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回忆1984年冬,回忆初进西海固的情景,已觉得漫漶混淆、梳理不清了。如今还占据脑海的,只是那场冬月里的大雪。

我在一个飘雪的早晨南下。

到了积雪幽蓝的傍晚,在码头般的固原城,独自下了车。记得那时心情和视野一样,四顾一片茫茫。然后就匆忙迈开了我的脚步。

遥远的北京正在召开文人们的大会;我却蹒跚着,踩着封了山也断了路的积雪,踏进了这个村庄的路口——如阑入了一扇忘了关上的阿里巴巴的山洞大门。

这儿有夯土的长城,虽然颓坍半尽,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微微地隆作一道长脊。我去看固原,听说它有砖包的古城。我去看清真寺,掩饰着孩提以来的陌生。那一回我头一次触碰到了枯黄的山、烧炕的树叶、神秘的白帽子和一个响亮新鲜叫做西海固的地名。我好奇也留意地,记住了他们的衣食住——六牙的帽子和领口用一个大扣襻扣住的大皮袄;大伙儿扯着一条旧花棉被盖住脚的、用扫来的树叶烧热的炕头;以及酸酸的、当心有一汪清油和一撮菜末的长面。

在日后的半辈子与我兄弟相称的、手心有一个月亮纹的农民家里,娃娃们和家里大人吃的,是半锅洋芋半锅面糊的散饭。交通已被大雪截断,住进来的我,觉得隐秘和安心。每天的夜间是谈论教门历史的;白天则多是被几个家门弟兄拉着,到各自的屋里转,吃同样没有菜蔬的一碗面,或者炸得黄黄的油香。

我们的历史,就这么开始了。

敞开的正房门框,盛着一方银装素裹的山峁,如一幅引人凝视的画图。不论是伊斯儿还是桃花,我多少次看着娃娃们吃力地端着一个大粗碗,吃着走进这个画面。他们个个都精着脚,冻红的小脚丫毫无知觉地踏着雪,迈进了门槛。筷子太长,他们只能捉住筷子的下半截。一边朝嘴里拨拉,一边抬起双眼皮的大瞳仁,不眨眼地看着我。

我觉得心疼,遛弯儿时去了供销社。看有黑白布和棉花卖,就给一个放牛的儿子扯了一条棉裤的料,给几个小的或是袜子,或是头巾。握月兄弟的女人手巧,一夜工夫就缝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大儿子穿着新棉裤。看着我时,他的眼睛一副闪闪的神采,像是悟着什么奥义——那时他十二岁,还没有上学。这眼神他后来一直没失去,一直到他把高中毕了业,一直到他用打工的血汗钱,扭转了家境。

只是完全没有青菜的日子,使我多少觉得不适——几天吃下来,话题便开始围绕着种菜。我打听西海固不种菜的原因,握月便连连摇头:不会种!不能成!这土不成!这天气不成!

他一个劲摇开头的时候,犟得像拒绝一项哈拉目(宗教的禁物)。渐渐我半疑半信,也以为西海固的土壤节气,不适合种菜。

公社书记提着一个黑人造革包,领着随从来看我。他宣布公社党委觉得我辛苦,决定给我煮些牛肉送来。宣布完了,当场把人造革倒空,一堆煮牛肉堆在炕桌上。

我非常感动,那时的“党群关系”多亲密啊。那位书记后来退休,当了清真寺里的保管。他是我见过的最淳朴的党委书记,不占一根草的便宜,无一句多余的言语。他的道路里,含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

见到书记大驾光临,农民捉了院里的鸡儿。灶房叮当,做饭待客。娃娃们全数被驱逐,陪客们在炕上饕餮。哦,贫困山区的,牛肉与鸡的盛宴啊!……我心中不安,望着肉,只摆样子,不忍伸筷去吃。

一本兄弟故事,就这么,缺油少盐地翻开了篇。

兄弟劳神于无米之炊,总算计怎么招待我。

他溜到当院沉吟半晌,要捉了院里的鸡宰。可我已经开始熟悉西海固,有多少鸡可以这么宰呢?于是,就在一次鸡儿已被炒熟的当儿,我不顾封建的灶房规矩,踏入那块男子的禁区,趁着娃他妈一阵慌张,劈手夺下炒得油汪汪的鸡肉盘子,塞给围观已久的孩子们。

娃他妈还来不及叫喊,娃娃们已小狼般扑来,伸出黑黑的小手,塞进大张的小嘴,盘中的鸡肉,霎时间被掳掠一空。我开心得禁不住哈哈大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娃娃们至今个个是我的同党。

