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论评 2019-06-28
今天早上在家看苏联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电影《士兵之歌》碟片，又一次得到心灵的净化。电影中说的是，从前线回家探亲而在旅途中误了时间的士兵阿廖沙，对过路的汽车司机说：“让我搭上车吧，我只想到家与母亲拥抱一次。”就这朴素的话语感动了司机，他决定即使被关禁闭。也要满足阿廖沙的心愿。于是就让他上了回家乡的车。
电影中，母亲在俄罗斯广阔的田野上狂奔着向他而来。阿廖沙与母亲见面只有短短的十分钟，这是充满了普通人朴素的爱的十分钟，又是让人感觉到残酷的十分钟。马上又要分别了。母亲说，“我一定能等到你回来，因为我没有等到你的父亲回来。”看到这里，观众都会被打动。爱是不需要逻辑的，母亲这句不合逻辑的话，却充满爱的力量，同时，又让人感觉到，她所相信的东西是多么美丽，然而又是多么纤弱。
珍贵的几分钟马上要就过去了，汽车喇叭不停地响着，在观众眼里，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声音。后来，阿廖沙乘坐的卡车消失在田野大地的远方。
……然而，电影告诉我们，他永远没有回来，他在异国的一条陌生公路边的树边土地上永远睡眠着，虽然陌生人有时会献上一些鲜花。
近代以来，俄罗斯始终是一个不幸的民族，多灾多难却又感情世界极其丰富而深沉，看了电影以后，头脑中浮现的一个的想法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细腻、充满人性敏锐感受能力的民族，这个产生过《三套车》的民歌、产生过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思陀也夫斯基、叶赛宁与帕斯捷纳克的伟大民族，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却承受着巨大的悲剧命运？而美国人在精神方面，始终如同它传统的西部牛崽一样，什么《黑客帝国3》之类的大片，无非是西部牛崽文化的现代翻版。读读十九世纪以来以马克吐温、德来塞为代表的那些美国文学，给人的感觉是，相比而言，美国人尽管充满活力，然而在精神世界，却粗犷并略显肤浅，远没有俄罗斯人那么深沉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然而，正是这样的民族，却在经济上、科技上与国力上却成为佼佼胜利者。
这里面有没有某种必然的关联？我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感情丰富、多愁善感、思想深刻的民族，常常会为某种不切实际的宗教理念而牺牲，占据他们思维的是“主义”与献身精神，而充满理想的“主义”的大话语所具有的吸引力，最容易经由理性的畸变，而发展为集权的乌托邦。更具体地说，明明是宗教执迷，却被人们以“理性”的名义标榜为神圣事业，人们像灯蛾扑火一样被宗教执迷所吸引而不自知，这样一个民族，精神世界越丰富，感受力更敏锐，诗情梦幻越多彩，他们的宗教执着感也会更强烈。
我总是会想到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阴沉的大门前，站着一个俄罗斯女孩，她想跨入门槛，黑洞洞大门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声音问女孩，你知不知道进来就意味着什么，饥饿、寒冷、黑暗、误解，屈辱、疾病、死亡，无名的牺牲，犯罪……。那女孩回答：知道。那个声音沉默了一会说，那就进来吧，于是女孩踏进了那黑沉沉的大门，大门永久地闭上了……。
这个俄罗斯少女意象，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屠格涅夫的《门槛》中的少女，过去往往被肤浅地解读为俄国沙皇时代的革命者的英勇不屈，实际就是为某种宗教理念而献身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符号。
相反，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尽管粗犷、简单而肤浅，热衷于享受个人主义的世俗乐趣，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对建构主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更具体地说，一个追求务实效果的商业头脑，天生就与常识思维有亲缘性，对于乌托邦有天然的免疫力与解构能力，这种解构能力是那些具有诗人般的丰富想像力的民族所难以具备的。务实的商业头脑，加上牛崽式的精神充沛，这能使他们在实务的世俗竞争中，充分地发展多元文化与经济的活力，（当然还有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多元经济与文化的竞争力，却成为经济上科学上不断进取的关键。
当然美国文化也有它的问题，商业思维有助于抑制乌托邦冲动，但美国人的宗教同样会干扰这个民族的理性思维。并对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打上烙印。激进的自由主义与极端的右翼，都是美国病的新来源。尽管如此，重建乌托邦政治则在美国主流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看来过于简单的比喻：东方讲精神，西方讲物质，一个世纪后再反思一下，或许还能读出前人没有体悟过的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