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龄化现象之所以难以解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政治相对比较保守。

日本最主要的政党是自民党,自民党很大的票仓就是农民。所以日本自民党执政期间是非常注意维护农村票源的,对农村传统状态是尽可能保护的。日本乡村地区的选民也确实比较保守,自民党长期在静冈县投票率统计中占优势,伊豆地区这个优势就更明显。竞选经费在西方一直是很大的一个争议问题,那么现在看来基本上就是两种办法:一种就是经费自筹,也就是去找募捐,那募捐自然就会有所谓的资本家、财团来出钱。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对募捐以及捐款用途做限制,以及百分之百的高度公开。如果一个党要竞选,你所有的账目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哪些财团为这个党捐款。账目公开使任何人不能明目张胆搞利益交换,不存在财团收买政党。资金来源只是义务的,不和任何利益挂钩,这也是给社会一个监督机制,让政党不是为金主服务。当然这是指不能直接为捐款的具体人或公司谋利——这就是腐败。起码这种公共政策话语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辩论的,不是背后交易。

但是,这依然无法避免经费对竞选的影响——很简单,没有竞选经费就无法参加竞选。但不是经费多的党就一定比经费少的得票率高。最近美国大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川普的竞选经费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但是川普还是赢了。川普本身很富有,但是他投入竞选的钱其实并不多。所以你不能说竞选是被金钱操控的。

为了解决经费影响竞选的问题,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由国家财政出款,就不用或不依赖募捐了。这逻辑很清楚:如果问题是穷人无法参加竞选,那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给竞选者提供资金,而不是剥夺富人参选的权利并改为皇上任命。政党成立需要有门槛,成立后国库给各个政党提供经费。日本政党的资金来源就分为两块:一块是议会批准财政预算中的“政党助成金”,另一部分是自己筹集的捐款。

我们可能普遍认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相较于无产阶级对政府提供的助成金依赖度相对低,但其实不然。日本就是个相反的例子:日本的各个政党中自己筹款能力最强的,居然是日本共产党。日共党产经营妥善,收入可观,成员又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缴纳的党费和捐款也比较可观,加上日共规模也比较小,花钱不是很多,因此自筹资金、财政自给的能力反而比据说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自民党强许多,是“政党助成金”制度的反对者。而对政府提供资金依存度最高的是自民党,因为自民党选民中农民和中产阶层比较多。总而言之自民党与农村关系大,代表着日本社会中比较保守的部分。

当然这些国家给政党经费也不可能没有门槛,更不可能每个党都给同样金额。所以像日本、德国那样实行政党助成金制度的体制都有受助的门槛:你必须有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才能向政府申请助成金。而且此后金额也与你的选举成绩挂钩:你在选举中得票越多,民意支持度越高,政党助成金就越多。作为多数党,自民党的助成金收入要比日共多很多,这是日共不满的真正原因。这种门槛制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没达到门槛前你是没有钱的,这就不利于新党的出现。如果靠捐款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关日本“失去的十年”,现在也有人说是“失去的二十年”——因为近年来日本的GDP增速很慢,这种现象持续了近20年。但这20年中日本经济的格局变化巨大,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在GDP停滞的时间里,首都圈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也就是说非首都圈,其他地方的经济衰落。

日本第一大城市是首都东京,第二大城市,以前的书都说是大阪——关西地区日本的第二个中心,但最近横滨超过了大阪成为第二大城市。横滨其实和东京是连在一起的,也属于首都圈。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包括千叶、神奈川等几县,聚集了全国的资源,使首都圈外的地区经济衰落更加严重。

伊豆所在的静冈离首都还是比较近的,也受到首都圈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讲不算最明显。就静冈县本身而言,伊豆也算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当地的旅游设施更多集中在伊豆半岛北部,如热海一带,中部南部相对就比较萧条。

中国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日本经济发展停滞20年,其实不然。日本这些年来经济并非没有发展。只是在老龄化、劳动力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情况。日本企业一旦离开国土,就不计入日本GDP了,但如果考量另一个经济指标,按国民产值计算的GNP,那么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相当高。

但是,这种海外的产业转移在一些国家会产生一些问题,即造成比较大规模的国民失业。但日本这个问题就不是很突出,其原因有二:一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发达;二是日本人出生率非常低,因此更大的问题不是失业率而是劳动力不足。伊豆这样的地方尤其留不住年轻人,但整个日本的年龄结构中年轻人其实都数量不足,老龄化严重。因此日本将来经济很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年护理、老人用品等产业会成为日本经济的增长点。

有一种说法: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长期以来受中国影响,一衣带水,同种同文。日本的确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十分明显,但总体上日本和中国有很大区别。

