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游前南之十七
秦川雁塔 2016-12-30
从代查尼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了科索沃第三大城市——佩奇，这里同时也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最重要的宗教圣地，在中世纪时是东正教佩奇大总主教的坐堂所在。
佩奇大总主教修道院坐落在佩奇城外风景秀丽的鲁戈瓦峡谷里。这里原来有罗马、拜占庭的古教堂遗址，13世纪塞尔维亚的王公们又先后大举营造，直到1346年在这里建立佩奇大总主教区。这是塞尔维亚人担任东正教地区最高教职的开始，在这以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是受奥赫里德大总主教（又译“都主教”）管理的，而这个职位一直是希腊人担任。建立佩奇大总主教区以后，就由塞尔维亚人担任大总主教了，于是这里便成为塞族东正教的教权中心。其修道院的地产曾经遍布该盆地的各处。以至于梅托希亚就因此得名。
风景秀丽的鲁戈瓦峡谷
毕竟是最高教职所在，它的修道院面积比代查尼修道院要大得多，但是院内中央的建筑群只剩下了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那是在16世纪“塞族大迁徙”后被破坏的。只有东边一座钟楼、北边一座教堂保存了下来，还有不少据说也是13世纪留下的古树。教堂内壁画比代查尼的更多，色彩依旧保存鲜艳如新，比如奈马尼亚王朝诸王的造像，以及当时佩奇大总主教萨瓦二世葬礼的画像等，其特征都是拜占庭那种呆板瘦长型的风格。
大总主教修道院部分已成废墟
历经700余年风云变幻的古树
另外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代查尼修道院里一律都是男性修士，而佩奇的这所大总主教修道院如今是清一色的修女，当年大总主教坐镇时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想，应该是大总主教带领塞族信徒离开后，这里荒废了一段时间。后来塞尔维亚人卷土重来，修道院重新运转，但已经不是大总主教座堂，而用作女修道院了。
瘦长条风格的奈马尼亚王朝诸王造像
据说由于这里都是修女的缘故，对访客的来历格外谨慎，门外的北约士兵需要向内通报，修女们可以根据来访者的姓氏和国籍有权决定是否接待，阿尔巴尼亚姓氏的人就会被拒绝接待。可能是我们所持的护照和亚洲面孔不存在类似问题，很顺利地就进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像代查尼那样有路障、军车和士兵，只是有人把门而已，没有德坎那样的肃杀气氛。
当年，这里曾经是塞尔维亚人的精神寄托和“宗教首都”。在1398年科索沃原野战争以后，整个塞族地区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那位圣徒大公拉扎尔与土耳其苏丹以死相搏同归于尽，他的夫人摄政后却立即投降了土耳其，把女儿送进了杀父仇人的后宫，儿子成为杀父仇人的诸侯并倒戈为奥斯曼攻打基督教的匈牙利。塞尔维亚独立的世俗政权不存在了，但是奥斯曼实行相对的宗教宽容政策，使塞族人的教权在这里还保留着自治，于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就向这里聚集，团结在佩奇大总主教的周围，维持了约二百多年的土耳其政治统治下的教区自治。
修道院内现存的主体建筑
到了17世纪发生了奥地利、匈牙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战争，即又一次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较量。佩奇大总主教号召塞尔维亚人声援奥匈基督教军队与土耳其人抗争，与异教徒作战。后来奥匈军队战败退走，由于惧怕土耳其人报复，当时的佩奇大总主教率领所在地的塞族东正教徒离开此地，随着基督教军队一起撤离，一直北撤到匈牙利境内。
带领塞族大迁徙的大总主教阿森尼耶三世
这次塞族大迁徙在塞尔维亚历史上具有悲壮深远的影响，被称做“塞尔维亚人的长征”，是塞尔维亚历史上不得不提的又一个重大历史拐点。塞族人大量撤走后，阿族人进入，连同以前在此的阿族，人口比重明显上升，从此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
在上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危机中，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府也正是以科索沃原野会战、以佩奇大总主教区的被迫撤离作为动员手段的。他强调科索沃地区是塞族人的精神家园，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科索沃。
塞族政府经常教育民众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说他们在两千年后仍能夺回家园，凭的就是永不放弃的宗教信念，而塞人的家园失去不过600年，佩奇大总主教长征不过300年，尽管1990年塞族人在科索沃只占10%左右，但他们必须是这里的主人。由此产生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最后断送了塞尔维亚在这里的控制权。
