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与两会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新气象，而恰在此时又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萨斯(SARS)或曰非典型肺炎的流行。
自4月20日记者招待会及随后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起，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痛下决心，亡羊补牢，张、孟引咎，全国动员，公开疫情，实行紧急应对，建立指挥中心，开展国际合作，兴建小汤山隔离治疗基地，并且不惜经济代价，取消“黄金周”，实行“大退票”。
在北京这个阳光与寒流交替的春天，出现了一场紧张而有序的抗击“非典”的生命保卫战。有人称之为北京的“倒萨(斯)战争”。
与海湾那场引起广泛争议的“倒萨战争”相比，这里的“倒萨”看到的是广泛的协作；它没有硝烟，但也有着生与死的较量。
在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格局正发生剧烈变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转型期社会，很少有哪一件事能够如此凝聚人心，激扬民气，出现上下呼应万众一心协力尽责的局面。
尽管如今的一系列紧急措施中，并没有特别包含舆论管制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日益发达的网上言论也历来是“口水战”的场所。但人们都明白，在面临人道与公共安全挑战的形势下，团结协作、共同面对才是当务之急。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价值取向的危机应对方案没有区别：这些天来，各种各样的建议与主张在广泛地交流。有人建议在中心疫区实行“行政戒严”，有人则认为应当防止社会氛围过于紧张而导致恐慌。有人呼吁社会捐款与发起志愿者行动，有人则主张国家财政应当为非公费医疗人员负责非典检验与治疗的费用，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讨论者都有一些共同的声音，即支持政府负起非常责任，行使非常权力来应对当前的非常事态。
的确，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想讨论中，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权力与权利，而如今人们讲得最多的是责任与公益。珍视自由的人们如今主动要求启动非常时期的特殊管制手段，以往强调权威的政府，如今也主动解除滥用权威隐瞒疫情的官员职务，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而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走向自由与权威协调的一种善治秩序。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腐败现象侵蚀医德医风啧有烦言，医护工作者中平时也免不了有发牢骚、讲怪话的。但到了这个非常时刻，他们却以其置生死于度外、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度责任感赢得了社会的高度尊敬，恢复了白衣天使的圣洁形象。
面对萨斯的挑战，人们并没有放弃批评与监督的权利，但更多地是严于律己，从我做起，为社会尽好自己的责任。
人们要求知情权，要求政府提供实事求是的疫情信息，但也主动承担义务，在这一社会心理脆弱的非常时期不去传播、放大某些未经证实、却可能引起非理性恐慌和社会动荡的小道消息。
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在网上表示，尽管所在地区已经发生疫情，但是自己将相信政府，不“逃难”，不抢购，不危言耸听——萨斯危机使人们明白，只有在权利与责任对应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存在互信，包括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对国民的信任与国家对国家的信任。
在目前面对萨斯挑战的非常时期，中国人需要团结一致，社会各界与政府需要充分合作。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曾经存在着许多矛盾，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向前看。
在非常时期，公民们支持政府行使某些平时也许不必要的非常权力，同时政府也承担了相应的非常义务。
另一方面，非常时期的中国公民与社会有特殊义务服从上述非常权力，配合政府的非常管制——如限制人员流动、管制物价等。但同时他们也享有相应的非常权利，如对官员提起非常问责，以及要求政府对平时医疗保障未覆盖的人群提供与防御萨斯有关的非常的医疗服务等。
总之，非常时期的权利——义务结构不同于平时，但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力与不享有权利的义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们对许多问题会有分歧，但是社会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而存在，必然需要某些基本的共识，在非常状态下尤其如此。因为非常状态下人们言行的“外部性”往往大于平时。
以医疗问题而论，平时有些人可能主张国家强化医疗保障，有人则反对“福利国家”，主张个人自我负责自愿保险。但是恶性传染病会使福利保障问题性质改变为公共安全问题，患者作为传染源无权自由选择就医与否，甚至人身自由也会受到非常限制。这时他也就很难自我负责，社会与国家在对他行使权利的时候，应该对他承担责任。
最极端的“自由放任论者”如果有起码的理智，也不会否认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应该得到全额公费医疗。
换句话说，非常时期最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在价值多样化的人们中达成某些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所谓共同的底线。
从这个意义上讲，萨斯危机是对我们社会与国家严峻的挑战，但也的确有可能成为振奋民心、凝聚人气与开创未来的一次机会。
人们都知道这次疫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的确与我们体制上的一些问题有关。但是疫情就是疫情，它本身只能被当成人道问题与公共安全问题来看待。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才能在疫情过去之后考虑深化改革的问题，而到那时，危机中形成的某些共识就可能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推动我们的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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