交情和信任,悄悄地浮现了出来。

娃他妈叹一口气,从此不再对我回避。甚至我半夜睡得呼呼,她也敢径自进屋给我添炭。只是无菜的食生活,还要缓缓延续很久。

我们结识的第二年,春季里,两人在兰州分手。我舍不得。可是那时的兰州,除了南关或者西关十字有一家能胡乱炒几个菜的地方,剩下的清真饭馆一色只是牛肉拉面。加上我兄弟他们对清真馆子也审查严格,只认一家张家川的。

我和张家川人谈好,借他的牛肉面摊子炒几个菜,告别弟兄。记得用了二十一元,菜不好,可量大。

“二十一个元!……”握月兄弟惊呼道。

这西海固汉子的表情上,充满了一种宗教感。整个席间他惊慌失措,好像这是要他干罪,好像他肯定如此的奢侈犯了教法。他瞟着我,像是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他的畏惧传染了我;但我愈是感动,就愈是只能催他多吃。他一个个端起那些八寸七寸的盘子,用筷子朝嘴里扒着。同时想说些啥,但脸直至胸口都挣红了,气吁吁说不出来。

一时我担心过他的胃,但正如我的分析:一般说来,穷人是不会生胃病的。饱饱地吃一顿,永远是好事情。

娃娃们,那经常翻我的背包“搜糖”的小儿子,他的零食是把一根洋芋粉条伸进炉子里烤焦(握月三弟在学校干活,有学校补给的煤炭,所以能在我屋里架起烧炭的炉子),然后捏着一头咬吃。至于一副理解大人机密神情的美目长子伊斯玛依儿,他常常在夜里,当我和他父亲谈得入港之际,蹦下炕来给我们烤洋芋。

夜里,我们说得兴奋,突然觉得肚饿。握月就喊一边被儿里睡着的儿子:

“快!捅炉子!给你巴巴烤个洋芋吃!”

我呢,也猛想起凡?高的《吃土豆的人》。土豆就是洋芋,想到在西海固大山奥深的冬夜,在农民泥屋夜烤洋芋的滋味,我也催孩子:“快,烤三个!”

娃娃一下就跳下炕,把炉子捅旺。又推门钻进寒风,咚咚跑着,捧回地窖里的洋芋。他机灵地看着我笑,好像说:不急不急,烤熟要一阵工夫呢。然后攥着火剪,披着他的小棉袄蹲在炉前,一直到唏嘘着把烤得焦黄滚烫的洋芋,捧到了我的枕头上。

潜入西海固的那些年,我吃得最多的,是娃他妈的细擀长面。

听说她当姑娘时切面的本事就出名。70年代的哪一年,嫁来握月家那天,她作为新媳妇的见面礼,就是给婆家人擀一顿面。听说,那一天端出来的数十碗长面,根根一样粗细,不止一人怀疑这媳妇从哪弄来了高级挂面。一席面吃得婆家人人赞叹,吃罢了,她也就开始了苦难的媳妇生涯。

长面待客,桌上多摆开四只小碟:辣子、醋、酸白菜渣,再就是一碟咸盐。长面煮好以后,用筷子挑起,然后在碗里一顺一摊,根根面条又细又匀。清油浇在碗心,再调上碟子里的小菜。

清苦的吃食,自然引出了饥饿的话题。

“不,这就好得多了!比起吃食堂的1958年!……”他们忿忿地说。

我留神地听。那时流行说“浩劫”,而西海固的浩劫,是在1958年。

1958年西海固天降横祸,树皮被剥光了,食堂里只有清汤。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握月的二弟那时还小,他在攀上一棵榆树时晕厥,不省人事地被背回来,不知怎么留住了命。

天灾之下是政治的暴戾:莫须有的罪名飞舞着,遭到杀、关、管,处决或狱死的例子,充斥每个家庭。固原的王阿訇以自杀抗议,脖子上割了四刀,淌了一个牛的血,居然没有死成;一块鸡皮贴住伤口,从那天起他装哑巴十八年,直至“四人帮”垮台,才重新开口。握月的父亲,拄着一根牛角拐杖、每天从下湾蹒跚到上湾来看我的一个老农民,也成了反革命的营长。他只有逃跑一条路,咬咬牙远走青海。临行前放下一块馍,留给孩子。

握月说:夜里他离了家门,月亮下我妈送他出庄子。我没送他,心里只想着那块馍。他一出门我就抓过馍,几嘴先把它吃下。

叫做“白俩”的灾难,不仅光顾回民。一个发配来的北大中文系右派学生在待毙之际,不意发现了破炕席下有一层谁埋下的陈年麦粒。不敢告人,悄悄吃着,他活了下来。

狼在村庄里游荡,溜进屋子。人互相问:噫!那是个狗么?人饿得眼睛模糊,看不真。说着的时候,那条狼慢慢地穿过屋走了。

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我以前写过,是关于一个背了冤死的兄弟埋体(尸体),昼伏夜行,从千里外的平罗监狱回家的故事。他们家四兄弟,一个狱死,一个饿毙,一个疯了,还有一个自杀未遂。

