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暴政从来不认同谈判和妥协,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以香港之小和中国之大的对照,香港不可能承担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任务。不若独善其身才是自保之道。

占领中环,四处开花,公民抗命,奋不顾身。在催泪弹之下越战越勇的香港市民,展现了捍卫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价值的巨大勇气。许多草根市民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一家老小倾巢出动,成为反对北京极权主义统治的主力。传统的泛民政治家包括具有精英气质的「占中三子」,这一次反倒落在民意后面,他们不再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而是被民众推着往前走。

此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占领中环运动,不在乎一时的成败,以及具体的诉求能否达成,更为关键的是,在占中运动中孕育和发酵的本土意识,乃至香港独立的远景,必然会把香港带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纪元。香港独立是香港民主派和大部分民众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则海阔天空、鸟飞鱼跃;而不迈出这一步,香港永远会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普选永远是海市蜃楼。

其实,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正在迅速转变之中,其转变速度比解严后的台湾还要快。二○一四年一月初,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了电话抽样访问1016名市民的调查结果,受访者三成八自称「香港人」,一成七自称「中国人」,自认「中国人」的比率创历年新低。

一国两制有如火与冰不相容

习近平自以为「大国崛起」且大权在握,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疯狂扩张。在香港政策上,强硬地拒绝港人的普选诉求,命令全国人大这个伪议会通过假普选的方案,宣称「爱国必须爱党」,关闭对话大门,连邓小平时代的那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

邓小平发明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那时,中国的国力尚不足以抗衡整个西方世界,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和贸易中心,是一只中共看重的「金母鸡」,所以邓小平挤出笑脸来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承诺香港回归后仍保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成功地诱骗英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遂落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邓小平是一个「坏事做绝、谎话说尽」的狠角色:他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的急先锋,致使数百万右派家破人亡,却从不认错道歉;在文革中落马后,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和华国锋,卑躬屈膝、三跪九叩,保证永不翻案,一旦掌握实权,立即翻云覆雨;胡耀邦和赵紫阳真心诚意地推动改革开放,希望将中国带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却遭到邓小平这位自我加冕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非法罢黜。所以,邓小平的话从来当不得真,「一国两制」也是如此。

从世界历史更可清晰地看出,从来没有成功实施的「一国两制」,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好像火与冰一样不可兼容,绝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二战之后,苏联一开始承诺说,东欧各国可保持原有的民主体制,各国的共产党只是作为多党之中的一党参与竞选。然而,话音刚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迅速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修改宪法,查禁其他政党,消灭异己力量。短短数年间,这些国家相继转型为斯大林模式——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苏联甚至直接出兵,血腥镇压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的「布拉格之春」运动。

被直接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命运则更为悲惨。苏联用暴力铲除了三国原有的民主机制,强力推行共产体制,大肆逮捕三国精英阶层并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八成客死异乡。以立陶宛为例,从1941-1953有四十四万人逃亡到西方,有十三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数万人被杀害,总计流失人口七十八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轻信民主回归,断肠人在天涯

百年来,英国当局井井有条的殖民统治,为香港缔造了相对自由与富足的局面,故而香港人对中国和亚洲的苦难、动荡和屠杀,多为旁观者心态。中国的大饥荒和文革,香港人感同身受的,是沿江漂流而下的伤痕累累的死尸,以及蜂拥而至的难民潮。而对香港人刺激最大的则是「六四」屠杀,这场屠杀带给香港人的震撼性体验,催生了延续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今的维园烛光晚会的悲情。

不过,香港学者叶荫聪指出,仅有这种「借来的悲情」,尚不足以构成香港民主化的基石。相对世界不少曾经经历过反革命—革命,或殖民—反殖民斗争的地方,香港缺少了一点现代革命的悲剧意识。香港在中国共和革命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往往是支持基地,或流亡之地。即便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香港也没有台湾、韩国般的威权统治、白色恐怖乃至民间反抗的历史。

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再加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及邪恶本质缺乏深刻认识,九七之前,「民主回归」成为港人普遍的幻想。少部分清醒者则移居海外,对共产党「惹不起躲得起」,真正有挺身与之抗衡决心的人,寥寥可数。而「民主回归」这个幻想,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最终破灭延宕到占中运动兴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内,香港人睡狮不醒,中共却从容布局,在香港社会的各个要津安插满了一群亲共的「港奸」,完成了对香港的「五花大绑」。在此情形之下,香港人下一步要争取自由和民主,必将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和代价。

