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存在着新闻审查,并且全世界都在承受着新闻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后果,它是柄双刃剑。有些国家,强化新闻审查,剑走偏锋,走路都害怕自己影子,似乎没有审查便寝食难安,宁要清水不要鱼虾,结果引发社会反弹,常被千夫所指。而新闻审查在有些国家则相对理性,既强调保证言论自由,也关注人的权益免于侵害,新闻出版既起到监督作用,整个社会心态也很宽容。

新闻检查制度,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属性。从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绝对的言论自由。起码,我们至今都得承认在军事、医学、金融和商业方面有保密制度存在的必要,这就意味着,言论传播的控制有所必要。笔者以为,审查范围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但检查制度本身却是一个常态,不会随着社会体制变革而消亡。

有个故事,说希腊东正教圣山——阿陀斯山上,自远古以来就有一个由长老组成的古希腊作品审查委员会,目的就是去伪存真,确认和保存这位盲诗人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原本。再说古犹太圣书《摩西五卷》,连标点符号都经过审查委员会的精心审定,否则基督徒们如何获得《圣经》的真本呢?

俄国新闻审查始于中世纪末,其初衷主要是为了审定《圣经》文本。1551年莫斯科斯托格拉符大教堂(Стоглавыйсобор),针对当时四处流行的教会文本手抄本谬误百出的现象,成立了审查委员会,意在规范宗教典籍出版。

从另外一方面说,审查制度制定和执行不当,后果会相当严酷,历史上因此竟酿大祸者不凡先例,如16-17世纪法国天主教胡格诺派新教徒被斩首,德国宗教战争几乎夺去三分之一国民生命等等。新教和天主教各有各的审查制度,比如他们都有一份教徒阅览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这份清单,直到上个世纪,才因审查制度变得宽松,而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

1804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圣经公会,宗旨是规范翻译和出版《圣经》。那年俄罗斯也颁布了第一部新闻审查条例,但是审查标准却含混不清,令人无所适从。直到1828年,俄国的新闻审查条例仍处于无序状态,看得出制定和审查条文的人,抱着随心所欲的态度,实际上走的是独断专行的路。可见那时,俄国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缺乏科学民主的态度,而仅凭新闻检查官员的好恶,这应归咎于体制的痼疾。

俄国教会公会审查委员会更过分。他们的职责,是重点审查凡涉及宗教信仰、教会人物的所有出版物。他们严禁俄罗斯罗蒙诺索夫科学院,发表哥白尼(Miko?aj Kopernik)的日心说以及埃弗莱特(Hugh Everett III)多宇宙理论方面的文章。教会主教公会审查委员会,还取缔了一些与圣经创世纪说法相抵触的生态学文章。此外,他们最忌讳的就是具有原创性的文章,最反对作者在文章中蕴含深邃的思想和使用鲜活的民间语言。例如,审查委员会甚至在出版物中屏蔽了民间成语和俚语,还将“骗子”、“酒徒”等词列为敏感词,在出版文本中加以删除。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为了进一步规范《圣经》的翻译和出版,降旨成立俄国圣经公会,他委托莫斯科和科洛姆纳都主教菲拉列特,主持俄罗斯的《四福音》、《使徒行传》和《旧约》等圣经典籍俄文版翻译和出版的审查工作。亚历山大一世死后,俄国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什士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Шишков)遂下令焚毁《摩西五经》俄译本,理由是,上述经文应从古希腊语翻译,而非从古犹太语翻译,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所选翻译蓝本为古犹太语版,显然原始版本选错了。再者,《旧约》本身读者面甚广,依照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翻译版本,会引起诠释混乱,随意不一,甚至误导异端邪说。

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专制的旧俄时代,就有专属的作品出版审查官为其“服务”,他是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后者于1828年签署了俄国第三部新闻审查条例,史学家认为,尽管这部条例较之前两部有所改善,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那就是当新闻审查滞后于新闻出版发展本身的时候,审查制度如何改革的问题。普希金的每部作品均由尼古拉一世钦定,其实审查的时候,皇上尼古拉一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很头疼。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皇上赞赏普希金作品尖锐的思辨性;但作为审查官,他不得不倾听保守派元老们的意见,干预普希金作品的出版,剔除作者犀利的批判精神,甚至阻挠作品的出版,就像《普希金全集》首次在俄国出版时那样。