也许那件事,以及哑巴王阿訇的事,对于我是一次颠覆的教育。从那以后我变了。

可是轮到我复述时,我总搞乱了农村的亲族关系。我总是先激动起来,说得声音嘶哑,但却弄混了究竟是背回老三的老二失了神,还是老大被捕后寻死的老四疯了。

西海固的荒凉大山,从那个冬月开始,成了我的故乡。清油辣子的浆水面,苦中有甜的罐罐茶,无事在泥屋里闲谈密语,有时去山野间访故问新。渐渐地,我熟悉了这块风土,听够了这里的哀伤故事,也吃惯了这里的饭食。

他们说着,我在倾听。吸溜进一口面条,再摸起笔来记录。

忆起在东京,有个日本教授说,中国仅在1958年就死了两千万人,我抬杠问:你数过吗?没想到握月家的夜话,给了我一个扎实的数据。在1958年仅四十户、二百余口的这个小村,居然约有七十人饿死或狱死。

不多写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美食。

我剥开一个洋芋的焦皮,黄里透红的沙瓤冒着腾腾热气。怕烫嘴,我吹着,心里琢磨着一个条理。

握月家的老二对他大哥忠心耿耿。不管有事没事,他总是每晚都来伺候,煮罐罐茶,添炉子炭。这时他建议道:“砸上些蒜么?醋也有。”

强加于农民之身的一切都失败了。“不要蒜,醋也不要,”我沉吟着。人到了濒临绝境的时候,肯伸手拉扯一把的,只有血脉的家族。“盐有么?有就要些盐。”我掰下一块香喷喷的烤洋芋,蘸一点盐,慢慢品味着吃着。

门扉之外,西海固的寒风在呼啸,呜呜地掠过山沟。一抬眼,不只是二弟,老三和老六也站在炕下伺候。最后的治国安家,还是退回到农民原始的结构。

烤熟以后的洋芋,是我们绝好的夜点。微焦、滚烫,嚼着咸丝丝的洋芋,使人浮想联翩。凡?高的土豆像是煮的,暗褐色的灯光下,农民围着一只锅。若是画的话,我们面对的色彩比他明亮——日间的沟壑淡黄,夜晚的村庄黑褐,屋里的泥壁涂过粉贴着纸,还有嵌了玻璃的画儿镜框,阿拉伯文的红字条幅。

唉,谁能尽知时光——难解的时光!

那些年,不如意,事连连。为了生存,我远走了日本,他也打工于海原。那一阵我们都各人自救,咬牙应对躲不开的命。我洗碗教书加写作,三合一地过了关;而他一个举意十年下苦,解开死结盖了新屋。

久别后重逢的日子,我们喜欢挤在炕上,扯他一个东方既白。渐渐地都像上了瘾,总盼着半夜的倾倒,说尽满腹的大小心事——饿了朝下面灶房寻觅吃头。现在做饭的都是女儿,娃他妈半辈子落下了手臂疼的病。我一到,出了嫁的女儿们就候鸟般飞回娘家,引着女婿,抱着娃娃。女婿担水倒茶,伺候着陪我们万一要走个哪里;女儿守在灶房,防备着看我们突然想吃个什么。

我兄弟的口才是一流的。讲出门,从打票开始一路风景;讲盖房,从料到工绘声绘色。

“这高房就是四十根椽子!多一根没有,少一根不成!他匠人也没有办法!……”引得我忍不住去看椽子。

倒叙隔绝的时光,是一大难得的享受。听我讲日本的洗碗教书,他们听得着迷。一边几个娃娃的神色,像是看一场日本电影。兰州打工的侄子算了我涮碗的工钱,惊叫着这个工打得美!巴巴给我们也联系一下!……

就这么,我们大人娃娃挤作一堆,畅谈着各自生存的故事。听了我的涮碗经而不是文学奖以后,娃娃们由衷地服了我了。我一边端着女儿们恭敬地端上的碗,一边对女婿说教:人生几次搏。你们要改变苦命,就要决心搏它一场。万千的没出息人都是顺水漂的渣子,只一些有志气的,斗赢了这个顿亚(现世)……

在都市,也许改变命运靠一次“搏”就成了;而在农村,据我观察在西海固改变一个家,要两代人的光阴。

若数数这家人的第一代,六个兄弟有五个闯过新疆。

他们的走新疆,可不是什么“西部探险”。那是达坂城荒山的煤窑,是乌鲁木齐烂脏的车站。二弟挖贝母是在特克斯。恰巧,我也在特克斯河边挖过古墓,便问他待的地点。

二弟嘿嘿笑着。他心满意足:苦了只一年,吆回了一头牛。至于他在特克斯的住处地点,他怎么也没说清楚。

问多了突然意识到:哪怕我在特克斯再考古十年,我也永远不会懂得那些离乡背井的、西海固农民蹲踞的角落。如同没有户籍的盲流,如同没有人权的苦力,挣扎在生死的边沿,睡在没地名的地方——他们怎么对我说得清那生涯的位置呢!

