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吴思所著的陈永贵的传记，名为《毛泽东的农民》，真是神来之笔。二零零二年，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将吴思告上法庭。治学严谨的吴思拿出了扎实的史料包括官方文件作为证据，法院仍然判决其败诉，如吴思所说：“我拿出当事人的证据来，法庭说权威性不足，我又补上了中共中央文件，证明我陈述的事实，法庭仍然敢判我输。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不是败于‘潜规则’，而是败于‘横规则’———就这么判了，你怎么着？”对于这一荒唐的判决，评论家张伟国指出：“陈永贵是毛泽东树立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坐火箭串升的政治暴发户，在所谓‘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年代，他俨然是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最高代表，曾经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中级法院对吴思、北京青年报社侵犯陈永贵名誉权一案的判决，似乎象征了毛泽东阴魂‘陈永贵名誉’的庇护。”
有趣的是，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的身份是“澳大利亚成功集团董事”——虽然不若其他父辈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显赫职位的“太子党”呼风唤雨，却也漂白成了荷包鼓鼓的“资本家”和澳籍华人，他的成功与父亲的成功是两条截然相反又有必然联系的道路。难怪网民嘲讽说：“呵呵，毛泽东的农民的儿子，不再是农民喽。”毛泽东的外孙女婿是泰康人寿的老板，陈永贵的儿子是镀金归来的洋商，在革命火灭、唯利是图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可谓肝胆相照。陈明亮有胆量回国来捍卫老爸的名誉，难道就不怕中国再来一次“土改”、“镇反”，让他倾家荡产、人头落地？
“这个汉奸不是人”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过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为求苟安，不惜任命公认的汉奸当宰相，如南宋的秦桧，事事都看金国的脸色行事。在民国时代，中国也有过堕落为傀儡政权头目的革命元勋，如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而在中共建政之后，抗战时期曾出任沦陷区汉奸小头目的陈永贵，却成了毛泽东眼中的红人。陈永贵用谎言和暴力堆砌起来的大寨，则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
吴思在书中引用了翔实的史料讲述陈永贵的汉奸经历：“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一九四三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当年，守土有责的政府溃败逃亡之后，陈永贵在威逼利诱之下当汉奸固然不无可怜悯之处，但这一事实不容抹杀。诸多当事人都还活着，清史岂能被烧成灰烬？
在陈永贵被中共层层提拔的过程中，他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的历史多次被提起。以中共从苏联学来的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对“历史问题”的高度重视，陈不可能掩饰其当过汉奸的耻辱经历。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因此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
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调查人员发现他们都提到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经历。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特别注明“负责人是陈永贵”。六十九军驻昔阳县“支左”部队立即查阅日伪档案，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还注明陈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陈的汉奸特务身分至此水落石出、铁证如山。
当时的六十九军军长、后来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央。收到报告之后，一向谨小慎微的周恩来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不久，在周恩来参观大寨时，谢当面将此情况向周汇报请示。周却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陈永贵仍可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周哪敢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信口雌黄！后来，更有人传达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反倒遭到严酷批斗，其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货真价实的汉奸是亲密的“同志”，揭露汉奸历史的同志反倒成了“罪人”。这就是中共用人的“逆原则”之一：偏偏要用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对党绝对忠心。
毛泽东和陈永贵两个汉奸狼狈为奸
在二零一二年中国义和团式的“保钓运动”中，各地均有大量人员举起毛泽东像，似乎毛是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才会有如此愚不可及的行为。说到卖国，古今中外，没有人能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是大汉奸，陈永贵只是小汉奸。毛泽东既然建立了一个汉奸政权，当然要给陈永贵这样的老牌汉奸留个好职位。
陈永贵在“文革”中获得火箭式的升迁，让毛身边的战友们个个瞠目结舌。陈永贵宛如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在高层政治生态圈中激荡起阵阵涟漪。即便是掌管国务院的周恩来，也只能对这个来给自己当副手的“文盲新贵”虚与委蛇。
