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中国宪政转型变局及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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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李伟东公开信

伟东兄,

多谢仁兄日前拨冗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我的讲座并提供宝贵的反馈,黎安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我人在途次,又没上推特,今天才收到友人转来的公开信,迟复为歉。兹按仁兄所议四个问题,匆匆回应,望能释疑义于万一。

第一,中共极权党国是正在崛起还是处于崩溃前夜?世事纷纭,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实非易事。仁兄的崛起论,显然是因为思维和理论框架的陈陋而造成误判,误将中共党国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当成强势崛起。中共党国1989年通过极其野蛮的血腥屠杀和镇压,清洗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而侥幸渡过危机、避免了伴随其它共产党国一起崩溃的命运。此后阴差阳错,依靠暴政条件下的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等“优势”,搭上全球化的便车,成为全球资金、技术、产业大转移的洼地,取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持和民主国家的绥靖,中共党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出了没有自由民主也获得经济繁荣的“中国道路”。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在毛泽东病亡、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已经从极权社会演变为后极权社会的基本格局。极权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一元化,后极权社会只有政治上勉强维持一元化(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生存和发展),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社会的这种演变,源于体制内外的合力,一面是极权体制自身的衰败松动,另一面是社会力量在抵抗与博弈中夺得半壁江山。中共党国极权体制自身自上而下的衰败,始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已经严重分化的党国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经济崩溃,放弃了“革命合法性”而转向“绩效合法性”,结束了由最高领袖掌握所有人生杀予夺之权的个人崇拜,逐步出让空间让个体和社会恢复活力、创造财富。民间社会力量则在党国被迫“去极权化”的过程中复苏,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于政治等各个领域不断攻城夺地,占领地盘、拓展空间、壮大力量。

我在别的文章中一再指出,时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只是红二代的垂死挣扎。我所说的红二代,不是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学概念。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继承第一代红色血统的所有人,而是指具有第一代红色血统的人群中那些信仰父辈打江山、儿女坐江山的野蛮信条,相信他们有资格集体世袭党国权力、有“使命”维护“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权力狂和利禄之徒。他们带着对“失乐园”的伤痛、对宪政转型的恐惧、对永久掌握和垄断权力的迷梦,倒行逆施,试图阻断中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这只是痴心妄想,因为中共党国的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习近平步毛泽东之后尘,试图将自己装扮成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然而,他自己和他的仆从们所鼓噪的个人崇拜,收获的不是当年的愚民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愚忠,而是对“习包子”、“庆丰帝”的嘲笑。习近平及其鹰犬们妄图通过“铁腕反腐”来剪除政敌、定于一尊,此举尽管由于对手们的窝囊而获得一定成功,但选择性反贪和以黑治国,并不能真正为习近平立威,而是使他成为广泛受到憎恨的暴君,并且激化“赵家人”和寒门官员的矛盾对立。红二代们妄图通过重振举国体制、做大做强国企来强化他们的政权基础,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倒行逆施恰恰是进一步恶化正在走向尽头的增长模式,造成天怒人怨。狂妄无知的红二代们妄图裹挟民族主义狂热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他们咄咄逼人的虚妄之举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而且终于迫使世界民主阵营奋起应战、对中共党国长期单方面进行的第二次冷战作出战略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受中共党国残害的几亿冤民(各类访民、各种教徒、退伍军人、环境难民、金融难民等等)已逐步变成觉醒的、人心思变的公民,勇敢地投身维权事业并形成政治倾向;由自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党内开明派(民主派)、自由派传教士、维权律师、草根维权领袖等多路人马构成的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宪政共识,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业中共襄盛举。就力量对比而言,民主阵营对专制阵营的优势显而易见,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力量放手一搏。