从1984年冬天算起,我们的结识已经逼近了二十年。

谁能尽数时光?

殉物是有规矩数目的。一代人的受难还不够,我一双眼睛目击了两代人。下一个轮到的是漂亮的大儿子,80年代常给我烤洋芋的伊斯玛依尔。

娃娃高中毕业以后,马上坠入了炼狱。在给我的信里,他还没放弃复读升学的念头呢,就跟上伙伴走了银川。残酷现实接二连三,半年劳苦没有挣上钱,几乎连思考的缝隙都没有,紧接着他又走了新疆。

孩子在轮台一线挖甘草的时候,巧极了我也到了南疆。可只听到消息,却没有找见人影。轮台东门送君去,一川碎石大如斗。只知一群西海固人在巴音布鲁克以南的和静或轮台的戈壁滩挖甘草,但是不知地点。

我到达焉耆的时候,听说他们被雇主骗了。一伙外乡人,拿不上钱却被扔在戈壁滩,没有车回不来。我正着急,到处嘱咐焉耆的朋友留意帮助寻找,可又听说这伙人早走了。传言他们先是在库尔勒想告状,这一阵没了踪影。我明白,如果没吃食又没车辆地被扔在戈壁滩上,那吃的苦就说不尽了。最后一个消息传到了焉耆,说他们已经回了口内了。

正说着,女儿们做好了饭,烤油香,烩粉汤。妹妹把托盘递给哥哥,好像发现了屋里气氛沉重,就望着哥哥,站在一旁凑着听。

哥哥已经是一个成熟青年,站在炕沿,给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汤。我回想起他披着一件小黑袄,蹲在炉子旁烤洋芋的往事。不知从何时起,烤洋芋,吃得少了。

我沉吟了好久,还是决定问:

“我一直想问,在新疆,为什么不试试我托付的人?不知道地址吗?还是怎么?”

“我没找,”他低头瞟着碗,“咱们和要饭的一样,谁看着也不喜欢。”

我拨弄着热腾腾的碗,一时间哑然无语。总之都过去了,没有必要渲染。想着吃了一大口。滚热的粉汤,烫过了我的胸口。

前年是连旱的第三或第四年。一次半夜扯磨,握月兄弟突然自语道:明后天你走了,我也出门,借些麦种。

我不经意地问:借什么麦种?

握月的语调坚决:种冬麦。

我怕他笨,新鲜事弄不好,赔不起,就反对道:好像我初中学过哪门课,生物或者自然,教过冬小麦春小麦的事。不是高寒地区只种春小麦吗?

握月解释说:这里也和书上一样,是代代的春麦地方。可如今,春麦年年旱死,于是就有人试冬麦。开始人都说不能成,可是种的人都种成了。

我继续反对:改变千年的庄稼?不是种子站技术站管着么,他们咋说?

“谁管你!现在都是各人自己干。我看透了,这春麦,再不能指望。”

我明白事关重大。包括内蒙古都不下雪了,以后的干旱已是必然。

次日我去看了他的冬麦。在苦水河的平滩里,有兄弟的一块地。我穿行过去,猜谜般打量那些墨绿的麦苗。可别都死了!你看能活吗?我叨叨着。四下的大山影障迷蒙,暖冬的气流浮沉着,看不清远处的村落。

“成不成,那就是胡大(波斯语:真主)的事情了!”他叹口气说。

改变的不仅是麦子。经历了轮台挫折的大儿子,已经在兰州初战告捷。

几年时光,娃娃没有睡过床铺。煮羊肉,当采购,几年都睡拼起的板凳。好像有个规律,不管哪一个时代都一样:经历过前一个时代的娃娃,就和后一个时代出生的孩子不同。

第二代西海固年轻人的自救,不是用粮食,而是用现金。他们心重顾家,不诉苦也不生病,心里牢记着的,只一个存折的密码。

几次到了关键,握月都走兰州。一听说他追到城里向孩子要钱,我就不免觉得有些残酷。但时光流过,我也学会了:人生可靠的互助体无非自己的家族,紧要关头人能抓揽的最后绳索,只是一根血脉。他没有糟蹋儿子的血汗;我在一旁看得清楚:当那只掌心有一个月亮纹的粗手接过娃娃下苦挣来的钱以后,一个个元如一支支箭,准准射在了要害。

