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案（1948）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芸芸、从文、懋琳、则迷、小兵、茹、甲辰、璿若、自宽、上官碧、炯之、雍羽、巴鲁爵士、沈文等，著名文学家、小说家、评论家、编辑、教授、文物研究家；1948年遭到中共御用文豪郭沫若等人的激烈批判，为躲避文字狱清算，于同年底宣布封笔，次年自杀获救，从此不再发表小说直至近四十年后去世。
“中国的大仲马”诞生
沈从文于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厅（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一军人世家，曾祖母、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他在兄弟姐妹九人中排行第四。他不满四岁就由母亲教会识字，次年起入私塾，十二岁插班入新式小学。
1918年6月，沈从文十五岁半高小毕业，此后参加土著部队当兵打杂、任文书等，辗转湘西、川东各地。
1923年8月，沈从文到北京，报考大学失败，先在图书馆自学，后到北京大学旁听，逐渐结交一些文学青年友人，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 1924年12月22日，沈从文首次以笔名“休芸芸”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迄今所能找到之最早发表的作品，此后逐渐成为该副刊经常撰稿人。
1925年2月20日，沈从文以笔名“芸芸”发表首部短篇小说《三贝先生的家训》。同年3月，他因投稿结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编辑胡也频，一个多月后又见到胡刚结识的丁玲。
1925年5月，沈从文再以笔名“休芸芸”发表第一首诗作《春月》，8月，经梁启超推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任图书管理员，同年11月到次年2月派往北大图书馆在职进修，3月正式受聘为慈幼院图书馆编辑，同时继续写作并频繁以多个笔名发表文学作品，包括署名“从文”的首部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于4月24日起在《现代评论》周刊连载四期。 8月底，沈从文辞去慈幼院工作，完全以写作为生，9月与胡也频、于赓虞、焦菊隐等创办文学团体“无须社”，10月中创刊以于赓虞为主编的《世界日报‧文学副刊》。同年11月，他的首部著作《鸭子》出版，包括剧本、小说、诗歌、散文共三十篇，同年还出版了小说集《第二个狒狒》和小说、散文合集《市集》。
1927年9月，沈从文在胡适、徐志摩等开办的新月书店出版小说集《密柑》，次年3月10日在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创刊号开始连载长篇童话体讽刺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由此成为该刊经常撰稿人，并在后来被人视为“新月派”──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作为“资产阶级买办文人”抨击的主要作家，尽管他一直坚持独立写作，不参与任何政治倾向的团体或派别。
1928年1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到上海，2月开始以笔名“懋琳”在《现代评论》连载首部长篇小说《旧梦》，7月参与胡也频、丁玲应邀创办编辑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10月底，因胡、丁的日渐左倾，《红与黑》自动停刊。次年1月，三人一起创办《红黑》月刊，后受人间书店委托主编《人间》月刊；2月，三人合办红黑书店，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集《男子须知》；因经营不善，《人间》只出了三期，《红黑》只出到七、八合期，书店也于6月破产停办。
1929年7月，沈从文应中国公学校长胡适邀请到吴淞，9月正式受聘任中文系讲师，讲授“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同时还兼授暨南大学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到1929年年底，五年来，沈从文已发表作品二百多篇、出书二十多本，被誉为“多产作家”、“短篇小说之王”、“中国的大仲马”。
笔战左联──“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0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整合了分别以鲁迅、郭沫若等为领袖而笔战过数年的几个左翼文学社团，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以鲁迅为名义上的盟主，根据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把斗争矛头集中到被他们视为“买办文人”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派”作家身上，尽管后者因连续批评国民党当局漠视人权正遭致打压。同月，鲁迅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反驳梁实秋半年前在其主编的《新月》上所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两篇评论，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新月》主力作家几乎一网打尽。
1930年5月，胡适为消解当局对校方的压迫而辞去中国公学校长，沈从文因此也在8月辞职，9月，经胡适和徐志摩推荐应聘去陈西滢主长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
1930年11月，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指出：
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 ……郭沫若没有这本事。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由此，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耿耿于怀，两年后的1932年9月，郭沫若发表《创造十年》时反唇相讥：
记得国内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么只适宜于Eskimo 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1931年1月中，已加入“左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在开会时被捕，沈从文回上海度寒假奔走营救不果，在胡于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后，于3月下旬护送丁玲带她三个月的儿子回湖南常德老家，交给她母亲抚养；来去二十天，误了武大开学时间，遂辞职留在上海专事写作。 5月末，他根据徐志摩建议去北京谋职，8月由徐推荐给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应聘为该校文学院讲师，业余继续写作，由此进入创作高峰。 10月4日起，沈从文在上海《时报》连载发表纪实作品《诗人和小说家》（后改名《记胡也频》）。当月26日，“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发表《生活经验允许他吗？ ──好一多产的作家》，讽刺徐志摩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推介沈从文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 11月，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发表他应约投稿的小说《黔小景》。
1932年9月，青岛大学因发生学潮被教育部改组为山东大学，杨振声辞职去北平主持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选中小学教材的工作，沈从文仍继续留校任教。 10月，他与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编的《小说》月刊在杭州创刊，出版四期后因经费困难停办。同年，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在北平出版，收入五个短篇，是其作品的第一本外文书。
