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二月，习近平以副元首身份访美，刚刚逃离中国的我，是白宫门口众多的抗议者当中的一员。习近平的车队从旁门溜入，避免了与抗议者们正面相遇。
此后，习近平赴爱荷华州小镇马斯卡廷，与二十七年前招待过他的美国房东德沃切克夫妇茶叙。习近平说道：“我记得你们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她问我很多好奇的问题，比如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呀，当我说我看过《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后，她感到非常诧异。”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好莱坞电影《教父》是习近平的政治教材，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力不亚于《资治通鉴》和《毛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父》不可能在中国的戏院里公映，习近平应该是在高干子弟圈子里看到“特供片”，从此念念不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宣佈设置权力熏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此举也许是受到《教父》的启发，《纽约时报》评论説：“习近平曾承认自己看过《教父》这部电影，他证明了他从电影的一个主题中精明学来的东西：在一个男人的秘密小圈子里集中与运用权力的艺术。”
一九七二年问世的电影《教父》，凭借恢弘的结构与精湛的镜头语言，荣获第四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编剧本三大奖项，成为电影史上不朽的传奇。导演科波拉将纽约黑手党柯里昂家族代际传承的故事拍摄得动人心魄：纽约五大黑势力集团之一柯里昂家族采用多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在美国黑势力团体中的独尊地位。在这场斗争中，有宴席上的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有街头上真枪实弹的追逐和射击；有欲擒故纵的计谋；有单刀直入的对决……人性幽暗，权力如春药；生命卑微，杀戮如便饭。黑手党如此，共产党亦如此。
“习近平主义”呼之欲出
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党魁习近平自然是中国的教父，比起那个纽约黑帮的教父来，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控制之人口与资源，也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我从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进入军机处、成为接班人的那个时刻，便开始了对他作观察、分析和评论。
二零一零年，当我写完并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之后，厄运便降临了。周永康指示秘密警察对我发出“活埋”的威胁，中共政权的“黑帮化”进入了图穷匕现的阶段。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出走中国。在自由的美国，我重新安置书房，写完了《中国影帝温家宝》的续集：《河蟹大帝胡锦涛》。中共当局对我发出制造“江南案”的死亡威胁，我难道要继续生活在“伏地魔”的阴影下吗？二零一二年秋，我按照原来的计划，在香港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锦涛》。
二零一三年冬，当我宣布写作《中国教父习近平》之时，与我合作多年的香港晨钟书局关闭了。可见，中共的黑手已经伸向了整个华文文化圈。
《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写作和出版，经历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过程，我能够体会到当年写《蒋经国传》的江南的决绝心态。
习近平执政以来，“习近平主义”已经隐然成形。一切热爱自由、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在《中国教父习近平》中，我从五个面向论述了“习近平主义”的特质：
第一章《痴人说梦：论“中国梦”之难圆》指出，习近平“中国梦”的“基本色”是“教父梦”：既实现国家富强，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画一个从毛到习的完美圆圈。由此，习与毛肩而立。
但是，此梦不可能实现。低人权、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中国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畸形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习近平不可能安然度过他的十年任期。
第二章《南柯一梦：论法西斯之迷狂》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法西斯之路初露端倪：经济上加强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垄断地位，意识形态上变守势为攻势（敢于“亮剑”），内政上变本加厉地暴力“维稳”，军事上高速提升军费（以“强军”为“强国”之先声），外交上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之遗训而走向对外扩张。
然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尝试过的法西斯主义霸权梦，早已灰飞烟灭。在此覆辙之上，习近平能够带领中国缔造“轻舟已过万重山”、“帝国霸业万代传”的奇迹吗？
第二章《魂劳梦断：论毛旗帜之难举》指出，习近平“在肉身上是习仲勋的儿子，在精神上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一结论是我最早提出莱的，逐渐被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接受。习近平“打通两个三十年”的设想，即“以毛为父，以邓为师”，如学者李伟东所说：“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
但是，习近平的这一狂想不可能实现。今天中国真正的毛派寥寥无几，口头上的毛派，实践中都过着“走资派”的生活，习近平也是如此——彭丽媛不久随身带着新款的苹果手机吗？所以，即便习高举毛旗，也无法忽悠互联网时代世事洞明的民众；而若不实现“非毛”化，中国就迈不出民主宪政的关键一步。
第四章《醉生梦死：论当权派之装睡》指出，从中枢到地方，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都进入一种香港学者周廉所説的“装睡”状态，或者中国学者温克坚所说的“脑死亡”状态。中央欺骗地方，地方欺骗中央，执政党对人民实行“训政”，人民则假装向执政党效忠。
习近平作亲民秀，讲动听话，并引用毛的名言説：“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以此麻醉民众。然而，就连习近平的女儿也在美国唸书，习近平根本就是半个“裸官”，最好的种子都撒播在大洋彼岸，何来“三个自信”？中国民众怎么会相信这个装睡的人呢？
第五章《梦醒时分：论独裁党之覆灭》指出，习近平上台后，拼命集权，军国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是其左右两翼，用智囊王沪宁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集中的权力，或是中央权力减弱，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溷乱。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以较低代价实现稳定增长的一个基本保证。”习近平废除了“集体总统制”，俨然就是独断专行的“毛二世”。
