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依娃是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母亲是在家里饿死了好几口人后，由外婆带领着和弟弟一起被人贩子领着到陕西，嫁人得以生存。当时，有超过十万甘肃妇女逃荒到陕西，陕甘两省专门出台关于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的文件。由于长辈对过去的经历闭口不言，依娃到了近年才知道大饥荒的点点滴滴，才逐渐了解母亲的惨痛家史。
二零一一年，依娃陪伴母亲、舅舅、老姑回到他们逃离五十年的家乡，一路耳熏目染，震动如电击。此后，她回到甘肃，走访了秦安县、通渭县、天水地区，以及陕西的一些地方，采访了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最年长者九十五岁，最年轻者五十八岁。她决心让这些最底层的、大都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自己说话、自己见证，留下他们的声音，留下口述的历史。依娃说：“我就是一个录音机、一个纪录者，他们说什么，我纪录什么。有一个朋友看了，说看不下去，太烦，没有故事。我恰恰不想写故事，跌荡起伏不是我要的。”她又说：“真实，真实，真实，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唯一要求。做采访后，我基本按照受访者的谈话笔录下来，不做添加，不做修饰，不做补充。”这种记录者的谦卑和敬畏之心，是以虚伪而矫情为主流的当代汉语写作中极为罕见的品质。
正是这种谦卑与坚韧，催生了可以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该书以五十多名受访者的访谈记录为主体，并记载了五百多死难者的名字，及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依娃用这本六百页的书实现了她的愿望：“让亲历者自己说话，更能让读者看到大饥荒时期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村庄所经历的饥饿、挣扎、凄苦、绝望。”
每一个大饥荒的死难者都应当被牢牢记住
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所作的最後一场公开演讲，是二零零五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环节，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我当即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这时，有一名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你说三千万人饿死，有什麽证据？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後来发现了好多万人坑；你说饿死三千万人，怎么没有发现一个万人坑？”
如果是今天，我会如此回答那名被中共的愚民教育洗脑的大学生：你读一读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吧，尽管那只是沧海一粟，但你就迈出了走向真相的第一步。与杨继绳全景式的巨着《墓碑》相比，《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以甘肃省为中心展开，当时甘肃的人口为一千多万，饿死的人多达一百三十万，占百分之十，是全国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六亿人死了三千六百万，依娃的一个小小的家庭，七口人中就死亡了四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超额十倍完成。依娃的舅舅説：“我们家死的这几个人，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这些事情，我以前根本不敢对人説，説了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所以也没敢给你们説.”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的眼神里，依然充满几份恐惧和不安。毛时代的政治恐惧渗透进每个中国老百姓的血液里面。
从诸多受访者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在大饥荒最严峻的日子里，乡村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当局听任粮食被搜刮一空的农民自生自灭。在依娃采访的幸存者中，有很多人见证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通渭县鸡川镇苟宝村村民、八十四岁的李兰说，她亲眼看见队长把人杀了，被杀者临死前还在叫唤，人们抢着将人肉生吃了，“人肉看着红得很呢”。静宁县贾河乡宋堡社西坡上村村民、六十九岁的宋宏仁说，他的堂哥宋东川在修水坝回家的路上，被人杀死后吃掉了，另一个同行者跑得快才得以死里逃生，那时候，“吃人就像吃个鸡娃子嘛”。
圣经中说：“妇人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大饥荒中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经过当局的调查之后，大都不了了之。因为吃人者大都是在饿疯了之后才铤而走险的，并没有美国电影《沈默的羔羊》中霍普金斯扮演的那种吃人魔头。如果说有，那么，最大的吃人魔头，不正是盘踞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吗？依娃认为：“大饥荒就是大屠杀，一场不见兵刃的大屠杀，是不可饶恕之罪行，是不可忘记之人祸。甚至比大屠杀还要令人愤慨和悲伤，因为饿死的过程是非人的、屈辱的，没有战场、没有刀枪，甚至老百姓不知道谁是屠夫。”大饥荒死难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的死亡人数。若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亡二十万人，那么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差不多是其二百倍。也就是说，姑且不论毛泽东的其他罪行，仅仅大饥荒就相当于制造了两百次南京大屠杀。
在大饥荒的研究中，对于中央一级的决策、省地一级的执行，已经比较多了，但写农民的苦难太少。直到今天，那些幸存者依然生活在底层，谁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依娃去访谈的时候，他们还害怕得不敢说话，说：“说了对社会不好。”依娃说，不能总是数字，总是百分比，一个人也不是一饿就死了，那个过程是需要记录的。他们是谁？不是猫狗，他们是有名字的人。中国需要一面长长的“哭墙”，这面“哭墙”应当环绕天安门广场，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死难者的名字，人们在它面前流泪如河、昼夜不息。
中国有了一群锲而不舍的威塞尔们