1933年1月，沈从文在寒假中去苏州探望张兆和并订婚，2月，张兆和随他到青岛在大学图书馆任职。同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秘密绑架并转到南京软禁，沈从文写《丁玲女士被捕》的抗议文章，于6月4日发表在胡适在北平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此后又针对当局否认逮捕一事在上海《大公报》副刊发表《丁玲女士失踪》一文继续抗议；后因传说丁玲已死而撰写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连载发表。 7月放暑假后，他辞去教职，应杨振声邀请去北平参加选编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举行婚礼。
同年，沈从文发表《鲁迅的战斗》，结尾处将鲁迅与郭沫若做了对比：
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做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长成的年轻人，如郭沫若，如……在生存态度下，是种下了深的顽固的、争斗的力之种子，贪得，进取，不量力的争夺，空的虚声的呐喊，不知遮掩的战斗，造谣，说谎，种种在昔时为“无赖”而在今为“长德”的各样行为，使“世故”与年轻人无缘，鲁迅先生的战略，或者是不会再见于中国了。
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与杨振声等开始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此后承担了大部分编务。 10月，他在该副刊上发表文论《文学者的态度》，虽然将北京和上海两地“作家的最多数”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起批评为“附庸风雅”而“平庸”，但上海作家基本都认为他是“扬京抑海”，从而导致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1934年1月，沈从文以连载方式发表此后成为其代表作的中篇小说《边城》，10月出单行本。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七年半间，沈从文共发表作品三百多篇，出书三十多本，不但多产而且以当时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而著名。 1936年，美国作家兼记者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因鲁迅的推荐收进了沈从文的作品《柏子》。
和而不同──反对文学商业化和政治化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月28日北平沦陷。 8月12日，沈从文根据教育部的秘密撤退通知，随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化装逃离北平，辗转数地后于9月4日到达武昌，在武汉大学与杨振声等继续选编教材工作。 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杨振声作为教育部代表担任校务委员兼秘书主任，沈从文也于12月下旬转移到长沙，次年1月回湘西沅陵老家。 3月下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沈从文缺席当选为理事。 4月，迁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沈从文月底到昆明，继续选编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1939年元旦，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应邀为文艺编辑，当月在第四期发表评论《一般或特殊》，针对在“全民抗战”的一般宣传下忽视文学创作特殊性的倾向，提出了异议：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作为对比，还提到有些作家“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由此引起一些因国共合作抗战而参加国民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的左翼作家的反感，中共作家巴人（王任叔）随即发文谴责沈从文“比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徒子徒孙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而抗战开始后回国的郭沫若，已被中共推出继去世的鲁迅为左翼文坛旗手，并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正负责全国抗战宣传，更对沈从文不满，此后一再批沈宣传“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以至“停止抗战”论。
1939年8月，沈从文应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 1940年4月，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沈从文应邀为文艺编辑，先后在该刊发行的十七期中发表八篇文章，因此被视为“战国策派”中人。尽管该派本是些议政而未从政的独立教授、学者，因其主流推崇德国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唯意志论哲学，提倡英雄崇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遭到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阵营冠以“主张专制独裁”、“宣扬法西斯主义”甚至“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等大帽子批判抨击。沈从文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与“战国策派”主流“和而不同”，还曾发表《读《论英雄崇拜》》与陈铨论争，但仍被中共方面视为“同流合污”，打入“反动文人”的另册。
1940年5月和8月，沈从文在昆明《中央日报》和《战国策》上相继发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批评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
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了……。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向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
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虽然遭到左翼文化阵营群起而攻，但他仍坚持反覆重申这个观点，1942年10月，他又发表《文学运动的重造》，继续强调：
文学需要有个转机，全看有远见的政治家，或有良心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能不能给文学一种较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是能努力把它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
1943年3月，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中不点名地反击沈从文的批评：
自然，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的声息。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的话剧。这种种声息，无论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识，都以说教的姿态出现，而且发出这些声息的人又都是不屑和大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人。