儿子的接济是刃上的钢,但儿子不是唯一的力量。

还有女儿们。

出嫁的女儿不仅换来了彩礼,也引来了年轻的女婿。两个女婿一经一书——大的读过高中、二的念过满拉(清真寺里的经学生)。只要到了姨父家(西海固把丈人叫做姨父),铡草喂牛、担水扫院,不用催促一个劲干活。听说我来了,两个女婿都专程赶来行礼。他俩一个朴实一个英俊,在我的高房炕下站着,我喝一口茶,他们就续一点水——凭空多了两个护兵,我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

见我喜欢丈夫,女儿的话就多了:

“巴巴,你喜欢他,可他恼了时,还把我打呢!”

女婿又害臊又快活,哈哈笑得肩膀抖个不停。

女儿还告状:“巴巴,我达(父亲)最把女儿不当人。连一天书也没让我念过!”

握月不把脸对着闺女,却直直望着我说:

“最数这娃苦大。噫!放牛、背柴,书一天没念!”

他显然不太歉疚。

女儿们的牺牲被忽略了。但是确实感谢真主——她们或许得到了更多的幸福。毕竟,一个称心的女婿,才是女儿最需要的。虽然都是农民,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女婿的事令人知感——小伙子们如活泼的清水,和谐地融入了这个家。高中生举止稳重,大满拉精神抖擞。当年蜷缩在寒风里的褴褛女儿,由于顺心,在婚后开始漂亮,人丰满了,连皮肤都显得白润。

小两口们到了农闲就如两对候鸟,忙过了自家的事就搭着班车跑来了。加上同辈的家门弟兄,这个家已然是一架不停息的机器。没有谁管理,也没有谁怜悯,农民们默默地立下了决意,或者人前低头再一世受穷,或者破釜沉舟开一条活路——他们使足劲,搭着手,把满山旱渴稀薄的麦子,把满山广种薄收的洋芋,割下来,挖出来,装上车,运回家。

从冬麦地回家的路上,我仔细盘问他的经济账。他一五一十地算,我听得认真。午后的冬麦地里,微弱的日光,把我们的身影长长拖在麦苗上。怎么算,儿子能拿得出的,多了也就是万把元么。就这些?我不信。你还雇推土机,改了山洪的通道。你还两亩换一亩把前后都换成了自家的地。还栽果树、盖高房、玻璃窗子、涂料的墙……去年没有喂牛的麦秸,还买四百元一车的牛草。不说还谋划着给儿子娶媳妇盖一排新房——难道一样的元,到了你的手就比别人耐花吗?我怎么算不出你这农民的算术题。

“我还有洋芋嘛。”他累了,顺口地说。

差不多二十年,在胡大拨派的时光里,除了改种冬麦、儿子挣钱、女儿出嫁,还有一辆车也值得一提。

如今流行谈车。我听过一个作家唾沫星子乱溅地大谈奔驰宝马。而我却喜欢谈论另一种车:时风,还有蓝电。

本质上它们是一种三轮摩托而不是一种汽车,但是却有着小卡车的厢斗和咣当当的速度。它们的学名大概是叫“农用机动车”,我只熟悉它们的诨名:甘肃叫三马子、宁夏叫蹦蹦儿,内蒙古牧民则音译其三轮,叫它“三诺尔”。

物换星移,我们西海固的家里,已有了蹦蹦车一辆。

嘿,最数这个车危险!每年死多少农民!……他感慨着。

他引着我,看过运洋芋出事的白土崾岘。那一回,刚好爬到这座白石头山最高的山顶时,三马子蹦蹦车先是使尽了力气,接着刹车失了灵。

缘故是我托兰州的朋友,给美目长子介绍了一家餐厅打工。兰州战役是决定性的,因为人不能总像在轮台戈壁那样倒霉。

娃走兰州,要多少带些盘缠。父子拉着一车洋芋去卖。装得重,车突突突挣扎到崾岘的山口子上,一丝气吐尽熄了火。传说中的农用车事故发生了——车从山口倒滑下来,倒退着栽向路沿。那时果然刹车失灵了,右手是三十几丈的深崖!

他说他已经吓得失了神。

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下面一辆卡车突然冒了出来,巧巧地卡在路沿和他的三轮蹦蹦之间!

就这么,避开了一次上了眉睫的车毁人亡,也避开了这一篇兄弟故事的悲剧。

我不知问啥才好:

“那一车洋芋能卖多少钱?四百多元么?”