从语言来说,日语不是汉藏语系的,日本的语言和汉语的区别比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和汉语的差距要大很多。日语现在属于系属未定的语言,但一定和汉语有很大区别。此外,日本没有改朝换代的历史,不管对于日本有几代天皇的结论如何,这近百代天皇的确不存在朝代更迭,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不存在改朝换代,日本天皇陵不会像中国帝王陵一样遭到后世的破坏,从而得以保存。其保存之完整,规模之大令人吃惊。所有的陵墓鲜有被盗,也少有变为旅游区,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陵并非古迹。王朝未结束,现在的天皇和过去任何一任属于同个朝代。第一代天皇也是“本朝”的“先帝”,并非以往“历朝”的人物,不能像我们对明十三陵、清东陵那样搞商业开发。所以,没有任何旅游手册会介绍日本天皇陵,但是比较精细的地图上会有标注——虽然它们不开放商业旅游,但位置也不保密不封锁,你不为盈利只是好奇自己去看看,那是完全可以的。我自己就先后逛过十几个皇陵。早期那种所谓“前方后圆陵”有的规模极大,有人说是世界最大。陵外环有护陵河,有的还不止一道,而且年代之早,令人惊讶。

日本共125代天皇,每一代都有陵,但最早的那些一定是带有传说性质的。现在我们知道所谓125代中,第一代是神武天皇,据说是天照大神的儿子——这当然是传说。但是接下来的9个天皇,在日本史料中只有名字,他们的事迹没有任何记载。史书中称作“阙史八代”——这几个最早的天皇据说个个长寿,有五位超过100岁,最长寿的136岁,因此普遍人们将其视作传说。有说法称该时期天皇伟大,以至于伟大到“天下太平,无事可记”。其实更可能是乌有之人,史无记载。

应神天皇之后便有了些许记载,但直到平安时代才开始有对天皇比较详细的记载,同时期起日本和中国的来往也变得密切。但再之后由于佛教传入日本,戒奢欲,加之平安时代后期火葬的兴起,大型天皇陵不再兴盛,改为墓塔。往往附在寺院边上,这也和西方的国王墓多葬在教堂有点类似。一直到江户时代才又恢复土葬,但陵墓也不再像最初那么庞大。

这种体制和中国差异非常大:第一没有朝代体制,第二绝大多数时间没有中央集权。诸侯林立时代天皇权力大大减弱。但没有权力的皇帝往往会受到群众更多的尊敬,这点很有意思。反观中国皇帝权力大,可是人们尊重皇帝更多的是尊重权力而非尊重皇帝本人。无怪乎中国最早派驻英国的使节刘锡鸿、张德彝等都惊叹:英国人那才叫真“忠君”呢,明知英王无权,你不忠于他也没法罚你,你忠于他也不能赏你什么,可是你还是那么敬他,这叫“非畏其威,乃怀其德”,不是怕罚图赏趋炎附势,而是真心敬君忠君。

明治维新以前,整个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和中国差异非常大,倒是和欧洲更为相似。日本曾有300多个领主,经过兼并,明治维新前日本仍有一百多个藩,明治维新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废藩。因此日本的地方色彩就比较突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直到现在各个国的特点风气都还存留在当地人的生活里,当年的地方传统保留得比较充分。因此近代化进程中也有相应的特点。

我们常把明治维新当做改良的一个例子,转而称中国近代常走革命路线。但其实日本的“改良”是非常暴力血腥的。我曾经写过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不能等同于平和与暴力的关系。中国辛亥革命没有死什么人,战争规模也比较小;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死伤非常惨重,期间战争不断,大的战争就有三四场。最大的一西南场战争战死人数要比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民国建立阶段中国战死者都多。整个明治维新期间活跃的政治人物也大多死于非命。从北海道的五棱郭到南边的鹿儿岛,日本现在到处都有明治时期战争遗迹。所以,比较深刻的改革不一定流血很多,而不深刻的改革也不一定就流血很少,比如中国历次朝代更迭,几十年乱世人口往往死亡过半,但制度不一定改变了多少。

明治维新改变了多少制度,有人觉得并不明显——称呼没变,天皇还在,甚至如今许多职官、衙门的称谓也照旧。直到现在很多日本这方面的专有名词都和中国古代一致,我们现在倒是完全不同了。整个日本社会的传统氛围很浓。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了中央集权国家,诸侯交还权力。这样的变化对于日本来讲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随之得到发展,藩主权力消失,一方面皇权壮大,另一方面公民权和公民意识也开始萌芽。

