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他也是一名敬虔的主内弟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一边与癌症作艰苦的斗争，一边沐浴在主的恩光爱谊之中，从生活方式到学术思想，因着圣经真理的光照，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与升华。
“小凯”是他后来为自己改的名字，意思是“小小的胜仗”；而他的原名为“曦光”，意为晨曦初照、光芒四射。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杨小凯的好友、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的因·哈帕教授，在杨小凯的追悼会上说：“小凯依赖对主的坚定信念超越世俗功利之念，意义更大，岂止是‘小凯’（小胜仗）——他已赢得永生。借用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某个段落，我们的朋友杨曦光，已经超越了作为‘征服者’的杨小凯——他的灵已升入天堂，熠熠生辉，在主耶稣慷慨赐予每一位诚信者的光华里遨游。”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基督信仰是身患绝症的杨小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吗？有质疑者说，他大概是急病乱投医吧？更有人反驳说，上帝并没有医治他嘛，这不说明他信仰的那个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杨小凯为什么要信耶稣？虽然他先后写过两篇见证，一篇偏重于如何在理性上走进基督教，另一篇更直接地描述了如何将生命向耶稣基督敞开，但他的许多老朋友和读者仍然感到迷惑不解。这也是一种正常情况，中国人向来崇尚实用理性并缺乏宗教感，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这个民族还未曾产生一个可以称之为宗教的信仰，他还没有开始触摸那个伟大神秘的未知……中国人的心灵原野需要一把有生命的种子来播扬成长。”
杨小凯的朋友、哲学学者邓晓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也许人骨子里都有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在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固守传统人格模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这种骄傲也许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许多像邓晓芒这样的文化人并不知道，知识的多寡、文化的高低，不是灵魂不平等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哲人与文豪，跟普通人一样需要上帝的救赎。
邓晓芒还说：“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由此可见，文革的那种“伪神崇拜”对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他们真心诚意地去崇拜那个“伪神”，甚至愿意为之而献身的。但当他们发现“伪神”的光芒背后那无边的黑暗与邪恶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这个世界上连真神都没有了。尽管如此，邓晓芒也承认：“基督教帮助小凯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在这个意义上，杨小凯用他的生命为主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他的生命亦成为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祝福。
他的生命灿烂若晨星
成为基督徒之后，杨小凯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无不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杨小凯对此前的生命有如下之反省：“我太专注于事业，一切以事业为重。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对在中国迫害过我的人充满憎恨……对世俗功名的孜孜以求令我身心疲惫。”在受洗仪式上，他坦然地说：“我内心非常平静，不再畏惧死亡。”因？哈帕教授回忆说：“小凯逝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恐惧死亡。他柔声地说：”我想现在就去天堂。‘“是的，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我们只能顺服和接受。
让我最感动的是杨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在《小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中透露的几个细节。杨小凯在接受耶稣之后，“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宽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二零零二年二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他祷告，讲圣经。”上帝甚至将杨小凯还不信主的妹妹派来照顾他，为他朗读圣经。杨小凯的信仰不是那种文化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那种中国民间宗教化了的基督信仰，他有教会和团契生活，他更是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一个假基督徒，是无法欺骗他朝夕相处的妻子的；反之，如果在妻子眼中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的信仰十有八九是真实的。在妻子吴小娟的眼中：“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祷告，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
杨小凯经常向妻子讲到他的一个梦，这个梦表明了圣灵与他的同在，这个梦也是对所有在患难和苦痛中的基督徒莫大的安慰。在这个梦中，杨小凯发现，沙滩上有两行足印，一行是自己的，一行是天父的，但是每当他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的足印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问神：“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下一对足印？”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他的信仰照亮他的学术与思想
许多知识分子信主之后，他的信仰仍然与他的学术研究处于割裂状态，并美其名曰“政教分离”与“学术中立”。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圣经没有信心，对真理没有信心，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信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生命的变化将是全方位的，也势必影响到其思维方式与学术立场。
杨小凯便是如此。他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因为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捕入狱十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与自由，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发现有享用不尽的真理与自由。杨小凯年轻时候思想激进，推崇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苦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当他走向基督信仰的时候，他成了一个执着的“反革命”，极力赞美相对保守的英国光荣革命，而批判以暴易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以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和评价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与成就。但杨小凯对中国现实的批评和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论述，却让我心有戚戚焉。杨小凯以昔日英国温和改良之路来透视今日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后发劣势论”，认为如果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就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导致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有相同的组织来安排，由此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正是因为他对中国爱之切，才会责之切。
学者洪朝辉在《杨小凯的“学道”境界》一文中概括了杨小凯“后发劣势论”之三大思想：首先，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是等量齐观的平行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的主从关系。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只是十七世纪末宪政革命的继续和补充。其次，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国式的宪政民主，再实施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工业革命只是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或早或迟地发生。三是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模式，不是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因为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技术模仿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得意洋洋，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导致上上下下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由此将成为后起中国的“灾祸”。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现状，被杨小凯不幸而言中。从掌权者到民间社会，无不为“中国崛起”而亢奋不已。那么多御用文人和无良书商揣摩“上意”炮制出《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文化垃圾，“虚胖”的中国正在步入危险的“前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磁场之中。
杨小凯将他最后的一本演讲集命名为《中国情与自由梦》，他一生都被中国情与自由梦所牵扯，而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和融合，正如因？哈帕教授所说：“小凯让我告诉大家，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体验。基督的福音是此世最伟大的真理。终生致力于发掘观念世界里的微言大义，小凯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在这里他发现了‘无价的美丽珍珠’。他希望诸位能理解这一点，并像他那样，自己主动去发现这一真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