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7-10

十月革命的总指挥

说起苏联红军,人们熟悉的是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元帅,再往前,人们可能会想起内战时期的伏龙芝和布琼尼。但是一般人们很少知道关于这支军队的基本事实:实际上苏联红军的奠基者和缔造者是国内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的列夫. 托洛茨基。

伏龙芝

俄国研究家指出,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方面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我国编写的《军事大百科》初稿中竟然没有“托洛茨基”的词条,当时军事科学院讨论关于苏联军事史词条时,我坚决要求“恢复历史原貌,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写”,夸张些说,没有了托洛茨基就等于少了半部俄国革命史。

很多人只知道斯大林时代拍摄、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影片《列宁在1918》,片中斯大林在前线“保卫察里津”,他收到托洛茨基的一个“暗害性”命令后批示曰:“我们不理睬它。人民委员斯大林(签名)”。

“人民委员”就是当时苏维埃政府的内阁部长。那么斯大林是什么部长呢?影片似乎说暗示他应当是管军事的部长吧,但实际上一查就知道,斯大林当时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托洛茨基则是苏俄政府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换言之即红军的统帅。这个镜头还是透露了一点信息:斯大林只是南方战线的政委,托洛茨基当然是可以对斯大林下指令的。

犹太裔知识分子出身的托洛茨本是个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并非行伍出身,十月革命前也没有经历过军事生涯。革命前夕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负责人被推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11月7日当晚的起义行动总指挥。因此也可以说是军事意义上的“十月革命”领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指挥生涯。

军队中的托洛茨基

不过,这场后来被夸张的“暴-力革命”当时在首都只是一场数千人卷入、伤亡仅数人、几乎不流血的冲突,规模还远不及我国文革时的一场“武斗”,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即改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德国人谈判签和约去了。

由于沙皇倒台后从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局一直动荡,先后更换了五届临时政府,冬宫之夜的那场“革命”当时引起的震撼也不大,人们多把当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看成“第六届临时政府”。当时俄国人普遍认为民主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议会——立宪会议产生。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怪以前的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夺权后他们果然组织了这样的选举。

俄国人都以为此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局未定前的波动,所以不太当回事。俄国因此也相对平静了两个多月。不料,布-尔什维克在这场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得票仅不足四分之一,惨败给了老资格的民粹派革命者、得到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列宁当即决定取消“民主形式”,于1918年1月5日派兵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下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接着苏俄和德国签订极其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反对派指为卖国,协约国也乘机以支持对德作战的俄国“爱国者”为由进行参与,俄国于是陷入了惨烈的内战状态。

武装起来的政权

对于这场大流血,“冬宫之夜”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以极端的反战宣传来争取人心的。二月革命后主持临时政府的一些民主党派认为沙皇倒台后对外战争性质已经从专制者的战争变成了捍卫民主俄国的战争,因而改变反战立场,成为“革命护国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作为他们的反对派仍然宣传反战,并以其“立刻就要和平”的宣传来发动当时普遍厌战的士兵。

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得到的拥护超过工人,更超过农民,但这些士兵并不是拥护它去打仗、而是拥护它反战的。十月武装起义的夺权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反战士兵是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一亿五千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达到极致,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高达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部队的政治参与率很高,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的5000多万选民中,参加选举的军人有550万,占投票总人数的11%。有的部队投票率高达80%,北方军区是71%,罗马尼亚方面军是80%。

1917年年底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全俄惨败,但所以还能得到24%的选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军队这个票仓的。当时在北方战线中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达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

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不想打仗的士兵的利益,“使本国政府战败”,“尽快地签订停战条约”是士兵们最拥护的口号,他们最迫切的想法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正是他们促使局势急剧“左”转。

而在这个动员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发动军队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反对军事纪律、倡导“士兵民主”,在士兵委员会选举中当选的都是号召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委员会在军中夺权,大批军官被枪杀,没死的也都靠边站了。

俄国的军事指挥系统完全瓦解,以至于十月革命后出面向交战国建议停战的苏俄“军方”人物是“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一时在各国传为笑谈。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支持率很高,但却是以军队的解体为背景的。尤其是十月夺权后为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争取原先该党几乎无影响的农村地区,布-尔什维克给军队放长假,号召士兵返乡动员群众投票,一时军营为空。

有这样的士兵支持可以在冬宫之夜驱散士官生,使布党成功夺权,但从事战争则是几乎不可能。列宁也知道,这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利益”只能证明“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成功,它很快就会成为新政权的“干扰”因素。