然而，火山终究会爆发，黄河终究会决堤，习近平的命运，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参照系，类似于隋炀帝、崇祯皇帝、晚清摄政王载沣；如果在世界范畴内寻找参照系，则类似于纳粹德国的希特勒、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哪一个有好下场呢？
“雾裡看花”会给台湾带来灭顶之灾
我在书中梳理了习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习近平的个性特征与中国专制体制的互相影响，习近平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及中国未来的变局与走向，希望提供给华人世界的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参照系。我也愿意这本书成为台湾读者认识习近平、认识“中共国”的入门读物。中国用数千枚导弹对准台湾，台湾能熟视无睹吗？既然不能让台湾一夜之间飞到太平洋的另一边，飞到加州的边上，跟美国当邻居，就得直面中国这个蛮横凶暴的强邻。
然而，台湾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仅举一个例子便可看证明：台湾资深媒体人戎抚天访问中国，在汕头大学以“我的新闻马拉松”为题演讲，比较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与今天中国的威权体制，“希望这个观察有助于大陆年轻人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用心固然不错，他的核心论点却是“共产党集体为善，个人却多为恶”。戎氏的看法代表了许多台湾人对中共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我看来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彼岸的真相是：人是恶人，党是恶党，国是恶国，三者互动，恶性循环。首先，两蒋时代的台湾是威权体制，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是极权体制。蒋经国使用镇暴警察对付党外的街头运动，拳脚与棍棒并用；邓小平则命令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碾成肉酱。威权与极权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轻易类比。
其次，共产党何曾“集体为善”？从一诞生起，它就是一个邪恶组织，正如德国的纳粹党，哪有半点善念？共产党夺取和维持政权的两大法宝是暴力和谎言，即毛泽东所谓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久居中国的台湾评论家宫铃指出：“不断论证中共向善，这是主观的自作多情。这个组织本质是邪恶的，在多年专权的浸润下，只是邪恶的不断扩大、加强与巩固而已！”一位名叫赵弘越的中国年轻人也指出：“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陆十八年的人听到戎老先生这样的话，只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和寒心！我没法用一种善良的台湾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向你们阐述‘政治性腐败’和‘制度性邪恶’的本质，但我只能希望：如果您真有心了解中共，只能通过读它们的历史以及真正深入大陆人的生活才能有体会。如果您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就不要写任何有关大陆的东西！一个正常的大陆人看到老先生这样的话，就如同当着一个正常的德国人面前阐述纳粹是一心向善一个道理。”
习近平的对外政策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咄咄逼人，对台湾更是君临天下的派头。台湾学者吴介民所説的“两岸跨海政商集团”，正在习近平的操控之下断送台湾的民主成就和独立地位。我在书中也论及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勾勒出习近平心中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中共对台湾“三手齐下”：其一，军事威胁，航母和新式飞机耀武扬威；其二，经济羁绊，以经贸利益为诱饵，以“服务贸易协定”为枷锁，在台湾培养出一个亲中卖台的政商集团；其三，文化统战，如龙应台“两岸共同申报世界遗产”之类的异想天开，如“两岸宗教论坛”和“两岸传媒论坛”的次第展开，真个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豺狼当绵羊”。倘若台湾人继续对中国雾里看花、卑躬屈膝，台湾将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但愿《中国教父习近平》是“独裁者系列”之“终结篇”
从习近平的言谈举止、行事为人，可以看出中共极权制度对人的智性和良心造成了多大的戕害。习近平被恐惧所吞噬，同时又是更大的恐惧的制造者。他本已病入膏肓，却讳疾忌医，甚至杀害良医；他不愿意听到噩耗，便下令割掉信使的舌头。
因报道中共最高层的家族贪腐（包括习家），《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网站先后被中共封锁，《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二十多名驻华记者的签证不获延期。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愤而发表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信中直接谴责“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贪婪之心”，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对此类事件的曝光极大地帮助了您的领导工作。这是心脏病发作前的一种警告。纵观历史，中国政权灭亡的头号原因就是贪婪与腐败。”若习近平一意孤行，弗里德曼亦发出警告：“这还将迫使我们驱逐中国的记者。你们既然要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也不会让你们享受我们的开放。”最终，习近平退步了，给那些他不喜欢的外国记者颁发了证件和签证。不是因为他害怕弗里德曼的文章，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向全世界摊牌的准备。
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我也责无旁贷地，要像弗里德曼那样向习近平发出“当头棒喝”。当年，自称“万王之王”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之后，后悔地説，“任何读过她写我的文字的人，都会降低对我的评价”。这也是我的志向所在：揭开皇帝的新装的秘密，让每个独裁者丑态毕露。习近平的獠牙既已露出，我看到了，就当发出示警的呐喊。为了説真话，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险些失去生命，并长久地告别故土。但是，我无怨无悔，我更坚信：真话必须大声说出来，否则它无法对抗和戳破谎言。
我更期盼，《中国教父习近平》是我的“中国独裁者三部曲”之“终结篇”。我对黑暗的诅咒将划上一个句号，而我对光明的呼唤刚刚开始。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