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7-13
第一板斧——重塑纪律
托洛茨基作为“武装的先知”上任后抡了三板斧，他首先要做的是重塑纪律。
1918年1月份颁布义务军法令，到夏季征募的人数才达到1万人。而士兵人数不足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处在于要把十月革命中颠覆的一切恢复起来。
当时的话说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这是一个很大的“急转弯”。过去革命者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是非常成功的：斥责军国主义，提倡使本国战败，鼓励士兵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视长官为敌人，以至于前线的士兵在战壕里和敌军开联欢会。在这种情况下，组建军队首先要打破自己的宣传体系，否定革命动员时期的口号，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
托洛茨基在他的最高军事统帅就职演说：“革命必须从第一个破坏阶段快速转变到建设阶段”，在“反抗以前的压迫的同时却暴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的特点”，必须坚决抛弃，只有“工作、秩序、纪律才能挽救苏维埃共和国”。
苏俄早期宣传画
托洛茨基严厉禁止“士兵民主”，他说，“在兵营里建立士兵委员会是不能容忍的”。“对旧军纪的咒骂声还在耳边回响，我们已开始实行新的纪律了。”他甚至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私下里他知道：前者的纪律需要比后者更严厉。他还说：“离开了惩罚就建立不了军队。没有死刑手段就休想让大批人去进行殊死搏斗。”
列-宁提出要求组建300万军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强-迫征兵。1918年通过《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后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内务条令、卫戍条令、夜战条令、纪律条令，恢复军事法庭的死刑。托洛茨基命令：“凡策动退却的，格杀勿论，凡临阵逃脱的，一律枪毙”。他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不久，就判处了海军司令夏斯特尼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那些动摇观望的军官。
苏俄早期征兵海报
托洛茨基对一切敢于背叛的行为都严惩不贷，甚至动用了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每个政委手中都有一本军官家属登记册，详细注明地址、家庭人口构成和食品供应情况。前线军官作战时，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要扣留在政委手中，托洛茨基命令道，如果发生军官倒戈变节事件，而人质没有在登记册上，那就要处死政委。
1918年9月，内务部人民委员彼德罗夫斯基说：“必须从资产阶级和军官中拘留一大批人当人质。只要在白卫分子中稍有反抗的仕途或稍有发动的迹象，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将其大批处决”。各地的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扣押人质”方面表现出特别的主动性。把指挥官的家属扣作人质，谁即使向白军迈了一步，谁就要被就地枪决。
1919年6月国防委员发表《告彼得格勒的军队》一文，宣布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所有投奔白军的人的家属，无论他们居住何处，都应立即逮捕，这些反水军官的土地应立即剥夺，永不归还，并通令全国可以在任何地点将他们处决。
“什一法”是原来沙皇军队中盛行的处罚逃兵的办法，就是命令逃兵排成队列，每数到第10个人就当场枪毙。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恢复此项措施，革命就会失败，支持革命的人就会受到白军的报复。他说，沙皇的指挥官中“有能干的人，带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他们利用到底，像把一个柠檬拧干了再抛弃一样。”
第二板斧——启用旧军官
托洛茨基做的第二件事是雇用旧军官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他雇用沙皇军官的计划。 他认为，红军中必须要有沙皇的军官来为其服务，仅有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军事专家对作战是不可缺少的，训练有素、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总比由一个准尉做红军总司令要更有作战能力吧。
这个提案在党内遭到布哈林、皮达科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他们拒绝支持建立一支常备军，更不要说是一支由沙皇的将军来领导的军队。在布哈林主编的《真理报》的专栏上有署名文章称托洛茨基是“沙皇将军的朋友”。这些人被几个星期前武装起义的光环所笼罩，认为沙皇军官会从内部出卖红军，工人赤卫队组成的游击队才是真正的依靠力量。而托洛茨基则反驳说，全俄的工人不到总人口的2%，直接参加十月夺权斗争的人数不超过2·5万人，就算达到了列宁的300万征兵指标，那也需要指挥员呀。
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回击不信任和敌视旧军官的论调：“人们对那些为工农俄国事业忠诚而心甘情愿地献出了生命的专业军官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除了打仗一无所长，如果没有作为“白俄”逃出去的话，除了服从新政权没有别的选择，职业军人的传统决定了他们的倒向。的确军人向新政府宣誓效忠是树倒猢狲散后的一种常态。彼得要塞的16名旧政权的部长在关押期间就表示愿意向苏维埃效忠，所以内战期间沙皇旧军官为红色政权服务没有什么不可理解。
沙俄时代军官学校的学员
军队民主化以及一战后大量军队复员，1917年2月“苏维埃一号令”导致的杀军官的浪潮是1918年军官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一个很少有人提到的背景。在短短的几天内，喀山军区司令被逮捕，波罗的海海军司令、海军上将涅佩宁被枪杀，海军少将卡尔采夫自杀未遂，被送进精神病院，仅在波罗的海舰队就有60名军官被杀，还有300军官被捕，莫斯科地区司令部被占领。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许多以前的师长和兵团司令像松果一样纷纷落地”，他们不愿卷入政治，只求能够保持住作为军人的一份职业。