当布-尔什维克推翻原来服从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承诺、导致内战爆发后,就立即陷入严重危机。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赤卫队有4000人,莫斯科有3000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一贯反对“常备军”,认为常备军是镇压人民的。巴黎公社就是以“国民自卫军”(民兵)代替常备军的。实际上,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甚至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种传统思想。

他们认为常备军和平民社会必然相互对立,严格军事训练下的常备军与民主不相容,可能演变成反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废除和消灭正规军曾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马恩经典作家把任何正规军都看成是反革命的工具。正如列宁所讲,建立强大的正规军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提出过”。 他认为军队在取得政权以后是不必要的,需要废除,还一再强调“我们要用民兵保卫新秩序”。

1918年1月15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过渡性的武装,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这个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志愿军,公民可以像入党一样自愿申请参加、还需要有介绍人,并争取批准。但很快就发现凭这样想当然的理念根本招不到兵。于是又颁布《义务军法令》,恢复了强制性征兵。革命中的“逃兵领袖”克雷连柯不久就被证明不适于恢复他曾极力破坏的军纪,很快被调任他职。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红军

列宁把全部军事工作,包括红军的组建和训练,都交给了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几乎成了主要军事领袖和首席军事问题专家,但他从来没有拿枪放下笔——整个内战期间他在“枪笔兼用”下著作颇丰。托洛茨基“非常在意”“让自己的每句话都成为历史”。

一些研究者认为,国内战争时期的托洛茨基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时刻”,因此称其为“武装的先知”。3月间托洛茨基就任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明确说,“临时拼凑的工人武装已经过时”,民兵化的军队概念不足以考虑,这样的队伍是无法面对正规战争的。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凭空造就出一支部队来。他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铁血本领来。

帮列宁就是在帮自己?

这里还需要谈到另外一个内战当中的史实,即孟什维克的分裂与转变。内战爆发后,左派孟什维克始终认为俄国“向右转的危险远远大于向左转的可能”。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在“红白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是后者,虽然眼见已经上台执政的列宁派容不下原来的“友党”,但是同样作为反对派起家的布党,总应该比沙皇开明、比沙皇更有气度吧——沙皇的“十月十七日法令”尚且容忍反对派的存在。

于是他们利用自己在工人和城市中的影响,积极捍卫新生的政权,并坚信这种不计前嫌胸怀若谷的举动会感动布-尔什维克并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企盼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以共同战斗的经历来抹去过去很多不愉快的记忆。

为了迎合布-尔什维克,左派孟什维克改变了他们以往从属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整体的策略,尽量在一切方面迁就布尔什维克,尽量地以换位思考的立场体谅“友党”的难处:比如在用词用语上适应“布-尔什维克化”,在实践中叫停基层组织不规范动作和导致摩擦的行为,为避嫌疑甚至减少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往来。

1920年12月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受孟什维克和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致信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号召他们承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敦促所在国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往来和政治信任。

当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并宣布脱离苏俄,但为了取悦于布党,马尔托夫还是严厉谴责了格鲁吉亚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开除他们。这时孟什维克不仅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客观上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且作为未来制度的设想他们也已经不再为立宪会议呼吁,而仅限于呼吁扩大“苏维埃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约束列、托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想竭尽能力维护这个也有自己鲜血染红的新生政权。

在内战激烈的1919年,孟什维克为保卫处在危机中的苏维埃从工厂动员了为数不少的工人参军。为此,在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说:“我们非常感谢其他党派,虽然他们属于反对派”。马尔托夫祝贺红军的胜利时用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际斗争”,“增强了我们事业的政治力量和道义力量”。注意,他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三次使用复数“我们”。看来,他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看成是一体的了。

前排右一马尔托夫,右二列宁

马尔托夫强调,孟党和布党大方向是一致的,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不分彼此的,都是在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所以帮助列宁一派就是在帮助社会主义,就是在帮助自己实现难免“有瑕疵”的理想。托洛茨基后来承认,他的确曾和列宁商定,只要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稳定就取消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禁令。

然而内战结束,列宁并没有对同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友”们在内战中不计前嫌的“诚意”表示感恩,过去没有彻底镇压他们是为了保证内战的胜利,既然内战已经胜利在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确立自己的“历史继承权”和政治垄断权了。于是布党果断地宣布孟什维克为非法组织(因为镇压社会主义派别的思想此前在党内并没有扎根并且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这中间有过几次反复),再度查封了他们的机关刊物。

1921年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几千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

劳改营中的犯人在听看守训话

俄共十大、十一大、十二大都把“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去抓。1921年底的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如何处理这两个“前社会主义政党”长期在押人员,最后决定:他们剩下的作用就是“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让他们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终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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