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自由女战士:林昭》法国作者安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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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5

国家科研中心(CNRS)和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Anne Kerlan的法文传记《自由女战士:林昭》。(记者蔡凌)

近日,一本法文传记《自由女战士:林昭》获得了法国参议院2019年度“最佳历史书奖”。本台驻巴黎记者蔡凌特别就此对这本书的作者,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和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克兰(Anne Kerlan)进行了专访。

安克兰(Anne Kerlan): 林昭1932出生于苏州,参加新中国文化,那时她很年轻约十七、十八岁。之后,她去北京参加百花齐放运动,她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喜欢文学,喜欢写文章。

安克兰(Anne Kerlan)笔下的林昭曾满腔热情、拥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1957和58年反右运动中却被贴上右派标签,关进上海监狱;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秘密枪决。

安克兰(Anne Kerlan)描述林昭在狱期间不断地写作,甚至以血书继续抗争,拒绝不公的判决。她意识到问题来自当时的体制,将矛头直指毛泽东,认为毛专制,鼓励个人崇拜。她从未退让绝不妥协,战到最后一刻。

母亲许宪民 (左)、姐姐林昭(中)、妹妹彭令范。林昭上中学时, 一九四八年摄于苏州。(档案资料照)

因为导演胡杰的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安克兰(Anne Kerlan)觉得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不惜牺牲使真理常存,并以书写对抗国家机器,所以她想写林昭的故事。

安克兰(Anne Kerlan): 这是一个为政治自由,人类自由的战斗,非常人道主义的战斗,我很感动,因为我自问,如何一个二十岁或三十岁的人可以为这么美好的价值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监狱里她受尽苦难,我不确定若换成我是否可以忍受,她的坚强对我而言几乎是神秘的。我尝试了解,因为林昭的故事也是许多中国知识份子的故事。艺术家、学生相信一个美好的世界,以为1949年的新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和平公正的中国,他们要参与这个新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很快的就被排除了,入狱或遭酷刑,失去他们所曾有的。所以这不只是林昭的故事,也是一个受尽苦难的中国世代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林昭的档案,包括狱中书写的大量血书,八零年代一度开放,不久又被封存。安克兰(Anne Kerlan)甚至没有尝试向官方要资料,因为光在上海图书馆要一份期刊都无疾而终。所以,她引用的是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林昭档案。

林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档案资料照)

林昭的妹妹虽然捐出这些珍贵手稿,但是,安克兰(Anne Kerlan)说:我要引用的话,还必须经过林昭妹妹的同意,这有点难倒我。因为我喜欢自由工作而且我希望人们对我有信心。对于这些条件,我觉得有点无聊。我有胡佛研究所的这些资料,我决定以这些资料来完成我的写作。

无法联络林昭的妹妹,也没能访问很多的见证人,都是安克兰(Anne Kerlan)写作时遭遇的困境。

安克兰(Anne Kerlan):林昭是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人,也擅长古文,有许多文学隐喻,对我而言并不容易翻译,我放在书裡的是我完全理解意义的文章,有些文章我存疑问了中国朋友,也不见得理解,这部分我就避免放进书里,因为不愿曲解意思。

今天,林昭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的偶像,这个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的形象却让中国政府恐惧。安克兰(Anne Kerlan)认为这个现象说明: 中国一直不是个自由的国家。如林昭所言,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个害怕记忆、害怕历史的非自由国家;其次,指出了林昭有理,她控诉司法有理,今天她的声音仍被听见,表示她说的话是真实的。

1959年,林昭在北京陶然亭,背景是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的墓碑。高君宇墓碑侧面刻有一首海涅的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图源:维基百科/连曦的林昭文集)

林昭是中国要求自由民主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声音,在她之后,也有人这么要求,幸运的是之后也还一直有人这么要求。他们的希望是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是从五四以来的一个世纪,所有年轻人的要求。但年轻一代的声音却未被听见,从1919年五四运动,1956年的百花齐放运动,毛泽东去世后的80年代北京之春到天安门事件,到今天的香港都提出同样的问题。

写完林昭的故事又获奖,安克兰(Anne Kerlan)说,有关林昭具有难以置信的巨大勇气,以及不寻常的神秘感并未终止,但是中国的现实却在改变。

安克兰(Anne Kerlan): 我从2014年起,开始有关林昭的写作。稍早2012、2013年时,我开始在网上搜寻有关林昭事迹。但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我最初工作使用的同样的网站已经无法进入,不存在了。

左图:1951年11月,林昭在苏州农工团土改工作组时留影。(推特图片)

我观察到,在撰写林昭的这几年,相反于大家所想,中国并不是正在开放而是相反正在自我封闭。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厉而强硬,专制主义的问题重回当今中国。

今天当我听到所有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当我听到维吾尔族人被关进集中营,被迫再教育的描述时,我想到在1950、60年同样的描述。这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无法再看美丽的现代化橱窗,我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国家体制以复杂精密的手段在监控所有民众。

一个害怕自己过去的体制,恐惧一切和它不同想法的人,这让我焦虑让我害怕,因为全世界都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记者:蔡凌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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