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权臣崔杼杀害齐庄王，不愿留下乱臣贼子的罪名，找来史官太史伯，让他将齐庄王写成是病死的。太史伯说：“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当太史的本分，哪能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我只能照实记录。”于是写下“崔杼弑庄公”。崔杼将太史伯处死。那时，史官是世袭的职业，太史伯死后，弟弟太史仲来当史官，也照实记录崔杼杀害庄王的真相。崔杼又把他杀掉。太史伯的另一个弟弟太史叔，接替史官的工作，亦照实记录，又遭到杀害。然后，他们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接替史官的职务，抱着必死的信念记录崔杼弑君的情况。崔杼这才明白，说实话的人是杀不完的，只好作罢。一个人若没有舍生取义的信念，不配写历史。
在中共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残酷的暴政之下，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断裂了半个世纪。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都被关进像夹边沟农场那样的劳改营，死无葬身之地。直到晚近这些年，中国才有了一群薪火相传、百折不挠的写作者。写《墓碑》的杨继绳、写《麦苗青，菜花黄》的东夫、写《夹边沟纪事》的杨显惠，以及作为后来者的依娃，都是中国的埃利？威塞尔，他们信奉“我不沈默，所以我活着”的真理，在浩劫之后的废墟中，记录那段真实的历史。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言：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大饥荒亦是如此。
记录大饥荒的历史，并不是一件轻省的工作。捍卫纳粹集中营记忆的大屠杀幸存者、诗人保罗？策兰纵身跳进塞纳河，书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不堪忧郁症的折磨自杀身亡，依娃当然知道这些血肉模糊的前车之鉴，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她没有得到任何机构、出版社和基金会的资助，用自己在美国辛苦工作积攒下来的钱作为旅费，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了这段漫长的采访旅程。她说：“我知道写这种题材是痛苦的煎熬的，也听说过有些人做了做，半途放弃了，因为害怕得忧郁症。”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她常常夜不能寐，眼睛里时时充满泪水，那些人的面容、那些人的声音、那些人的故事，萦绕着她、包围着她、撕扯着她，甚至像一片无边的沼泽地一样，要将她吞噬。
黑暗如同一柄没有形状的尖刀，任何与它周旋的人，都有可能被它所伤害。而那些伤痕累累、身心疲惫的战士，更有可能被愤怒和怨恨所渗透、所征服，在不知不觉间沦为黑暗的奴仆。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一可怕的宿命呢？幸运的是，在为死难者和幸存者开口发声的过程中，依娃被上帝所光照，成了一名基督徒。她有了安慰，有了盼望，有了恩慈，有了勇气，她相信，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有一天，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如此，依娃得以像先知那样无所畏惧地斥责君王的罪恶，打这场有必胜把握的战争。
把毛泽东的幽灵封存在地狱的最底层
在习近平掌权之后，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从未出现的、种种明目张胆地否定大饥荒的言论，获得官方的默许、支持和鼓励，一一粉墨登场。否定大饥荒的存在，就是捍卫毛的名誉和权威；否定大饥荒的存在，就是迎合习近平要当“毛二世”的野心。
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文，称中国“三年大饥荒”时代饿死数千万人不是事实，只有两百五十万人死于“营养性死亡”。“营养性死亡”是我所见过的当代汉语中最厚颜无耻的术语。杨松林出版《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这一“专着”，认定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只有历史学家们公认的三千万的十分之一，他要反驳那些“欲灭国者先灭史”的“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更有当过中共元老王震秘书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呼应习近平讲话的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个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经历过毛时代全过程的河南人，竟当着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至今仍健在的四亿国人胡说“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二十七年的艰辛奋斗与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上有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拜谒毛尸，下有孙经先、杨松林、李慎明、刘小枫、孔庆东、司马南、胡锡进等跳梁小丑粉墨登场。
就在数千万农民纷纷饿死的时候，中共的权贵们仍然纸醉金迷、酒林肉池。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全国政协委员宋云彬在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此非天灾，而是人祸。刘晓波说，毛泽东是罪恶滔天的“混世魔王”。依娃的这本《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就是验证刘晓波的这一结论的铁的论据。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类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独裁者和暴君。但是，不同于在全球范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于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并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导演的大饥荒等惨剧的真相仍被遮蔽和深埋。因此，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的真相、让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必要步骤。若不“去毛化”，中国则永远无法走向民主宪政。所以，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不仅是补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之残缺一页，更是一道烛照中国未来的亮光。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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