他答:

“你看机密有多么大!端端的(刚巧)一个车闯过来,将将的(恰好)把我挡住了!……唉,胡大呀!”

我俩的思路,总是有些不同。

我是感慨农民为了生存,感动于他们为微不足道的一点收入赌命冒险;而他呢,却完全不是这种常规思路。他是西海固数第一的参悟家;总是牢牢捕捉着每个细微,咀嚼着隐显的非理性因素。他能迅速剥开事物的外壳,不舍不弃持续分析,在冥想中细细发掘,直至总结出其中逻辑。多少次我注视着他,不得不承认这农民的脑子:它确实敏感警觉,真挚且富于思辨。真的,我不知接触过多少文人墨客,总觉得他们不及他半点悟性。

他的结论是神秘主义的——不是事故,不是巧合,那是千真万确的真主的意欲!这件事再加上已经积攒下的其他一些事,使这个西海固的汉子激动万分。

他的情绪感染了我。虽然总的说来,我对于克拉麦提(奇迹)的故事持谨慎态度,但我也不能否认强大的吸引。不止一次,是我要他再讲一遍。我喜欢他的讲述,包括渐渐兴奋起来时他的神色。

我也喜欢坐他的三马子。每逢挤在一堆农民里笑着喊着,行驶在黄土高原的莽莽山间时,我就禁不住兴奋,而且痒痒地计划写一篇《巡洋舰乘风破浪》。

每逢我路过白土崾岘,无论是坐桑塔纳还是坐三马子,我都忍不住注视那山口。

那道崾岘确实十分险恶,如今已被废了不再当公路。在怕是白垩纪的灰白砾石层里,混着血红的胶土。它沉默地高举着一道白石砬子,蹲踞在山的一角,如与我互相注视。确实,西海固的穷山恶水,就这么一处处地,与我有了关系。

人和人之间常拦着一个离别。谁没经历过一些离别分手呢,可是我活了半世,如此伤神的离别,如此的人想人,大概只能举出这一次。

我是在日本听说了他离家出走的事的。以后,更听说了摇旗堡这个地名。

知道了,不过是给心里添一股烦恼。知道了也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自救的年月。

人在剧烈地分化,组合选择,暴发破灭,浮沉起落。人不诉苦世不笑娼,没谁一声约定,但数不清的人都动作起来——我们弟兄也一样;我们在各自的前定路上,听凭着个人的造化,暗暗咬牙,走着自己的一步险棋。

在日本,我常靠着车站拉面馆的洗碗池(也靠着大学研究室的落地窗),久久地陷入冥想。无论与怎样的人相交,谈不到这么深的一层。有谁能听懂大灌渠和华家山、李得仓和王耀成呢?我从不想重逢的日期。家路隔断,正是分离的季节。

只是,有时车正在驶近名古屋的哪个站,我突然看见了他的背影,正吭吭攀着后山的干沟。我经常发现,愈是自己在滔滔不绝时,其实正在陷入沉默。我独自享受着痛苦,如啜饮着一剂浓稠的苦药。在隐蔽的角落里,我悄悄想象着他的处境,想象着一个摇旗堡。

前一夜多少落了些雪,山野显得清冷干净。我是在爬着后山时,才发觉自己的体力真的不行了。我俩抄近路爬一个崖坎,从一个碎石头裂隙里往上攀登。我还寻摸攀扶的地方呢,他挤到前面,肩晃腰扭,居然不踩石头不走路,笔直地噌噌上了陡壁。我气喘喘地说:“你那两个脚是两个耙子!……难怪人家说西海固人是山狼!……是山熊!”

跟着的女儿咯咯地笑。他却摇摇头,不屑谈这些山野小技。

我俩相伴近二十年,走过了数不清的路。但发觉他的山狼爬山术,还只在这一次。我猜他们那种脚趾头,一爬山,就在鞋里自然地揸煞成五个耙齿,能隔着鞋底,扒住石头,不打滑也不闪失,使人如履平地。

就在那时,一直通向远方摇旗堡的莽莽山野,一字横铺地展现眼前。

昨夜落下的晚雪,把远近的山点缀得一块块明暗白亮。一般人没有事谁费力攀山呢,所以人也就不常看见俯瞰的雪景。我俩,还有小女儿三个,从后山的最高处,眺望下界的家屋。那是老二家,那是我住的高房。一座庄子变做了沙盘,刻画入微,又黑白鲜明。涂着雪,方院墙和高房子一座座低伏矮卧,望着那么亲切。