塞族大迁徙
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近20年了，又有一些塞族居民在战争中北迁离开了这里，整个科索沃境内的塞族居民比以前更少了，但是科索沃东正教修道院仍然在坚持，我们很感慨，这是一种信仰的坚持，但愿这种信仰的力量不至于导致信仰的战争。
那么，信仰的力量能创造和平吗？就在这片“解放军烈士”和“东正教圣徒”紧张对峙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第三种存在。这就是如今在科索沃有着巨大影响的特蕾莎修女和她的事业。
我们经过的贾科维察市地图上显示这里如今的几条主要街道：地拉那大街、斯坎德培大街和特蕾莎修女大街，其实科索沃的主要城市，包括普里兹伦、佩奇和首都普里什蒂纳今天几乎都有这样的街名。
贾科维察市内的特蕾莎修女大街
地拉那、斯坎德培当然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符号，而特蕾莎修女大概是今天世界上最知名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但那就不仅仅是个民族符号了。今天中国人知道特蕾莎修女的也很多，但这个名字使人想起的恐怕很少会是阿尔巴尼亚，而是大爱、慈善与和平。
特蕾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贡恰•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年出生于当时奥斯曼帝国斯科普里的阿族区，斯科普里现在是马其顿首都，当时却是帝国科索沃省省会，她的父亲是从普里兹伦迁居到那里的，父母都是阿尔巴尼亚族，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所以说她是科索沃阿族人毫无问题。当然，当她成为终生侍奉上帝造福世人的特蕾莎修女后，族属和家乡已经不能说明什么，但桑梓同胞今天都以她为荣。
除了到处都有特蕾莎修女街外，斯科普里有她的故居博物馆，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和贾科维察有特蕾莎广场，在梅托希亚这个到处是穆斯林烈士像的地方，天主教徒和平天使特蕾莎塑像也几乎每城可见。连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机场，如今也叫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总之，在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各地的阿族都认她为本族的伟人。
特蕾莎修女故居博物馆
特蕾莎修女出生在阿族天主教家庭，但她幼年所住的社区多为穆斯林和新教徒。成为修女后她奔波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战场与疫区，尤其是大半生实际都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度过，服务对象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穷人，包括许多连亲人都嫌弃的麻风、霍乱病人。因此她最后获得的尊称是“加尔各答的圣特蕾莎修女”。她的工作场所和服务社区被人拍成纪录片放映后，在感动无数人的同时却有个居住在英国（！）的“反殖民主义的印度爱国者”大声谴责，说为了宣传她而把印度说成似乎到处是穷人和贫民窟，是出于西方偏见而故意抹黑我们幸福的印度！
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
然而正是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给予了特蕾莎修女以极大的尊敬和荣誉，在教会给她的尊称前加上“加尔各答的”正是出于印度人的愿望。她去世时，印度政府还为她举行了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
1979年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好不容易被动员放下工作去挪威领奖的她却提出要主办方取消颁奖宴会，把举办宴会的钱用来救济印度穷人，她不仅把奖金全部捐给了济贫基金会，甚至当场拍卖了自己的奖牌，把所得也尽行捐出。有人说“任何荣誉与所得如果不能直接变现为穷人的受益，对她都毫无意义”。……
今天在科索沃，尤其在梅托希亚，遍布着“解放军烈士”和“东正教圣徒”的纪念地和标志，这两者应该说都体现了崇高的精神，但这两种精神却又常常严重冲突，而且严重到造成灾难。那么，人们应该回归犬儒吗，应该躲避崇高吗？看到人们在给同样遍布科索沃的“异教徒（对东正教和穆斯林而言）”特蕾莎标志致敬，我觉得这个愿景并不是渺茫的：有一种崇高能够化解“‘崇高’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在信仰自由、宗教包容和世俗民主制度安排下的那种博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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