一般的港人所认识的中港矛盾,只是一些浅层的表象:中国当局放任内地孕妇蜂拥赴港,至少内地孕妇的十七万新生儿耗费了香港在地的医疗资源;自由行每年涌入近两千万人次,香港被漠视文明规则的内地游客占据,港人的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加上越来越多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威胁香港在商业上的成功。其实,更可怕的是香港的「内地化」、香港原有的自由与法治遗产被侵蚀得残存无几。国民教育的洗脑、二十三条盖世太保法律的紧箍咒以及地下党特首对北京的亦步亦趋,香港就这样从「东方之珠」沦为跟随在北京、上海之后的无足轻重的「小弟弟」。

独立是民主自由的基石

二○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当局只字不提香港的占中运动,照样在北京打造太平盛世、万国来朝之假象。而香港特区政府举行的庆典,草木皆兵、草草收场。背对五星红旗以示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远远多于喜形于色的欢庆者。

在双方的紧张对峙中,出现了一群举起「香港独立」标语的港独人士。然而,有若干学生和市民前去遮挡港独标语,声称不能让占中诉求「失焦」。这种做法宛如当年天安门学运中,学生将用油漆泼洒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机关一样,让亲者痛、仇者快。

独立是香港亟待普及的观念。独立当然需要付出代价,但独立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诉诸人类历史,有诸多先例可供香港参考。

两百多年前,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地广人稀,人口不足三百万,却因坚持「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挺身反抗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当时,英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富有的政府,而美洲殖民地人民既没有统一的政府、也没有正规的军队。一般的观察家都认为,美洲殖民地对抗英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然而,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美洲殖民地打败了英国,堂堂正正地赢得了独立。

新加坡于一九五九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一九六五年又被动地脱离马来西亚联邦。那时的新加坡,无论在人口基数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无法与香港相比。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世界对于新加坡能否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其他重要的问题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失业率当时高达百分之十二。社会主义阵线宣布进行民主抗争,抵制议会,动乱随时会发生。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如履薄冰,生怕遭到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大强邻的攻击。然而,独立带来的「红利」远远超过政治人物的想象,半个世纪之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望尘莫及,尽管政治民主停滞不前,但新加坡已成为「小而富」的亚洲先进国家。

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更是一场蝼蚁撼大象的斗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加起来总人口近四百万,远远少于香港的七百万。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国共同发起「波罗的海之路」人链活动,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参与,纪念三国同在二战中被苏联非法占领,追求恢复独立。(后来,台湾本土力量也仿效该活动,发起数百万人参与的「牵手护台湾」)戈尔巴乔夫一度尝试使用武力压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苏军开进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杀害了十四名立陶宛平民。然而,由于立陶宛群众舍生忘死的抵抗,苏军未能如期占领议会大楼。紧接着,是国际社会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对武力镇压的齐声谴责,莫斯科被迫将军队撤入兵营。一九九一年年八月十九日,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爱沙尼亚于次日宣布独立,其他两国紧紧跟上。随后,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巨人轰然倒下,三国以及其他更多被苏联吞并的国家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无论是美洲殖民地,还是新加坡,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的独立之路都是香港的前车之鉴。独立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共产党万变不离其宗,独裁暴政是其本质,它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谈判、对话和妥协,它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以「香港之小」和「中国之大」的不成比例的对照,香港不可能独自承担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任务。若是当年英国割占了十个香港,如今十个香港一起点燃烽火,倒有可能让中共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但是,在只有一个小小的香港的情势之下,香港不妨走向独立、独善其身,下一步才有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帮助。否则,香港必将自身难保、堕入酱缸、万劫不复。

来源:《开放》2014年12月

By editor

《余杰:香港独立不是梦》有2条评论
  1. 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全部靠天鹅绒革命,这不是偶然。
    公民普遍觉醒之后,留给统治者的选择只有两个:齐奥塞斯库或戈尔巴乔夫。
    专制政府掌握的军队,在公民普遍觉醒之后,一定属于公民。
    所有的专制政府都明白这点。
    所以,所有的专制政府都必须搞愚民政策,竭力阻止公民觉醒。
    那种专制政府只相信暴力,从来不妥协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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