“这块地,埋的是信。”他指着黄土的中央。

“这哒埋了五本子书。”他又指着一个崖角。

在他走摇旗堡、我去日本国的那一段时间里,把我和他的一切私物:全数的通信,各样的照片,我写的书籍——都埋在了这片白雪薄薄的山顶。

他开始讲了,我静静地听。

渐渐他讲得嗓门高昂,我更听得心跳怦怦。连绵的大山滚滚似海,四野空寂,我们的话无人听见。

那几年天灾人祸,连续的颗粒不收。世间一阵阵地乱,传说摇旗堡一线的公路上,劫道的司空见惯。在决心出走之前,他和娃的妈起了个半夜,悄悄上山,把我俩的物品,埋到了山顶的洋芋地里。

“南山埋了些,北山也埋了些。我走以后,不是你给娃娃邮了封要紧的信?他妈把它埋在唔——个地方。”他拖着尾音遥遥指点远处。

“唔——不是一棵枣树!孤着的一棵。唔——个就是的……”

一声风号嗖地掠过山沟,把他的粗嘎尾音带走。哪里有枣树,我辨不出。我只看见哀伤的风景,四下里环绕着我。仿佛山影和烟树都在动,辨不清是涌动还是吼叫。

女儿在一旁笑起来:“你咋不给我巴巴说,后来寻不见地方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道:“后来太平了,从外头回了家。喊上妇人娃娃,一搭上山刨书。咦,咋刨不见了!把我惊的!……挖了几遭,才把书连信寻见。”

不是震动,不是激动,是一种彻骨的感觉,慢慢传遍了我的周身。

望着一浪浪的山影,我沉吟着,心中沉重。初生牛犊的那一年,也是在这样的冬日,我攀上了并描写了雪中的六盘山。从那以后,风卷草叶,很难尽数经历的事情、也很难列举流水的文章。我两个默默站在山顶,像弟兄相帮陪伴。

早已不是文人自赏的火候了,我在掂估分量,他在参悟含意。我们都在把这件事吮咂品味,如猜着一道算术题,如解着一串九连环。重重的大山围抱着我们,此一刻是安全和真实的。

门拴柜锁都不可靠,农民们在关键时刻,把最宝贵和最机密的还是埋在山顶。所以人们都讲,西海固的故事,就埋在漫山的洋芋麦子里。现在这么说已不是夸张了——在这片一望茫茫的荒山旱岭里,如今不仅埋着农民们的、也埋着我的机密。

等那些天过去以后,才发觉人一直笑着,忘了闭上脸上的纹。

从走近家门时女孩儿喊了一声“巴巴,你把我想死了”始,喜洋洋的乐曲就一直奏个不停。重逢的喜庆是真实的,只是我嫌它太闹,打搅得人不能静心。

锁死的高房子门打开了,炕烧上了,铁炉子里灵武的无烟炭架上了。李俊堡什字街的亲戚开着蹦蹦车道礼性来了,黄花川白崖乡的女儿抱着外孙子浪娘家来了。老交情的熟人说着赛俩目来见个面,不认识的生客穿着小西服来谈文学。门外的空场不时跑来一个小车,门里的院子经常立着几辆摩托。平辈的弟兄晚辈的女婿挤满了一地,实诚的阿訇矜持的干部坐满了一炕。

灾难和饥馑都过去了,社会转了一个大圈,最后退回到农民原始的结构。在这农民的结构里,我一阵子抖擞精神一阵子哈欠连连,一批批地应酬记不住名字的来客。烦得受不住了就发上一阵火,隔着门把一个小西服追掉(赶走);或者干脆甩下一屋子人,下沟爬坡走对面的老三家、要不就走寺里去躲避。

摆脱纠缠时我很坚决,恨恨地骂,无情地追,但在内心深处我明白,我没有真的动怒。这就是农村,或者投降它或者驾驭它,你可别幻想改变它。这就是西海固,谁叫你觉得西北五省唯有它美,谁叫你对它千里投奔纠缠不弃!

此地的风俗是:若是心里的感动太多,若是想抒发一种心情,就举意一场“尔麦里”(穆斯林的纪念仪式)。那一天,妻女亲戚都经过沐浴,诵读经典,宰羊出散,了却心事,大家体会一次纯净的感觉。

兄弟问我时,声音很小,神情也显得谨慎:“你看,干个尔麦里,能行么?”

其实我从北京来时,心里恰恰盼着这么办,否则不能拂去积压的遗憾,否则无法寄托满心的感动。离别了那么久,又经历了那么多事,中间隔着摇旗堡,还隔着名古屋。我问:“娃他妈说啥?”