……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
1943年4月起，桂林”开明书店”出版了沈从文修订的《沈从文著作集》共十三本。同年8月，他被西南联大改聘为教授。 1945年初，他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副刊《新希望》。 8年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在抗战八年中发表的新作有四本散文、评论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和近十篇中、短篇小说，虽然比以前创作大为减少，但仍多于众多左翼作家，尤其是前往延安等中共根据地的丁玲等名家。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将分别迁回原校址。沈从文于6月由北京大学续聘为教授，7月离昆明飞抵上海，8月27日飞抵北平就任北大教职，并在辅仁大学兼课。
1946年9月，沈从文参加杨振声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编辑事务，10月中旬接任主编，他接受《益世报》记者姚卿祥采访说：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极大贡献的，但巴金却在那里默默地支援着它，而且是很吃力地工作。茅盾很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地飞莫斯科。
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来干涉文学，那便糟了。
同月，沈从文参与杨振声、冯至共同创刊和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在11月上旬的两期发表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自己二十多年的文学历程和体会，并论及第二次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的时势：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做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做广泛消耗，做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1946年底，沈从文又创办北平《平明日报‧星期文艺》并任主编，直到1948年11月与《益世报‧文学周刊》相继停刊。
1947年1月，郭沫若发表《新缪司九神礼赞》，借题发挥，以对沈从文年前的两番言论挖苦辱骂：
还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为了他的摇头材料。假如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飞莫斯科”。 ……我假装的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我听见有声音自温室中来：“从现实学习”吧。 ……谁个又能够否认？那温室中的花草们毕竟是可怜的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岗位”，让他们去独自欣赏，或为所憧憬的对象们所欣赏吧。从石榴裙下的坦实去学习拜倒，从被窝中的坦实去学习自渎，那是不同乎流俗者的自由。
当月，沈从文发表《新书业和作家》，举例“创造社”也曾遭受“恶势力文学社团”和“出版方面”双重压迫并起而抗争。郭沫若随后发表专文《拙劣的犯罪》，抓住文中没有提及政府压迫的问题谴责说：
一月二十一日的附刊《图书》周刊上有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一篇，我也仔细地拜读了。这篇文章和沈从文的其他一切文字一样，根本是有问题的。
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
超越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塌地的帮凶了。
1947年下半年，国共内战进入第二年，中共军队已经在各战区相继转守为攻，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10月，沈从文发表《一种新希望》，对内战和中共策动的学生运动的后果深表忧虑：“如今四方炮火喊杀正十分激烈，老妇弱女多深染家中怨死者新血，到处又有个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支持“学术独立的重呼”──“这个保持心智资源的设计，将成为一个日益明确的目标，……形成一种比第三方面的政治更重要的发展，则无可怀疑。”并寄希望于“‘第四组织’的孕育”。 11月，沈从文参与编辑由朱光潜主编、于6月复刊的《文学》杂志，并发表小说《传奇不奇》，由于此后的事态发展，这一小说成为他小说创作发表的绝响。
除夕封笔──“桃红色作家”自杀
1948年3月，一些中共作家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论述依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著名独立作家及其作品发动批评攻势，沈从文也成为批判对象之一。在该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老帐、新帐一起清算：
所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 ……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注：原文有误，沈的小说为《看虹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
此外，郭文还点了沈从文两位朋友的名──“蓝色的朱光潜”和“黑色的萧乾”，并强调：“我们今天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在8月连载发表《抗战回忆录》 （后改名《洪波曲》）时又提及沈从文五年前批评他的旧帐：“有些自命清高的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
1948年9月，沈从文发表《中国往何处去》一文：
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所以说，“前途”、“出路”和“危机挽救”，希望于当前，实无可希望。希望于明天，还是青年的真正觉醒。 ……若新的青年有勇气敢憧憬将国家现实由分裂破碎改造成团结一致，将人民情感由仇恨传染改造成爱与合作，并有勇气将内战视为一种民族共通的挫折，负责者最大的耻辱。 ……不特内战难结束，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集权”！
同年11月下旬，中共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随即包围北平。 12月初，曾任北京大学训导长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抢运名流学者南下，动员沈从文时表示提供飞机票给他全家。但在中共地下党员和亲共学生的劝说下，沈从文决定和杨振声、朱光潜等老朋友们一起留下。 12月31日，沈从文在赠朋友的条幅落款处写下：
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校园的“民主墙”上贴出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文照抄的大字报，教学楼上悬挂出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由此深受刺激，以为政治清算将随之而来，精神开始陷入紊乱。当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2月，沈从文接受北平《新民报》记者采访，谈及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我对郭先生工作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我的心很钦佩。 ……郭先生说我只写恋爱小说。其实不对，在抗战时期我写的东西很多，不过有的是受检查没有通过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几部。