第二,追求中国宪政大业的健康力量是否应该彻底抛弃荒谬的经济决定论而全力投身政治博弈?世人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毒害很深,常常不顾历史事实大放厥词、自欺欺人。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兴衰史实,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荒谬。1988年,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多达47个。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这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而且,遍布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哪来的“经济决定”?至于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国家,包括最发达的俄国在内,在革命之前根本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产业无产阶级。这些国家之所以建立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一个不择手段的共产党在政治斗争和内战中取胜、夺权窃国。胜利的共产党人冒称无产阶级,在千差万别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整个社会。

同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1年“苏东波”中纷纷崩溃、走向宪政转型,也不是受“经济决定”或者在“中产阶级”带领下改天换地。各国的变天,既不是因为经济成长“冲破极权的外壳”,也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促使江山易手。说是“中产阶级”造反成功,更加无从说起,因为在普遍的公有制国有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苏东波”的到来,是体制内外开明健康力量的政治杰作,他们人心思变、普遍认定“变了不一定好、但不变一定不好”,因而便义无反顾地各显神通、推倒党国、创建宪政。

第三,中国宪政转型的具体方案,不需要你我“精英”闭门造车。有世界各国四百多年来在各种经济文化背景实现宪政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有国人追求宪政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深厚积累,有最近几十年来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搏击和广泛吸收,加上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几十年来的经营传播,国人的观念水位已相当可观,人权观念、法治思维、民主诉求、宪政共识,都早已足以支撑中国的宪政转型。2012年前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相互激荡,可谓甚嚣尘上。尽管国运不佳,这些宪政思潮和公民社会为包帝所压、未得伸张,但“地火在地下奔突”、势不可挡。中国宪政的蓝图,光就宪法文本而言,坊间在所多有。《中华民国宪法》、《零八宪章》、去掉序言和正文第一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可以作为未来制宪的参照文本。

第四,仁兄近年的崛起论,无论本意如何,客观上是对反对运动泼冷水、给中国宪政转型搅局。我长期关注社会运动理论,深知大众投身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义愤填膺,第二大元素是满怀希望与信心。早就冤民遍地、高人辈出而较量仍很残酷的中国,成功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心更为重要。我不是革命党人,并不号召革命。但从学者的角度观察,民变、兵变到政变,是“第三波民主”以来各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轨迹之一, 很多人拥抱成本低、代价小的和平革命来除旧布新。我等自由主义圣徒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尽早促成中国宪政转型,为国人和世人提供宪政民主这一人人可以平等公享的公共品。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民运,遵循的正是民变、兵变到政变的轨迹,可惜功败垂成。民变开局之盛,举世无双;二十万大军开枪屠者寥寥无几,抗命兵变蓄势待发;可惜抗议民众与体制内开明健康力量没有相互配合、良性互动,丧失保存实力或政变转型之良机。

坊间时下流行的两种谬论,非常有害。一种是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胡乱夸大体制的稳定性,不顾党国百孔千疮、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现实。另一种是妄自菲薄的种族主义,胡乱预言中国宪政必定天下大乱,不顾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转型在开党禁和报禁之后秩序井然、连一条人命都没有损害的事实,也不顾党国制度下的苏联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的特例外)民主转型的基本事实是军队和警察在一夜之间全部实现国家化、国家机构都正常运转、各行各业按部就班。

当今世界的唯一极权党国北朝鲜以及中国等四个后极权党国,败局已定,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党国当局如果稍有智慧,早就该顺应世道人心、寻求退出机制。负隅顽抗而增加宪政转型之成本和代价,不是愚妄之至,便是大奸大恶。我所说的“党国没有红三代”,不是指红二代不再在生物学意义上传宗接代,而是指红二代窃国所形成的党政军权力网络和格局,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必定在他们这一代了结而无法向他们的下一代传承。红二代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为了避免在谁都不服谁的丛林恶斗中同归于尽,能够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而又能为各方接受的国家权力交接方式,唯有宪政规则和秩序。学界的有识之士,必须帮助国人和世人认清大势。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失败主义判断和种族主义预测,没有历史事实依据。以兄之智,本不宜给这些虚妄的判断和预测做理论包装。不尽欲言,不知仁兄以为然否。

冯崇义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Saturday, June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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