他答:“他妈最坚决。说若是不做尔麦里,她心里不得过!……”

就这样,我们商量了所有的细节,把日子定在了农历腊月二十二的上午10点。那一天是冬天的最中间,三九的第九天。从1984年数,已是我们兄弟结识的第十八个冬天。

从羊圈里蹿出来一只羊。

“你要照相,就照这只羊吧!……明天它就没有了!”他喊道。我忙抓着相机跑下高房,小儿子使劲扯住那只大白羊,等着我照。后来我细听了这只羊的故事,有一句话让我心酸:几年里无论谁想买,他就说,这只羊等着一个人呢。

那只羊壮得罕见,跳着挣着,险些把拉绳的小儿子绊倒。

正面的炕上方,贴上了一对红纸的条幅。沉吟斟酌之后,我使一块硬纸条,写了这么两句:“真主的造化,人间的情义。”正中央拥着一块斗方,红纸黑字的阿文是“Ya,Anlla”(啊,安拉)。从红对子贴上的时分开始,屋子里突然安静了,客人们不敢再进来。只有女婿们悄悄进来,再扫上一遍地。

仪式开始之前,当院里静静的。

我洗过,一人散步到院门前的沟沿上,等着我们兄弟俩最崇敬的固原王阿訇的驾临。他是民不可辱的宣言者,是装哑十八年传奇文学的主人公。我和握月弟一个心思要敬敬老汉,于是便央求他出任我们仪式的主持人。还想请转业到清真寺的书记,可惜他刚巧出门了,使我遗憾得不行。

时辰正是上午10点之前,冬月清冷的光线渐次涂染着荒山。抬起头来,昨日看过的埋书山融进了野色,随众山一起四下合抱。望着阳光里自己的影子,我心里感觉奇异。小女儿出门来拾掇。那个冬天也是在这儿,她赤脚站在雪里。我喊住她,却忘了要说什么。

女儿笑一笑,端着东西进院去了。

尔麦里的菜照例是粉汤羊肉。可是,没想到后面还有吃头。当鱼端上来的那一刻,我失语了。

一条大草鱼,粗憨憨地对着我卧着。它炖得黑糊糊的,浑身粘满了黄的葱花红的辣子。哑巴老阿訇默默坐着,并不动筷。一炕的客都不动,等着我。

“鱼?哪哒弄来个鱼?”我吃惊地问。“吃吃!你夹上!”兄弟一边催我动筷,一边照顾桌上的客。“怕炖得不好?吃吃!夹上!”他指点着那条炖鱼,掩饰着脸上的表情。

但众人都不动。除了一般的让客礼性,众人的表情都显出异样,谁都敏感地觉出来了,这不只是个光阴好了日子富了的事情。

突然忆起自己写过的两句:“你这无鱼的旱海,你这无花的花园。”那是当时的我,对西海固的描写。而这条鱼像在回答我的句子,它躺在大海碗里,头直直对准着我。一刹那间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还不能分析眼前的刺激。我努力思索着,想捋顺思路。

“全村的人都不会做鱼!”我兄弟掏出谜底。刚才,直到尔麦里开始他都没给我透露一字。“怕做得不好?……全庄子只一个女子走银川打过工,这鱼是她做下的。”他说着客套话,却朝我使眼色,催我朝鱼动筷子。

哑巴老阿訇不动,握月的老父亲也不动。满炕的客都不动,等着我。

我不愿再渲染席间的气氛。大海碗里,香气四溢的鱼静静躺着,像是宣布着一个什么事实。总不能说,鱼的出现是不合理的吧,伸出筷子,我从鱼背上夹了一口。

粘着红辣子绿葱叶的鱼肉,如洋芋剥开的白软的沙瓤。众人啧啧感叹着,纷纷吃了起来。都是受苦一世的长辈,他们不善言语,从不说出心里感觉。烤洋芋、浆水面、鸡和肉……我暗自数着吃过的饭食。

确实,粗茶淡饭,年复一年,点缀了我们的故事。确实从来没有想过鱼,确实不觉之间,把鱼当做了一种不可能。这不,因为一条鱼,因为它上了旱海农户的炕桌,老少三辈的客都拘束了。女儿女婿们用托盘端来菜蔬,摆上桌后,也挤在下边围看。

客已经吃开,我兄弟便退下了一步。我为打破严肃的空气,领头说些闲话。先夹起一块鱼肩膀敬给主持了尔麦里的老阿訇,再夹起一块鱼后腰敬给走过青海的老父亲。谈笑间,知道不单是全庄子只一个女子会做鱼,而且知道了有几家子合伙买了鱼。相聚的宴席,还在后面。能放得住么?时令正在三九,北屋便是冰箱。随意闲扯着,突兀地一个念头闪过:人不也像一条鱼么,跳过危险的边界,游进无鱼的旱海。

这么想着,不禁去望兄弟。刚巧他在炕下正愣愣地盯住我出神呢,两人目光一碰。下意识地,他先是一紧张,随即又放松下来,迎着我微微一笑。

爱思想200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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