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萤火虫，生活在黑暗的年代，是一种怎样的幸运？
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很长寿，差不多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如影随形。童年时候，他经历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然后全家匆匆逃亡。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崛起、冷战启幕。最终是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自由之光照亮大半个地球。在逝去的岁月里，由于对无辜者生活的恣意摧毁，由于伪装成理性行为的谋杀狂行为，伯林认为“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世纪”。而珍视这种身处黑暗年代的感觉，使他的最佳作品有一种严峻的说服力，也使他赋有尽知识分子天职的热情。伯林用刺猬和狐狸两个比喻区分思想家的不同类型，其实，他更像萤火虫，光照黑暗，锲而不舍。
在我的生命中，也长期笼罩着如棉絮一般的黑暗。我在“文革”浩劫的后期出生，对“文革”的记忆模糊不清，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上了中学，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是坏人，他们的斗争是“黑吃黑”。关于学校，我留下的鲜活记忆是：暴戾的老师、虚假的教材、灌输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播体操与升旗仪式。这一切，让我变成一个用沈默来消极抵抗的孩子。
十六岁那年，天安门凄厉的枪声让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礼。那一刻，我的感觉正如汉娜？阿伦特在《黑暗年代的人们》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是一种积极抵抗。我用写作来反抗谎言与暴力，我用写作来追寻自由与幸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将自己写成了“国家的敌人”。
人们习惯了黑暗，不再需要灯光。如果用一副对联来描述今天的生活的话，有一位聪明的网友完成了巧夺天工的集句——上联：“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投稿民众：重庆薄熙来先生）；下联：“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我都还好，你自己保重”（投稿民众：香港王菲小姐）；横批：“中国梦”（投稿民众：北京习近平先生）。《红楼梦》中的唱词惊人地写实：“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富豪与明星，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个国族的人们，明明生活在垃圾场中，却以为生活在天堂；明明患上了癌症晚期，却为奥运会闪闪的金牌欢呼雀跃。
这里的人们有着特殊的喜好：在鲁迅的小说《药》中，蘸了人血的馒头很好吃，还可以包治百病；在现实生活中，小孩子的眼睛更好吃——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七点，山西省汾西县发生了一起伤害儿童的恶性案件，一名六岁男童被人带至野外，对其双眼实施了严重伤害，当孩子被发现时，“满脸都是血，眼睛翻出来了，里面就没有眼球了”。一百多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乡绅和拳民编造了基督教传教士用孩子的眼睛炼丹的故事，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狼吞虎咽的吃人者——一直津津有味地吃到今天，连嘴角的血都来不及擦去。
这个被咒诅的国家还有救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零零星星的反抗者，要么像刘晓波那样被关在监狱里，要么像我这样死里逃生后踏上流亡的旅途。反抗者，微弱如萤火虫；而反抗的对象，强悍如大象。萤火虫和大象，能成为斗兽场上对峙的两极吗？
反抗似乎是一种过于奢侈的选择，被招安则水到渠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脊梁早已被打断，他们口蜜腹剑、巧言令色。他们信奉“西瓜教”——看哪边大，哪边有钱有权，就往那边滚。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称大饥荒年代，只有二百五十万人是“营养性死亡”：“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是‘营养性死亡’现象，‘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饿死的只是一小部分。”这个国度，人的生命最没有价值、最受蔑视。谁说汉语缺乏想像力呢？“营养性死亡”的说法，除了汉语，还有哪种语言中存在此种异想天开的“发明”呢？
