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存在着新闻审查，并且全世界都在承受着新闻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它是柄双刃剑。有些国家，强化新闻审查，剑走偏锋，走路都害怕自己影子，似乎没有审查便寝食难安，宁要清水不要鱼虾，结果引发社会反弹，常被千夫所指。而新闻审查在有些国家则相对理性，既强调保证言论自由，也关注人的权益免于侵害，新闻出版既起到监督作用，整个社会心态也很宽容。
新闻检查制度，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属性。从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绝对的言论自由。起码，我们至今都得承认在军事、医学、金融和商业方面有保密制度存在的必要，这就意味着，言论传播的控制有所必要。笔者以为，审查范围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但检查制度本身却是一个常态，不会随着社会体制变革而消亡。
有个故事，说希腊东正教圣山——阿陀斯山上，自远古以来就有一个由长老组成的古希腊作品审查委员会，目的就是去伪存真，确认和保存这位盲诗人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原本。再说古犹太圣书《摩西五卷》，连标点符号都经过审查委员会的精心审定，否则基督徒们如何获得《圣经》的真本呢？
俄国新闻审查始于中世纪末，其初衷主要是为了审定《圣经》文本。1551年莫斯科斯托格拉符大教堂（Стоглавыйсобор），针对当时四处流行的教会文本手抄本谬误百出的现象，成立了审查委员会，意在规范宗教典籍出版。
从另外一方面说，审查制度制定和执行不当，后果会相当严酷，历史上因此竟酿大祸者不凡先例，如16-17世纪法国天主教胡格诺派新教徒被斩首，德国宗教战争几乎夺去三分之一国民生命等等。新教和天主教各有各的审查制度，比如他们都有一份教徒阅览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这份清单，直到上个世纪，才因审查制度变得宽松，而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
1804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圣经公会，宗旨是规范翻译和出版《圣经》。那年俄罗斯也颁布了第一部新闻审查条例，但是审查标准却含混不清，令人无所适从。直到1828年，俄国的新闻审查条例仍处于无序状态，看得出制定和审查条文的人，抱着随心所欲的态度，实际上走的是独断专行的路。可见那时，俄国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缺乏科学民主的态度，而仅凭新闻检查官员的好恶，这应归咎于体制的痼疾。
俄国教会公会审查委员会更过分。他们的职责，是重点审查凡涉及宗教信仰、教会人物的所有出版物。他们严禁俄罗斯罗蒙诺索夫科学院，发表哥白尼（Miko？aj Kopernik）的日心说以及埃弗莱特（Hugh Everett III）多宇宙理论方面的文章。教会主教公会审查委员会，还取缔了一些与圣经创世纪说法相抵触的生态学文章。此外，他们最忌讳的就是具有原创性的文章，最反对作者在文章中蕴含深邃的思想和使用鲜活的民间语言。例如，审查委员会甚至在出版物中屏蔽了民间成语和俚语，还将“骗子”、“酒徒”等词列为敏感词，在出版文本中加以删除。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为了进一步规范《圣经》的翻译和出版，降旨成立俄国圣经公会，他委托莫斯科和科洛姆纳都主教菲拉列特，主持俄罗斯的《四福音》、《使徒行传》和《旧约》等圣经典籍俄文版翻译和出版的审查工作。亚历山大一世死后，俄国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什士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Шишков）遂下令焚毁《摩西五经》俄译本，理由是，上述经文应从古希腊语翻译，而非从古犹太语翻译，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所选翻译蓝本为古犹太语版，显然原始版本选错了。再者，《旧约》本身读者面甚广，依照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翻译版本，会引起诠释混乱，随意不一，甚至误导异端邪说。
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专制的旧俄时代，就有专属的作品出版审查官为其“服务”，他是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后者于1828年签署了俄国第三部新闻审查条例，史学家认为，尽管这部条例较之前两部有所改善，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那就是当新闻审查滞后于新闻出版发展本身的时候，审查制度如何改革的问题。普希金的每部作品均由尼古拉一世钦定，其实审查的时候，皇上尼古拉一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很头疼。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皇上赞赏普希金作品尖锐的思辨性；但作为审查官，他不得不倾听保守派元老们的意见，干预普希金作品的出版，剔除作者犀利的批判精神，甚至阻挠作品的出版，就像《普希金全集》首次在俄国出版时那样。
普希金的创作随时都面临尼古拉一世的审查，甚至自审。比如，普希金有一篇未完成作，他之所以写不下去，就是因为他自审没有通过而最终放弃。普希金称，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太道貌岸然，普希金甚至嘲笑他是个假正经。他还有一些诗歌作品，由于自审或者官方审查未获通过，在他生前也未面世，如童话故事《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
可见，俄国那时的新闻出版审查，对作家创作的抑制作用何其深矣。
