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1-06
特蕾莎修女是特例，但她并没有影响大众思想。当冲突来临时，宗教，民族，意识形态依然是大众互相屠杀的思想基础。
——王幼君评《烈士、圣徒与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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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王幼君：
您说得对，我并不认为特蕾莎修女的爱心就可以解决教派冲突和民族冲突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信仰自由、宗教包容和世俗民主制度安排下的那种博爱精神。”也就是说：好的制度安排还是根本，爱心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消除宗教冲突起作用。
特蕾莎修女体现的是博爱和奉献，人们通常并不把她与政教分离和世俗民主直接相联系。但在科索沃，阿族穆斯林对天主教徒特蕾莎修女的尊崇却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超越宗教畛域的意义。毕竟，在这个民族与宗教力量犬牙交错的地方，个人的实际行动有时远远胜过政治宣传。
当然，阿族尊崇特蕾莎修女也有民族主义的涵义，她毕竟是作为科索沃阿族人而受到桑梓同胞的爱戴，印度人尊崇特蕾莎修女就没有这种涵义。而阿族与塞族的冲突主要还是民族冲突。阿族主体是穆斯林，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天主教徒，历史上的斯坎德培在举兵反抗土耳其而成为后人心中的阿族民族英雄时，也是改信归宗于天主教的。
所以阿族尊崇特蕾莎修女并无超越民族藩篱的意义，对缓解民族对立确实作用有限。但在梅托希亚这个地方，阿族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东正教堂，反对成为“修道院领地”（而不像在普里什蒂纳，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塞族的世俗政府），宗教色彩相对更为浓厚，超越宗教畛域的意义也相对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节来强调特蕾莎修女的价值——在我看来，贾科维察的特蕾莎像要比普里什蒂纳的特蕾莎像更重要。
秦晖与王幼君在的里雅斯特
但另一方面，塞族由于前南时期的定义就排除了穆斯林（讲塞语的穆斯林都被定义为波斯尼亚人）和天主教徒（讲塞-克语的天主教徒就是克罗地亚人），所以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正教徒——即便铁托时代无神论的塞族共产党人也出身于东正教家庭或社区背景，而且在那个时代他们中很多人响应铁托号召改报了“南斯拉夫族”而放弃了塞尔维亚族身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反对米洛舍维奇的“铁托派”，并没有参与“后南斯拉夫时代”的塞族运动。
所以在前南的阿塞两族冲突中，塞族的东正教立场要比阿族的穆斯林立场更鲜明。如果说阿族不信“异教”却能尊崇一个阿族“异教徒”这体现了宗教立场的弹性，那么他们却无法通过尊崇一个穆斯林塞尔维亚人来体现民族立场的弹性。
因为铁托时期的民族政策已经排除了“穆斯林塞尔维亚人”的存在。例如我曾提到普里兹伦有个伊泽特贝戈维奇广场，显示对“讲塞语的穆斯林”、波黑前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崇敬。但如今没人会把“讲塞语的穆斯林”当成塞尔维亚人，伊泽特贝戈维奇不但是毫无疑问的波斯尼亚人，而且在阿族与波斯尼亚人心中他都是以抗塞英雄的形象受崇敬的。
波黑战争时期的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
对阿族而言，尊崇“异教同族人”特蕾莎修女和“同教异族人”伊泽特贝戈维奇自然不如尊崇“异教异族”的对手那么难。但前南的民族定义确实置塞尔维亚人于这种处境，这是反思铁托民族政策时应该注意的一点。反过来看，既超越宗教畛域又超越民族畛域的人还更容易出现在塞族中，这当然更与铁托的思想有关。
在前南铁托还是颇有些人气的哦
“后南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少“铁托派”人士维护民族和睦反对民族仇杀的立场最鲜明，而他们在承认民主自由、世俗政治、普世价值、甚至认同欧盟和北约、支持北约干預和追求入欧等方面也是走得最远的。以后我会介绍他们中的几位——当然他们都已不在主流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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