《新民报》随后发表《莫辜负了思想自由──访问沈从文先生》，告诫他“该从头好好想想才对”。
1949年3月，沈从文精神极度紧张，两次自杀未遂，被送到医院抢救脱险后转入精神病院疗养。
死而复生──文物考辨成专家
1949年4月1日，沈从文在1947年写成的《读春游图有感》以“上官碧”的笔名发表，是他首篇文物考辨文章。当月，他出院后参与北大博物馆的展览筹备，国文系不再安排他的课程。 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大会相继召开，沈从文因被作为“战国策派”成员等历史问题以及自杀的精神病问题，未获邀请参加。 8月，他病情好转，从北大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华北大学研究部学习政治知识和改造思想，4月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12月毕业。次年1月，他回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后任设计员；10月下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离开北京前往四川省内江县；11月下旬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学习》 ，是他交给时任“全国文协”副主席丁玲的华北大学学习总结报告，对以往的作品和政治思想做了全面反省和检讨。
1951年2月，沈从文参加的“土改”结束，3月回到北京。 1952年，他的工作职称被定为副研究员，次年应邀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7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物介绍文章《明代织金锦》，9月，他发表改行后的首篇学术论文《中国缎织金锦的历史发展》，9月下旬，他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他收到开明书店通知，其过去负责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各书，因内容过时，凡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已代为销毁。不久从香港传出消息，他在台湾被归类为“反动文人”而禁止出版作品。
1954年12月，沈从文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于1956年1月的第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他在《旅行家》杂志发表游记散文《春游颐和园》，为改行后发表的首篇文学作品。 5月，他被安排兼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组顾问，次年1月，他又兼任该院陈列部研究员。
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包括《边城》、《萧萧》等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和王家树主编的《中国丝绸图案》，次年11月，又出版他的文物专著《唐宋铜镜》。 1960年3月，他的文物论集《龙凤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7至8月，他得以作家身份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1962年1月，他开始发表描绘“新社会新气象”和抒发“革命情怀”的旧体诗《资生篇》、《参观革命博物馆》、《庆佳节》、《井冈山之晨》等，12月，他发表文物专著《战国漆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沈从文从6月起就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被指派打扫厕所和除草等，8月起，他遭多次抄家、批斗，接受“沈从文专案组审查”。 1969年6月，当局对沈从文的审查结束，“宣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 9月，他的妻子张兆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受到的“审查”也结束，月底，随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工作人员一起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地区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两个月后，近六十七岁且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沈从文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弱病职工一起被强行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住处与张兆和相隔约三公里。 1971年8月，沈从文夫妇被一起转到湖北省丹江“五七干校”的“文化部安置处”。 1972年2月，沈从文获准请假回到北京治病。
1978年3月，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4月，升为研究员，10至11月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1980年10月，他偕夫人赴美国探亲讲学，次年2月中旬，经日本东京转机回到北京，同年9月在香港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1至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湘西为题材的《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从此开始了出版其作品的热潮。 1982年1月起，《沈从文文集》十二卷本国内版和海外版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相继推出，两年后出齐。 6月，他出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中国文联”委员。
1983年4月，沈从文患脑溢血住院治疗，左半身偏瘫，6月，他缺席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5年1月，在“中国作协”第四次大会上，他缺席当选为顾问，6月，他被评定为部长级研究员。 1988年4月再次缺席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寿八十五岁。
2003年11月，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兆和主编的《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共一千余万字。
自1920年代起，沈从文的作品已被翻译为各种文字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他去世的1988年，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决选候选人。
参考资料：
- 姚卿祥，《学者在北平（二）‧沈从文》，天津《益世报》1946年10月23日。
- 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 马悦然著，北明译，《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明报月刊》2000年10月号。
- 糜华菱，《郭沫若和沈从文的文字恩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李遇春，《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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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刘辉，《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0年第5期。
- 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