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普希金原则上同意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尽管他有时也深受其害，管它叫“傻瓜制度”。但是，无论这个制度有多傻，俄罗斯作家真正接受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就是从普希金开始，这种制度得以推广，使他们的创作分道扬镳：一类作家吹捧权力，作品极尽阿谀奉承；一部分人则蒙蔽审查，作品越写越晦涩，玩起了语言游戏，但二者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确保作品出版。
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创作的干预很直接，今天说来很难想象。如普希金悲剧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俄国真实历史事件。尼古拉一世读后不悦，遂降旨重写，还责成普希金将此书写成司各特（英国历史小说鼻祖）式的，令普希金忍无可忍，抗旨不从。还有著名长诗《青铜骑士》，尼古拉一世也要求普希金进行大规模删改，普希金也不接受，所以，普希金生前放弃了《青铜骑士》的出版。即使他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在他死后整理出版《普希金全集》时，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通不过审查而无法付梓。
尼古拉一世一方面严厉审查普希金作品，另一方面，还拨款5000卢布（相当于一位现役军官12年的军饷）设立作家专项创作保护基金，这笔基金的用途，就是使皇上审查后的作品，免遭社会舆论或者新闻媒体的批评。比如，普希金被审查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发表之后，圣彼得堡较为开放的《北方蜜蜂》报遂撰文抨击，尼古拉一世闻讯，立即下令封杀批评文章。
但是，普希金时期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也非铁板一块，那时，有高端审查，即尼古拉一世钦定；也有普通检查，即沙俄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官员审查。普希金有时为了加快某些作品的出版，便利用二者沟通不畅，游戏其间——有的时候他也会背着尼古拉一世，得到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出版许可，据说此举还曾引发皇上与官员之间龃龉，今人听来，想必也得会心一笑吧。
俄国19世纪图书出版业发展迅猛，审查官也而越来越难当。俄国1826-1828年间的新闻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克拉索夫斯基（А。И。Красовский），就抱怨差事难干，精神健康受损。他在日记中说，晚上做梦都是审读样书，疲倦不堪。所以，他恨透了这个行当。另一位审查官阿克萨科夫（И。Аксаков）做了30年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工作，死后家里除了堆到天花板高的样书，就是各种审批文件，别无他有。俄国新闻出版审查一度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连作曲家的乐谱都要审看，生怕那些“小蝌蚪”里面藏着反叛言论。
1858年，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出任俄国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出版审查史上最严厉的判官。他在任期间，下令查禁的外国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多达上万种，其中包括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尤金·许、诗人拉马丁、英国作家萨克雷、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丘特切夫虽为俄国文学大家，坐得官位，大肆禁书，惹得知识界反感，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而俄罗斯新闻出版审查官尼基坚科（А。В。Никитенко），则被称为“明官”。他不仅善于与被审查的作家们打交道，还能读懂作品，手下留情。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作为审查官，他知道如何区分国家利益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痛恨审查，他说，俄国的审查官比要审查的书还多！
俄国严厉的审查制度，早在1900年便受到社会普遍抨击，这种批评当然受到沙皇强力机构的严重干预。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后，俄国传统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得以废除，作家才感受到了些许宽松，但是，这种改变与民意无关，完全是来自高层的决断，因为新的审查制度很快就出台了，意在维护沙皇统治的稳定性。
但是，苏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特列廖夫（Н。Котрелев）认为，俄国的审查制度不能避免俄国最终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而苏联时期更加严酷的审查制度，也挽救不了它解体的命运。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必不可少，但它从来都保不住什么。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效仿西方，立法禁止新闻出版审查。可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另一种无形的审查制度，即新闻出版被财政控制。进入后共产时期的俄罗斯，谁经济强大，谁来制定游戏规则。而当政府聚敛资金，变成国家财政中心的时候，新闻出版审查受制于它便在意料之中了。简单地说，目前在俄罗斯，权力即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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