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1-15

香港占中前夕习近平高调尊孔,引来大陆知识界反弹。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在基督教家庭成长.教会生活教他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并培养了他的社会交际能力。

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香港民众启动“占领中环”,对这场“公民不服从”运动中共官媒近乎失态,称“占中”是由“外国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由敌对势力发动的“动乱”,是有“暴徒”参加并与中央“对抗”的“非法集会”??但国际社会却高调赞扬占中和它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同时,习近平以高调“尊孔”,“依法治国”,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习近平高调尊孔知识界强烈抵触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演讲,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这是中共建政后,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席孔子诞辰的纪念会,继去年十一月习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及今年“五四”到北大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后,第三次与孔子和儒家亲近的“大动作”。一系列高规格活动的背后,透露出继续用“马列毛邓、三代表、科学发展观”统治中国的“失灵”。中共对孔子的态度,经历了全面否定、部份肯定和大力尊孔的过程。

习近平突然以尊孔来挽救已“失去人心”的局面,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抵触.例如,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九月四日《南方周未》撰文《儒家孤魂,自身何在》,文章称:“王官之学,此路不通。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为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之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社会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制度化的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之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之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行”道“的理想。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的辛苦和努力。

两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汉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在普世价值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实际已经解体,失去了社会和制度的根基,虽经几代新儒学者的力挽狂澜,然而儒家学说早已成了孤魂,只在少数失宠的精英上空游荡,不再在大地上有其肉身。

儒家文化既没将中国带入现代科学、民主的社会,更不会将中国带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也绝无可能将中国引入富强、自由、宪政民主制的国家之列。

儒家思想早已被包括中共在内的革命者文化所连根拔起,摧毁怡尽.中共改革后,儒家只是在少数学院层面中有热闹,而目前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频频吹了复兴“儒学”之风,欲想用“儒教”挽救行将“亡党失政”的中共。根本问题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眼睛向上,伴“中共”行道;还是视野朝下,为民行道?总而言之,儒家的历史与“公民不服从”的潮流几乎是格格不入。

“东方诺贝尔奖”得主大法官萨克思

十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佈:十七岁的巴基斯坦女生玛拉拉和六十岁的印度萨蒂亚尔获奖。他们均属和平非暴力主义者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践行者。玛拉拉十二岁时用笔名撰写博文,讲述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宣导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二○一二年,曾遭塔利班枪击,同年联合国宣佈将玛拉拉的生日定位“玛拉拉日”。十月十日,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还在中学上课.一九八○年,萨蒂亚尔在童工现象普遍的印度发起了“拯救儿童运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创建了“全球反童工游行”,致力于解救全球数百万遭奴役的儿童。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际,很少有人关注到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台湾唐奖。九月十八日,该奖四大奖项之一的法治奖颁给了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思。奖金高达千万人民币足以媲美诺贝尔和平奖,首次用高额奖金表彰这位独臂的传奇人物,肯定他在南非和平转型中做出并不亚于曼德拉的伟大贡献,启示人们在一国的和平转型中根本离不开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律人。

早在南非曼德拉政府上台前,萨克思在流亡的革命组织ANC工作,便协助组织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则,融入了人权保障思想,包括很多革命者都不甚理解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酷刑逼供”,在他的努力下,这条“法律”被流亡组织人员广为接受。“法治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用于报复”,萨克思本人就是身体力行者;他的一只手臂在暗杀中被炸断,但他坚持用法治理念来保障行凶者的权利。这种主张以及宽容和解的法治精神,为日后南非民主化和促成各方的和解打下了基础.

曼德拉当选总统后,任命萨克思为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但萨克思在日后的大法官任期内对曼德拉“毫不留情”,多次做出曼德拉的法令或行政行为有违宪法的判决.不偏不倚的判决使南非宪法法院获得了公信力,逐步恢复了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成为支撑南非法治大厦的顶樑柱。

唐奖,由台湾人尹衡樑捐资一亿美元设立,授予在法治、可持续发展、生物制药科学和汉学研究领域,所做出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个人或研究机构。

占中领袖黄之锋:在教会中长大

如今的中国大陆,对香港民众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无法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尚未认同法治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价值。二○○○年,美国总统竞选,究竟是戈尔还是布殊的票数多?类似“一人一票”的选举争议,在许多国家曾经导致过政治动荡和危机,多年无法缓和,但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院大法官与民主、共和两党派出的律师进行一一点票,结果一锤定音,布殊胜选,平息了争议,使权力交接平稳完成。类似案例也曾出现在二○○四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不服民进党的胜选结果,发动了数十万人的抗议、静坐和包围政府总部,但最终还是由台湾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由法官和争议双方所派出的律师分成多个小组进行点票,每个小组由一名法官和国民党、民进党各委派的一名律师组成,对有争议的选票进行一一点票,最终裁定民进党的陈水扁胜选.

此次,香港“占中”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民不服从”运动,给中国大陆的民众有哪些启示和震撼?香港是美丽的,无论白天或夜晚,青年学生和白领始终是“公民抗命”行动的主力军。17岁的中学生黄之锋成了“占中”运动的领袖之一,基督精神,带他走上了街头运动。据其接受香港媒体採访:十五岁那年,黄之锋成了“学民思潮”的召集人,成功地号召了十二万港人走上了街头反国教,是什么给了他独立发声的勇气和养分?

黄的父母亲都是爱书人,母亲从小陪儿子背默书,让他明白“看书得到的东西是自己的,你能带它一辈子。一本书可改变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学二年级时,黄燃起了政治热情,一口气读了二十多本书。教会是黄另一个家,两岁时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本幼儿圣经,父亲在客厅里存放着宗教书籍上千本,黄就在这样的基督教家中长大。从六、七岁起,父亲就带他探访基层家庭、板间房和社区商铺。父亲告诉他要关心社会上被遗弃的一群人,他们一生未闻福音,生活孤独和困苦,做为基督徒,不可以坐视不理,而只顾自己生活圈子内的人。父亲十分投入教会的侍奉,非常关注香港和中国的福音传播和宗教复兴,因此常讲香港和中国的概况给他听,更教导他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使命。

父亲经常在家播放纪录片《十字架耶苏在中国》,他总看得眼乏困觉.片中讲述中国家庭教会从文革至今数十年来的变迁,信徒正以亿计急速增长,却常被共产党打压、批斗.到中学时,教会的课程让黄之锋终于可以和牧师、主讲人谈,分享疑问与难处。除了读经、上教堂、祈祷还要守好自己的本分。黄的策划、组织、交际能力都是从教会生活中培养.社运时发传单、搞活动、四处宣传、相当得心应手。后来在中学三年级起参加游行集会,在教会里知道有持不同意见和立场的弟兄姐妹,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满意的人,一个圈子里总有人的意见和观点与你不同,黄也处之泰然。

平日里因将周六两点至六点的崇拜小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毫无保留交给上帝。就算有考试、有游行集会也照样参加崇拜小组.

在黄之锋的背后,还站着像76岁李柱铭大律师那一代及后几代的法律人,李柱铭曾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民主党的创建人,为香港民主事业贡献了一生。香港的“公民不服从”与南非、印度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但律师和宗教信仰者成为“公民不合作”运动的主导,在这点上却十分相似。

“公民不服从”离中国大陆究竟还有多远?也许很远、也许当下就离我们不远.没有持久和强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中共不会自动改变“党治”和“专制”的架构,中共海内外的反对派组织和人士,如何从台湾、香港等地“公民不服从”的历史经验中反省自己,改变民主力量成员老化和“人才断层”的局面,这是中国走向民主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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