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7）
中美北京贸易谈判期间，留在华府的国安顾问博尔顿，总向我提及台湾的抱怨、南海的雷达以及朝鲜的对话。他告诉我，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不能放任中国。针对中国政府10天前要求我国航空企业在宣传材料中将台湾、香港、澳门注明属于中国，我们应该发一则声明，谴责这一行为。博尔顿认为，这就是中共版本的“政治正确”，和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的“政治正确”，如出一辙，别无二致。我同意，以反对政治正确的名义，发表一则声明，表明我的反对立场。但声明不触及主权立场，而是以尊重本土企业自由权益为出发点，绝非为港澳台各自的利益考虑，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众所周知，我从未批评过中国共产党，我不会批评中国共产党。我承认，我批评过桑德斯的社会主义，批评过共产主义，但我这样说都是为了将自己融入共和党建制派、共和党价值体系。我从来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主席。白宫5日针对中国“政治正确”的声明，是我团队起草的声明，反映我个人意见，但不代表我价值主张。可以说，这则声明不是我写的，属于我团队的个性化发挥。
我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国内后，新闻秘书处就发布了国安会替我起草的声明。在此，我要对这则声明做出解释。
声明中，我关注“美国航空企业遭外部施压”这一事件本身，而非“中共要求外企标明港澳台属于中国”这一原则性问题；我关注“我国私人企业遭到外国干涉”这一行为本身，而非“中共规定自己的标准指南”；美国的私企不是中国的国企，独立于政府而存在于市场。它们不受联邦政府的控制，更不受外国政府的控制。我关注“国内政治正确的做法尚未根除、外国特色的政治正确就开始渗透和蔓延”这一趋势本身。我更关注“美国的企业是否受到外国的尊重”。我国企业不受尊重，我让美国再次受到尊重就等于白谈。
中国有中国的政治正确，美国有美国的政治正确，不讲政治正确，就不知道政治正确的“不正确”，所以我有时也会政治正确。比如，我国有些人经常批评普京，媒体也经常批评俄罗斯，包括“通俄门”调查针对我的政治迫害，都是一种“政治正确”。我国也有人经常批评中共，尤其是国会那群人，把批评中共人权当做“政治正确”。苏联解体以来，我也经常听建制派及主流媒体批中国共产党。所以，批评中国时，我们也免不了政治正确。
归根结底，对我个人而言，此次事件是一个商业问题、面子问题、我国商业自主权问题，而非一个涉及港澳台主权的政治问题。只不过，为了口号需要，为了我的竞选理念，为了进一步让选民亲近我，我要拒绝一切“政治正确”在我国企业的强制性实践。
据说，台湾方面很喜欢这则声明，但我要说明，我没有维护台湾，我只是为了捍卫美企的面子。我也没有借助台湾，为我们的贸易谈判打气。这都是胡说八道。中美北京贸易谈判期间，我们把诉求都提了，气也撒了，中国也不示弱，提出了自己的框架。昨天到今天，代表团向我汇报了北京谈判的成果。财长和贸易代笔等人建议我继续和北京谈判。所以，我们正式邀请习主席的幕僚刘鹤来美细谈，举行第二乱的华府谈判。据说，刘鹤代表习主席向我们提出了8点主张，我们认为是可谈的，能够达成协议的。
多维客2018-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