在无边的黑暗中，还是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发光。学者杨继绳耗费十多年时间搜集原始资料、采访当事人，写成记载大饥荒历史的《墓碑》一书。杨继绳反驳孙经先说，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数字有着坚实的调查基础，其中很多来自中国官方数据，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杨继绳还披露了诸多重要史实：一九六一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发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三人将报告送交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却指示销毁这些数据。杨继绳还查阅过当时各地的资料，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吃人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的隐喻，更是活生生的现实。
孙经先这样脑满肠肥的奴才，其人性之黑暗令人发指。教授的“叫兽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污蔑上访者是神经病人，他们称赞北韩金家王朝三代世袭的“制度优越性”，他们叫嚣“攻占台湾岛，活捉林志玲”，他们参与“金盾工程”并修筑“网络长城”。在台湾，有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仿效毛泽东挥手的流氓文人李敖；在香港，有推动盖世太保法令“二十三条”的叶刘淑仪。有知识、有文化、有学历的人，一旦坏起来，比普通人还要变本加厉。他们将灵魂抵押给魔鬼，拿什么可以赎回来呢？
崛起的是权贵，沉沦的是大地。今天的中国正在昂首阔步走向法西斯主义，张牙舞爪的中华帝国渐成雏形。
在中国的各大网站上，流行着一篇气势汹汹的战争宣言《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六场战争》。文章宣称，“未来五十年内，中国必须进行六场战争，也许是举国大战，也许是局部战争，但无论哪一场战争，都是中国必须进行的统一战争”。第一场战争为统一台湾（2020—2025年），第二场战争为收复南海诸岛（2025—2030年），第三场战争为收复藏南（2035—2040年），第四场战争为收复钓鱼岛和流球（2040—2045年），第五场战争为统一外蒙古（2045—2050年），第六场战争为收复被俄国侵占的领土（2055—2060年）。怎么看都像是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口吻，每场战争连时间都准确到了个位数。无数的愤青为此热血沸腾，大声叫好；而官方严密的网络检查，偏偏就是对这篇文章“网开一面”。
这不是极少数疯子的梦呓。这是一个黑暗帝国的“雄心壮志”，中共新统治者习近平不是在视察部队时再三强调“军队要随时能打仗”吗？如同托尔金《指环王》中可怕的魔宫，要染指整个世界。中国媒体大肆渲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信息，将日本塑造成“假想敌”和“公共污水沟”。殊不知，在民主的日本，普通民众对军国主义已有充足的免疫力。当东京夺下奥运会主办权、日本全国上下欢天喜地之时，刚宣布退休的动画大师宫崎骏公开表示，他对东京申奥完全没兴趣，政府应该把申奥的钱，拿去补助福岛灾民。宫崎骏还说，他拒绝替东京奥运制作任何影片。宫崎骏就像他的动画片中的萤火虫，将光射在没有尽头的黑暗中，照亮人们脚下的道路。在偌大的中国，有几个像宫崎骏这样挺身挑战黑暗的萤火虫呢？
我在这本书中讲述的，就是一群自不量力的萤火虫的故事。在黑暗中，萤火虫才凸显出自身的价值。所以，萤火虫不以黑暗为苦。
在法庭的最后陈词中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坚韧不拔地以善抗恶的许志永，用“每日一博（客）”的方式传播常识的冉云飞，把毛泽东请下神坛的茅于轼，倡导思维的乐趣和自由的滋味的王小波，相信和平终将战胜暴力的达赖喇嘛，与藏人和维族同命运的王力雄，晚年大彻大悟、融入世界民主浪潮的赵紫阳……他们，都是萤火虫。
还有倡导“无权者的权力”的哈维尔，以柔弱胜刚强的昂山素季，在独裁者面前寸步不让的法拉奇，以善报恶完成民族和解的曼德拉，淋漓尽致地揭示罗马尼亚独裁政权丑陋面目的赫塔？米勒，将自由当作磐石般的信念来传扬的以赛亚？伯林，为百分之百的自由不惜燃烧自己身体的郑南榕……他们，也都是萤火虫，让不可一世的大象最终轰然倒下。
我在《香草山》中说过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汉娜·阿伦特也说过：“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什么，那么，当这亮光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对于未来，我是乐观的。这光不会熄灭，因为反抗者的队伍，络绎不绝。
这群小小的萤火虫，可以移山，可以填海。
这群小小的萤火虫，彼此温暖，彼此敞亮。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