沙皇政权已不复存在，作为职业军人靠什么养家糊口，不为新政权服务还能为哪个政权服务？俄国延续了近千年的数十万职业军人处在失业状态，没有出国或投靠白卫势力的军人面临生存的威胁。红色政权的召唤对那些仍留在国内的军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出路。托洛茨基不仅坚持起用旧军队，而且否定认为原来的赤卫队可以进行正规化改造的观点，他认为“游击作风会传染正规部队”，因而坚持解散游击队和赤卫队，确立集中、统一编制的正规师团。
因为叛变的事情时有发生，列宁对雇用旧军官心存疑虑。但按党内的分工，列宁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间接过问军事问题。托洛茨基告诉列宁内战几乎全部是由沙俄旧军官指挥作战的，1920年红军中有7万旧军官在服役，投敌叛变的毕竟是少数。最后列宁也承认在非常的危急时刻不用旧军官是不可能的。随着内战的节节胜利，列宁开始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称他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大厦上留下的砖瓦”挽救了“共产主义”。
第三板斧——创立政委制度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当局就在军队里设置过政治委员，目的是监督那些懂军事的指挥官，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监军。二月革命以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为了保证继续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在军队中任命过政委，但这些政委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最高司令部，其职责也不明确，并没有成为常规制度。可以说托洛茨基才是“政委制度”的真正创始人。
军队中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建立红军后，设置了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与军事长官平行的各级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1918年6月召开了第一届政委大会。因为内战期间红军对大量起用沙皇的军官不放心，需要驱使他们为革命服务，但是又不能大撒把的放手不管。
托洛茨基明确了军事指挥官和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政委的职责。政委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士气、监督军事指挥官、效忠上级、保证军队的纪律等。托洛茨基发布一项指令：任何军事命令未经政委与军事指挥员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将视为无效，从而阻止了沙皇军官可以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政委在军事上是指挥员的下级，而指挥员在政治上又是政委的下级。初期阶段它带来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军权被分裂，不断形成两个集团间的摩擦，带来了不少猜忌和对立。但是从内战的最终效果看，仍是利大于弊，因为当时形势所迫，不起用旧军官红军在战场上就会被消灭，对旧军官不加监督，红军就会重蹈一次一战中军队瓦解的覆辙，对其在政治上毫无控制力。
列宁对这一创举大加赞赏，当“每一个军事指挥官旁边都有一个党员政治委员——一个来自彼得格勒或莫斯科、或者伊万诺沃-沃斯涅先斯科的优秀工人”，旧军官统领下的军队出现了“奇迹”，不能不说是“政委”的功劳。
先有“托洛茨克”，后有“列宁格勒”
作为红军之魂的托洛茨基在装甲列车上设立了指挥部，在各条战线上奔驰。他很快“打造”出一支正规常备军，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败局。到1919年底，红军人数达到了预期的300万人，共有7个方面军，16个集团军，每个方面军下辖2-3个集团军，共有88个步兵师、29个骑兵师和61个航空中队。
时任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下下有14个军事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三四个军长和政委组成。经过三年苦战，红军终于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直到内战结束后的1925年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的职务，他才卸除了军职。
托洛茨基在视察军队
苏联内战的胜利是国内外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革命政党的动员力、列宁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谋略，各反对派势力的互不合作乃至彼此敌对，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托洛茨基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早在地图上还没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这些名称时，1919年苏维埃政权就颁布法令，把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伊瓦申科沃——托洛茨基的指挥列车曾在该城停驻——改名“托洛茨克”，以表彰托洛茨基在革命与内战中的贡献。
这是革命后苏俄第一座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当然，八年后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这座城市又改名“夏伯阳斯克”了。现在的俄国人，更不用说中国人，已经很少知道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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