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士兵之歌》看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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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论评 2019-06-28

今天早上在家看苏联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电影《士兵之歌》碟片,又一次得到心灵的净化。电影中说的是,从前线回家探亲而在旅途中误了时间的士兵阿廖沙,对过路的汽车司机说:“让我搭上车吧,我只想到家与母亲拥抱一次。”就这朴素的话语感动了司机,他决定即使被关禁闭。也要满足阿廖沙的心愿。于是就让他上了回家乡的车。

电影中,母亲在俄罗斯广阔的田野上狂奔着向他而来。阿廖沙与母亲见面只有短短的十分钟,这是充满了普通人朴素的爱的十分钟,又是让人感觉到残酷的十分钟。马上又要分别了。母亲说,“我一定能等到你回来,因为我没有等到你的父亲回来。”看到这里,观众都会被打动。爱是不需要逻辑的,母亲这句不合逻辑的话,却充满爱的力量,同时,又让人感觉到,她所相信的东西是多么美丽,然而又是多么纤弱。

珍贵的几分钟马上要就过去了,汽车喇叭不停地响着,在观众眼里,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声音。后来,阿廖沙乘坐的卡车消失在田野大地的远方。

……然而,电影告诉我们,他永远没有回来,他在异国的一条陌生公路边的树边土地上永远睡眠着,虽然陌生人有时会献上一些鲜花。

近代以来,俄罗斯始终是一个不幸的民族,多灾多难却又感情世界极其丰富而深沉,看了电影以后,头脑中浮现的一个的想法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细腻、充满人性敏锐感受能力的民族,这个产生过《三套车》的民歌、产生过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思陀也夫斯基、叶赛宁与帕斯捷纳克的伟大民族,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却承受着巨大的悲剧命运?而美国人在精神方面,始终如同它传统的西部牛崽一样,什么《黑客帝国3》之类的大片,无非是西部牛崽文化的现代翻版。读读十九世纪以来以马克吐温、德来塞为代表的那些美国文学,给人的感觉是,相比而言,美国人尽管充满活力,然而在精神世界,却粗犷并略显肤浅,远没有俄罗斯人那么深沉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然而,正是这样的民族,却在经济上、科技上与国力上却成为佼佼胜利者。

这里面有没有某种必然的关联?我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感情丰富、多愁善感、思想深刻的民族,常常会为某种不切实际的宗教理念而牺牲,占据他们思维的是“主义”与献身精神,而充满理想的“主义”的大话语所具有的吸引力,最容易经由理性的畸变,而发展为集权的乌托邦。更具体地说,明明是宗教执迷,却被人们以“理性”的名义标榜为神圣事业,人们像灯蛾扑火一样被宗教执迷所吸引而不自知,这样一个民族,精神世界越丰富,感受力更敏锐,诗情梦幻越多彩,他们的宗教执着感也会更强烈。

我总是会想到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阴沉的大门前,站着一个俄罗斯女孩,她想跨入门槛,黑洞洞大门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声音问女孩,你知不知道进来就意味着什么,饥饿、寒冷、黑暗、误解,屈辱、疾病、死亡,无名的牺牲,犯罪……。那女孩回答:知道。那个声音沉默了一会说,那就进来吧,于是女孩踏进了那黑沉沉的大门,大门永久地闭上了……。

这个俄罗斯少女意象,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屠格涅夫的《门槛》中的少女,过去往往被肤浅地解读为俄国沙皇时代的革命者的英勇不屈,实际就是为某种宗教理念而献身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符号。

相反,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尽管粗犷、简单而肤浅,热衷于享受个人主义的世俗乐趣,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对建构主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更具体地说,一个追求务实效果的商业头脑,天生就与常识思维有亲缘性,对于乌托邦有天然的免疫力与解构能力,这种解构能力是那些具有诗人般的丰富想像力的民族所难以具备的。务实的商业头脑,加上牛崽式的精神充沛,这能使他们在实务的世俗竞争中,充分地发展多元文化与经济的活力,(当然还有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多元经济与文化的竞争力,却成为经济上科学上不断进取的关键。

当然美国文化也有它的问题,商业思维有助于抑制乌托邦冲动,但美国人的宗教同样会干扰这个民族的理性思维。并对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打上烙印。激进的自由主义与极端的右翼,都是美国病的新来源。尽管如此,重建乌托邦政治则在美国主流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看来过于简单的比喻:东方讲精神,西方讲物质,一个世纪后再反思一下,或许还能读出前人没有体悟过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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