普希金的创作随时都面临尼古拉一世的审查,甚至自审。比如,普希金有一篇未完成作,他之所以写不下去,就是因为他自审没有通过而最终放弃。普希金称,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太道貌岸然,普希金甚至嘲笑他是个假正经。他还有一些诗歌作品,由于自审或者官方审查未获通过,在他生前也未面世,如童话故事《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

可见,俄国那时的新闻出版审查,对作家创作的抑制作用何其深矣。

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普希金原则上同意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尽管他有时也深受其害,管它叫“傻瓜制度”。但是,无论这个制度有多傻,俄罗斯作家真正接受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就是从普希金开始,这种制度得以推广,使他们的创作分道扬镳:一类作家吹捧权力,作品极尽阿谀奉承;一部分人则蒙蔽审查,作品越写越晦涩,玩起了语言游戏,但二者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确保作品出版。

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创作的干预很直接,今天说来很难想象。如普希金悲剧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俄国真实历史事件。尼古拉一世读后不悦,遂降旨重写,还责成普希金将此书写成司各特(英国历史小说鼻祖)式的,令普希金忍无可忍,抗旨不从。还有著名长诗《青铜骑士》,尼古拉一世也要求普希金进行大规模删改,普希金也不接受,所以,普希金生前放弃了《青铜骑士》的出版。即使他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在他死后整理出版《普希金全集》时,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通不过审查而无法付梓。

尼古拉一世一方面严厉审查普希金作品,另一方面,还拨款5000卢布(相当于一位现役军官12年的军饷)设立作家专项创作保护基金,这笔基金的用途,就是使皇上审查后的作品,免遭社会舆论或者新闻媒体的批评。比如,普希金被审查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发表之后,圣彼得堡较为开放的《北方蜜蜂》报遂撰文抨击,尼古拉一世闻讯,立即下令封杀批评文章。

但是,普希金时期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也非铁板一块,那时,有高端审查,即尼古拉一世钦定;也有普通检查,即沙俄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官员审查。普希金有时为了加快某些作品的出版,便利用二者沟通不畅,游戏其间——有的时候他也会背着尼古拉一世,得到皇家新闻监察机构的出版许可,据说此举还曾引发皇上与官员之间龃龉,今人听来,想必也得会心一笑吧。

俄国19世纪图书出版业发展迅猛,审查官也而越来越难当。俄国1826-1828年间的新闻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克拉索夫斯基(А。И。Красовский),就抱怨差事难干,精神健康受损。他在日记中说,晚上做梦都是审读样书,疲倦不堪。所以,他恨透了这个行当。另一位审查官阿克萨科夫(И。Аксаков)做了30年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工作,死后家里除了堆到天花板高的样书,就是各种审批文件,别无他有。俄国新闻出版审查一度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连作曲家的乐谱都要审看,生怕那些“小蝌蚪”里面藏着反叛言论。

1858年,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出任俄国外国文学出版审查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出版审查史上最严厉的判官。他在任期间,下令查禁的外国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多达上万种,其中包括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尤金·许、诗人拉马丁、英国作家萨克雷、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丘特切夫虽为俄国文学大家,坐得官位,大肆禁书,惹得知识界反感,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而俄罗斯新闻出版审查官尼基坚科(А。В。Никитенко),则被称为“明官”。他不仅善于与被审查的作家们打交道,还能读懂作品,手下留情。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作为审查官,他知道如何区分国家利益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痛恨审查,他说,俄国的审查官比要审查的书还多!

俄国严厉的审查制度,早在1900年便受到社会普遍抨击,这种批评当然受到沙皇强力机构的严重干预。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后,俄国传统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得以废除,作家才感受到了些许宽松,但是,这种改变与民意无关,完全是来自高层的决断,因为新的审查制度很快就出台了,意在维护沙皇统治的稳定性。

但是,苏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特列廖夫(Н。Котрелев)认为,俄国的审查制度不能避免俄国最终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而苏联时期更加严酷的审查制度,也挽救不了它解体的命运。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必不可少,但它从来都保不住什么。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效仿西方,立法禁止新闻出版审查。可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另一种无形的审查制度,即新闻出版被财政控制。进入后共产时期的俄罗斯,谁经济强大,谁来制定游戏规则。而当政府聚敛资金,变成国家财政中心的时候,新闻出版审查受制于它便在意料之中了。简单地说,目前在俄罗斯,权力即审查制度。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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