日本这一段历史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和日本一直来都在互相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双方体制文化区别非常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存在文化隔阂和问题的错位。中国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和日本相似的问题——闭关锁国遇到西方侵略,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开关前日本是个诸侯林立的国家,而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年的大一统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要摆脱帝制,而日本是摆脱诸侯割据。甲午战争前中国从未把日本放在眼里,视其为“岛夷”,但已经有很多人想要改革,他们学习的目标是西方而非日本。当时中国人有强烈的反秦制意识,但同时反儒意识较弱。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学习是成功的,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学习日本学习西方的精神,而非学习日本文化本身。直到现在,许多赴欧美的中国人都信奉了基督教,而尽管有人说中日“文化”更接近,但没有几个中国人到了日本就信奉日本神道教的,甚至连政治上的“亲日派”乃至汪精卫这样的“汉奸”,也不会去信神道教。

所以,日本一直是以学习西方的“优等生”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日本本身,很多人认为没什么可学的。

这样一来中国学习日本就有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相对于在中国秦制体制下,儒家在类似“周制”的日本更大程度上维持了本质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期反“诸侯林立”,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儒反周制。中国恰恰在此时学习日本,就把日本当时“秦始皇反孔夫子”那一套一并学来了。五四运动期间兴起一股大骂儒学,追求大一统的风气,这种风气便是从日本来的。但是我想说,日本人走的这条路从他们的历史发展来说是正确的,他们的现代化是从走出周制开始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应该的。虽然明治维新后,在大一统的条件下日本走向了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道路,跌入战争的深渊,这是日本现代化走的弯路,后来真正的现代化开始于战后美国占领的条件下。可是中国学日本,也搞强化中央集权,反儒反封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既没有做到富国强兵,却更加固化了原来那一套中央集权的体制。这就是中国人学习别国时的一种错位,错误的照搬了其他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所制定的发展道路。

中日关系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军国主义。富国强兵的必然结果就是日本的对外扩张。很多人认为,所谓军国主义就是对外的强硬态度,其实军国主义是一套社会体制,并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强硬姿态。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比如美国的“鸽派”和“鹰派”,鹰派主张战争,打出国威,但美国的鹰派不等同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含义远比鹰派来的复杂得多,军国主义是一场革命,日本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所谓的“下克上”、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这远不是对外政策上的“鹰派”问题,而是明治以来的“类似秦制”发展到极端的结果。

之所以说是革命,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富国强兵的体制,但仍然保留了一些贵族传统。明治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一批资本家,又被称作财阀。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之后,一方面国力强大了,另一方面贫富矛盾加深了,下层开始对社会制度产生不满,产生强烈的反财阀冲动。他们试图将日本改造为“上天皇,下草根”(所谓“一君亿兆臣民”、“皇道社会主义”)的结构,去除中间部分,即财阀和贵族。因此日本法西斯及军国主义的支持者是一帮少壮派军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出身平民。他们打着天皇的旗号发动了一系列起义。主张兵农合一直接效忠天皇。对内建立天皇主宰一切的民粹专制,对外要发起一场“解放亚洲”的反殖民战争,打着“觉醒国家、解放亚洲”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打造“大东亚共同圈”。而侵略中国是“从英美国家手中解放中国”,也正是因此很多亚洲国家的反殖民领袖(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昂山、印度的钱德拉.鲍斯等)都曾经被蛊惑成为了日本的盟友。

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套政治体制,这套体制是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军国主义是可以有鹰派的,但这和美国等国家的鹰派不同的是,它是排他的,是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的。因此,不是出了几个“鹰派”人物就算军国主义,它是一种体制。当然,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存在这种体制。军国主义,即军部专制的“皇道社会主义”体制在1945年后已经被民主化进程给铲除了。日本只要还是实行现在的体制,就不可能重建军国主义的那一套。因此虽然日本今天仍存在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声音,甚至有一些“鹰派”,日本人对历史的反省,尤其对战前中日关系史的反省也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要说日本存在军国主义复活,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日本走的现代化道路是多灾多难的,但在二战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富国的正确道路。今天的日本,相信大家去了以后一定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倒不是说它经济有多发达——当今世界上少有国家拥有中国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而是其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的垃圾处理就值得我们学习,任何日本小镇的街道都非常干净,没有环卫工人,也少有垃圾桶,家家户户严格垃圾分类,按时有人来收,街道上完全看不见垃圾。当然,日本的有关问题也远远不止伊豆一个地方在面对,而是一个更加普遍的议题。

(本文系作者为杭州大学生竞希暑期考察所做的背景演讲整理而成)

爱思想2017-11-28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