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媒体纷纷报导镉大米污染,标题相当醒目,如:“致癌大米遍布中国 国人遭遇慢性大屠杀”。可怕的是,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我们中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土壤中镉的含量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40%。毒大米早已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占10%以上,每年被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十顿饭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毒米饭。那么,我们该往哪里逃呢?

如果说空气污染是肘腋之患,只要停止超标排放,几乎可收立竿见影之效,那么,土壤污染则是心腹之患,是难以治理,或者说,事实上是无法治理的。通过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完全恢复,周期长达千年以上。以一代人20年计算,那是50代人之后的事情了。遗祸五十代子孙,这不过是我们这一两代人所造下的孽!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说,他曾带领几位中科院专家去广西治理水稻田污染,不计成本,一亩地投入数十万元,结果至今仍然一棵水稻不长。大范围的深度的土壤污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因此,西方先进国家也无法提供可以借鉴的好办法。目前真正行之有效的就是挖,把污染的土壤用大型机械挖起来,运到远处或就地深埋,再用干净的土壤回填。这种办法对中国没有万分之一的现实性。2011年,前环保部长周生贤报告,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8.3%。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显示,这个数字高达19.4%,也就是说五分之一。3年时间翻了一番还多,比GDP增长率高到不可想象之程度。这过于恐怖了,我不敢相信,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至少有上亿亩土地严重污染。把这上亿亩耕地掘地三尺,是可以想象的吗?还有,换了新土之后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跟深层地下水污染一样,祗能靠大自然千年万年甚至以地质时期为单位的自净能力了。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是耕地污染的另一个根源。中国农田每公顷平均使用化肥400公斤,大大超过国际化肥使用警戒线,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农药使用也大致是这样,利用率仅30%左右,粮食中农药检出率高达60%。据专家们说,“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模式已步入尽头,亟待转型。”可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精耕细作,怎么会走到这种自我毁灭的境地呢?

无论是官商勾结的工业污染,还是农民自己滥施化肥农药,其主要的根源一概是制度。环境污染诚然与开发强度相关,但其增长率大大超过GDP,就值得认真研究了。具体到农业用地的污染,稍加考查,就会发现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称经营权)“两权分离”有着明显的关系。按照现行宪法,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但在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官员所有。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各级政府可以垄断土地的买卖、征用、转让、开发等几乎一切权利。这种土地“所有权虚置”,使土地失去了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主人。既不是农民所有,也不真正是官员所有,无主之地,尽人皆可为所欲为。官商勾结大肆排污,农民无法有效抵制,因为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就连低价征收高价卖出这种公开抢劫式的“土地财政”,农民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仅仅有使用权,还不是永佃,随时可以剥夺。既然如此,要抢都抢,农民也实行掠夺式耕作,滥施化肥农药,把地力攫取至尽。一言以蔽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两权分离”的“渐进式”“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面对镉大米遍布中国,专家们除了隔靴挠痒式的大话、套话、废话,就是不敢说这种经济政治制度非改不行了。有的专家还给老百姓支招,比如“不要长期食用同一地方粮食”,这叫做“分散化,降低风险”。意思是,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占了十分之一,中国人每十顿饭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毒米饭,为了不至于吃过平均数,加快发病,另一方面,也为了有难同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1200万吨镉大米匀开了吃。这位专家有点意思,不愧为共产主义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先生也支了个招:“如果担心吃了镉超标大米,伤害身体,可以多吃含锌量高的蔬菜,例如西兰花,可以减少镉大米对健康的伤害。”此外,卢先生还特别提醒:“西洋菜在水环境中生长,会吸收水里的重金属,有些地方就是利用西洋菜来治理水源的重金属污染,要尽量少吃。”我相信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善意的。遗憾的是,他们回避了最重要的话题。而且,他们教我们的都是如何吃毒大米,而不是如何根绝毒大米。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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