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他也是一名敬虔的主内弟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一边与癌症作艰苦的斗争,一边沐浴在主的恩光爱谊之中,从生活方式到学术思想,因着圣经真理的光照,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与升华。

“小凯”是他后来为自己改的名字,意思是“小小的胜仗”;而他的原名为“曦光”,意为晨曦初照、光芒四射。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杨小凯的好友、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的因·哈帕教授,在杨小凯的追悼会上说:“小凯依赖对主的坚定信念超越世俗功利之念,意义更大,岂止是‘小凯’(小胜仗)——他已赢得永生。借用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某个段落,我们的朋友杨曦光,已经超越了作为‘征服者’的杨小凯——他的灵已升入天堂,熠熠生辉,在主耶稣慷慨赐予每一位诚信者的光华里遨游。”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基督信仰是身患绝症的杨小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吗?有质疑者说,他大概是急病乱投医吧?更有人反驳说,上帝并没有医治他嘛,这不说明他信仰的那个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杨小凯为什么要信耶稣?虽然他先后写过两篇见证,一篇偏重于如何在理性上走进基督教,另一篇更直接地描述了如何将生命向耶稣基督敞开,但他的许多老朋友和读者仍然感到迷惑不解。这也是一种正常情况,中国人向来崇尚实用理性并缺乏宗教感,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这个民族还未曾产生一个可以称之为宗教的信仰,他还没有开始触摸那个伟大神秘的未知……中国人的心灵原野需要一把有生命的种子来播扬成长。”

杨小凯的朋友、哲学学者邓晓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也许人骨子里都有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在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固守传统人格模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这种骄傲也许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许多像邓晓芒这样的文化人并不知道,知识的多寡、文化的高低,不是灵魂不平等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哲人与文豪,跟普通人一样需要上帝的救赎。

邓晓芒还说:“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由此可见,文革的那种“伪神崇拜”对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他们真心诚意地去崇拜那个“伪神”,甚至愿意为之而献身的。但当他们发现“伪神”的光芒背后那无边的黑暗与邪恶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这个世界上连真神都没有了。尽管如此,邓晓芒也承认:“基督教帮助小凯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在这个意义上,杨小凯用他的生命为主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他的生命亦成为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祝福。

他的生命灿烂若晨星

成为基督徒之后,杨小凯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无不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杨小凯对此前的生命有如下之反省:“我太专注于事业,一切以事业为重。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对在中国迫害过我的人充满憎恨……对世俗功名的孜孜以求令我身心疲惫。”在受洗仪式上,他坦然地说:“我内心非常平静,不再畏惧死亡。”因?哈帕教授回忆说:“小凯逝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恐惧死亡。他柔声地说:”我想现在就去天堂。‘“是的,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我们只能顺服和接受。

让我最感动的是杨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在《小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中透露的几个细节。杨小凯在接受耶稣之后,“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宽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二零零二年二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他祷告,讲圣经。”上帝甚至将杨小凯还不信主的妹妹派来照顾他,为他朗读圣经。杨小凯的信仰不是那种文化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那种中国民间宗教化了的基督信仰,他有教会和团契生活,他更是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一个假基督徒,是无法欺骗他朝夕相处的妻子的;反之,如果在妻子眼中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的信仰十有八九是真实的。在妻子吴小娟的眼中:“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祷告,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

杨小凯经常向妻子讲到他的一个梦,这个梦表明了圣灵与他的同在,这个梦也是对所有在患难和苦痛中的基督徒莫大的安慰。在这个梦中,杨小凯发现,沙滩上有两行足印,一行是自己的,一行是天父的,但是每当他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的足印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问神:“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下一对足印?”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他的信仰照亮他的学术与思想

许多知识分子信主之后,他的信仰仍然与他的学术研究处于割裂状态,并美其名曰“政教分离”与“学术中立”。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圣经没有信心,对真理没有信心,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信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生命的变化将是全方位的,也势必影响到其思维方式与学术立场。

杨小凯便是如此。他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因为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捕入狱十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与自由,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发现有享用不尽的真理与自由。杨小凯年轻时候思想激进,推崇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苦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当他走向基督信仰的时候,他成了一个执着的“反革命”,极力赞美相对保守的英国光荣革命,而批判以暴易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以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和评价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与成就。但杨小凯对中国现实的批评和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论述,却让我心有戚戚焉。杨小凯以昔日英国温和改良之路来透视今日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后发劣势论”,认为如果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就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导致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有相同的组织来安排,由此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正是因为他对中国爱之切,才会责之切。

学者洪朝辉在《杨小凯的“学道”境界》一文中概括了杨小凯“后发劣势论”之三大思想:首先,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是等量齐观的平行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的主从关系。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只是十七世纪末宪政革命的继续和补充。其次,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国式的宪政民主,再实施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工业革命只是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或早或迟地发生。三是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模式,不是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因为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技术模仿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得意洋洋,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导致上上下下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由此将成为后起中国的“灾祸”。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现状,被杨小凯不幸而言中。从掌权者到民间社会,无不为“中国崛起”而亢奋不已。那么多御用文人和无良书商揣摩“上意”炮制出《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文化垃圾,“虚胖”的中国正在步入危险的“前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磁场之中。

杨小凯将他最后的一本演讲集命名为《中国情与自由梦》,他一生都被中国情与自由梦所牵扯,而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和融合,正如因?哈帕教授所说:“小凯让我告诉大家,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体验。基督的福音是此世最伟大的真理。终生致力于发掘观念世界里的微言大义,小凯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在这里他发现了‘无价的美丽珍珠’。他希望诸位能理解这一点,并像他那样,自己主动去发现这一真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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