼睛向上，伴“中共”行道；还是视野朝下，为民行道？总而言之，儒家的历史与“公民不服从”的潮流几乎是格格不入。
“东方诺贝尔奖”得主大法官萨克思
十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佈：十七岁的巴基斯坦女生玛拉拉和六十岁的印度萨蒂亚尔获奖。他们均属和平非暴力主义者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践行者。玛拉拉十二岁时用笔名撰写博文，讲述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宣导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二○一二年，曾遭塔利班枪击，同年联合国宣佈将玛拉拉的生日定位“玛拉拉日”。十月十日，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还在中学上课.一九八○年，萨蒂亚尔在童工现象普遍的印度发起了“拯救儿童运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创建了“全球反童工游行”，致力于解救全球数百万遭奴役的儿童。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际，很少有人关注到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台湾唐奖。九月十八日，该奖四大奖项之一的法治奖颁给了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思。奖金高达千万人民币足以媲美诺贝尔和平奖，首次用高额奖金表彰这位独臂的传奇人物，肯定他在南非和平转型中做出并不亚于曼德拉的伟大贡献，启示人们在一国的和平转型中根本离不开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律人。
早在南非曼德拉政府上台前，萨克思在流亡的革命组织ANC工作，便协助组织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则，融入了人权保障思想，包括很多革命者都不甚理解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酷刑逼供”，在他的努力下，这条“法律”被流亡组织人员广为接受。“法治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用于报复”，萨克思本人就是身体力行者；他的一只手臂在暗杀中被炸断，但他坚持用法治理念来保障行凶者的权利。这种主张以及宽容和解的法治精神，为日后南非民主化和促成各方的和解打下了基础.
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任命萨克思为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但萨克思在日后的大法官任期内对曼德拉“毫不留情”，多次做出曼德拉的法令或行政行为有违宪法的判决.不偏不倚的判决使南非宪法法院获得了公信力，逐步恢复了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成为支撑南非法治大厦的顶樑柱。
唐奖，由台湾人尹衡樑捐资一亿美元设立，授予在法治、可持续发展、生物制药科学和汉学研究领域，所做出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个人或研究机构。
占中领袖黄之锋：在教会中长大
如今的中国大陆，对香港民众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无法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尚未认同法治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价值。二○○○年，美国总统竞选，究竟是戈尔还是布殊的票数多？类似“一人一票”的选举争议，在许多国家曾经导致过政治动荡和危机，多年无法缓和，但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院大法官与民主、共和两党派出的律师进行一一点票，结果一锤定音，布殊胜选，平息了争议，使权力交接平稳完成。类似案例也曾出现在二○○四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不服民进党的胜选结果，发动了数十万人的抗议、静坐和包围政府总部，但最终还是由台湾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官和争议双方所派出的律师分成多个小组进行点票，每个小组由一名法官和国民党、民进党各委派的一名律师组成，对有争议的选票进行一一点票，最终裁定民进党的陈水扁胜选.
此次，香港“占中”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民不服从”运动，给中国大陆的民众有哪些启示和震撼？香港是美丽的，无论白天或夜晚，青年学生和白领始终是“公民抗命”行动的主力军。17岁的中学生黄之锋成了“占中”运动的领袖之一，基督精神，带他走上了街头运动。据其接受香港媒体採访：十五岁那年，黄之锋成了“学民思潮”的召集人，成功地号召了十二万港人走上了街头反国教，是什么给了他独立发声的勇气和养分？
黄的父母亲都是爱书人，母亲从小陪儿子背默书，让他明白“看书得到的东西是自己的，你能带它一辈子。一本书可改变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学二年级时，黄燃起了政治热情，一口气读了二十多本书。教会是黄另一个家，两岁时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本幼儿圣经，父亲在客厅里存放着宗教书籍上千本，黄就在这样的基督教家中长大。从六、七岁起，父亲就带他探访基层家庭、板间房和社区商铺。父亲告诉他要关心社会上被遗弃的一群人，他们一生未闻福音，生活孤独和困苦，做为基督徒，不可以坐视不理，而只顾自己生活圈子内的人。父亲十分投入教会的侍奉，非常关注香港和中国的福音传播和宗教复兴，因此常讲香港和中国的概况给他听，更教导他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使命。
父亲经常在家播放纪录片《十字架耶苏在中国》，他总看得眼乏困觉.片中讲述中国家庭教会从文革至今数十年来的变迁，信徒正以亿计急速增长，却常被共产党打压、批斗.到中学时，教会的课程让黄之锋终于可以和牧师、主讲人谈，分享疑问与难处。除了读经、上教堂、祈祷还要守好自己的本分。黄的策划、组织、交际能力都是从教会生活中培养.社运时发传单、搞活动、四处宣传、相当得心应手。后来在中学三年级起参加游行集会，在教会里知道有持不同意见和立场的弟兄姐妹，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满意的人，一个圈子里总有人的意见和观点与你不同，黄也处之泰然。
平日里因将周六两点至六点的崇拜小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毫无保留交给上帝。就算有考试、有游行集会也照样参加崇拜小组.
在黄之锋的背后，还站着像76岁李柱铭大律师那一代及后几代的法律人，李柱铭曾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民主党的创建人，为香港民主事业贡献了一生。香港的“公民不服从”与南非、印度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但律师和宗教信仰者成为“公民不合作”运动的主导，在这点上却十分相似。
“公民不服从”离中国大陆究竟还有多远？也许很远、也许当下就离我们不远.没有持久和强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中共不会自动改变“党治”和“专制”的架构，中共海内外的反对派组织和人士，如何从台湾、香港等地“公民不服从”的历史经验中反省自己，改变民主力量成员老化和“人才断层”的局面，这是中国走向民主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