毛泽东多次与陈永贵海阔天空地聊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嘛，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不明白孔夫子那句话的意思，含糊地哼哼着点头。后来他知道了什么叫“知天命”，又为自己的胡乱点头而后悔。
汉奸见汉奸，毛陈一家亲。抗战期间，陈是公开的汉奸，毛则是隐蔽的汉奸，毛及共产党对抗战的破坏，远大于台面上的汉奸汪精卫及其伪政权。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而不是某一党、某一阶级、某一群体的抗战。毛共却在苏联“老子党”的指使下，策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防建设被迫中止，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以精锐之师仓卒与日军在淞沪会战，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这是斯大林以牺牲中国达到其“祸水南引”的企图，而毛记中共在此计划中充当了卖国先锋之角色。
抗战八年，毛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悄悄发展实力，甚至大片种植鸦片，通过日军之手倾销于沦陷区，荼毒广大同胞。毛还派出潘汉年等特务头子，到南京与日本情报机关负责人谈判，商量如何协力打击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立即整肃潘汉年，杀人灭口。
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手上沾着中国人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是日本飞行员的高徒。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恬不知耻地表白：“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所谓“协助我们”，就是帮助中共打内战。
据《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记载：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访问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在会谈中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据《田中角荣传》记载：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泽东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甚至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言为心声，毛泽东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
从陈永贵到莫言：农民的生存智慧
经过毛泽东的“点将”，对中共夺取政权并无寸土之功的陈永贵，一夜之间便越过诸多封疆大吏的头顶，跃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头上包着白手帕的农民，施施然地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在“政治正确”的潜规则之下，陈永贵成为毛泽东农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作为交换，在毛泽东的卵翼之下，没有任何人敢对陈永贵的历史污点说三道四。在毛时代结束之后，陈永贵仍为华国锋所重用，直到邓小平掌权，在昔日批邓时不遗余力陈永贵这才被迫下台闲居。然而，即便中共的经济政策改弦易辙、陈在大寨的“丰功伟绩”被基本否定，但其汉奸的历史仍然不能公开提及——吴思败诉的下场，就是当局给众人的一个警告信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陈永贵毕竟是毛重用的人物，是中共历史的一部分，保护其“名誉”乃是官方绝不改变的立场。
当年，毛泽东从亿万农民中挑选陈永贵，让其一步登天、出将入相，固然有宣扬大寨经验、树立其农业政策样本之考量，但毛陈二人为何如此臭味相投呢？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毛笃信反智主义，不信任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更相信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那么简单。中国的农民多如牛毛，劳动模范之类的人物也层出不穷，毛偏偏惟独赏识陈，定有其深意在。毛、陈二人，都是农民出身，都有传统农民狡猾、自私、虚荣的品性，为达到个人的目标而不惜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包括六亲不认和充当汉奸。由此，两人才惺惺相惜。
农民文化仍然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走向。陈永贵留下的遗言是：“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话虽如此，农民的生存智慧是中国人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共“进城”六十多年，其“农民党”的本性并未改变。“升级版”的陈永贵们充斥各个权力要津，甚至西装革履的“海归”也打上了陈永贵的烙印。
农民并不纯朴，纯朴的农民只出现在桃花源里。从毛泽东到陈永贵，从陈光标到莫言，构成了“过于狡捷”的中国农民的序列。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为中共的新闻审查和言论控制辩护，居然拿机场对乘客作安检来类比。显然，他不是故意挑战洋人和同胞的智商，而是假装自己是愚钝的“乡下人”，不太熟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即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闹点笑话出来，也应当被大家宽容和原谅。实际上，一旦大家真的谅解了他，他立即背过身子去露出一张小丑的花脸来：你们都被我耍了，你们才是笨蛋。莫言与陈永贵拥有同样的生存智慧：永远跟强者站在一起，却又以弱者的代言人自居。于是，陈永贵混成了中共政治局委员，莫言混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陈永贵是毛泽东的农民，莫言是胡锦涛的农民。他们究竟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呢？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中国花城出版社，1999年。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