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4-22
笔者前曾指出：现代国际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中的确很多是大家都能生产，只是你生产这个更合算，我生产那个更合算，我们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行国际分工。但是在古代，很多贸易都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根据“比较效益”进行分工的。修木主张“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其实可以简化一下。不用讲竞争力，购买力，或是上瘾不上瘾”，只讲消费偏好。对此我已经反驳了：“消费偏好”没那么神奇，购买力和上瘾与否不能不讲。
但他说“不用讲竞争力”如果是就比较效益而言，在农业时代的确是这样。中国卖生丝，英国出羊毛，南洋有香料，美南种棉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然禀赋决定的，不可替代，也没什么竞争力可比。
对于英国而言，中国出桑蚕就像中东出石油一样，今天海湾国家石油那么多并不说明它们先进，当年中国桑蚕多其实也是一样的。直到出现可替代产地，那就有竞争了。
清末民初，日本的桑蚕，印度锡兰的茶都对中国丝茶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而中国初兴的工业又还竞争不过列强，中国的落后就一下凸显出来了。当然这并不表明她此前就不落后（指落后于西欧），只是没那么凸显而已。
而在此之前的农业时代，一方面世界各部分联系较少，各地都有其他地方稀罕的新奇特产。另一方面在前工业化时代这些东西都很难大规模生产、以数量以效率取胜，而只能是以新奇取胜。所以当时影响外贸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你能高效率地卖出多少大路货，而是你能买得起多少新奇玩意。
追求新奇其实是人类天性，天性老古板与喜新厌旧狂作为个性差异古今中外都存在，但应该都是正态分布。与其说有中西之别，毋宁说有贫富之差。穷人惟求一饱，富人追求时髦，这就是购买力影响消费偏好。某个人消费某种商品或不能这么说，但社会消费总趋势基本可以这么说。英国人喜欢丝茶，中国人不太买毛货，如果刨除了贸易限制的影响，其实主要就因为那时中国人比英国人穷，这有什么难为情的？那时穷，不就才显出我们现在发展快吗？
而且购买力这东西还有“乘数效应”，“物以稀为贵”和“物以劳为贵”都是不对的。宝石再稀罕，没人买它也就是石头而已。缅甸翡翠本来并不算多贵重，如今中国人狂买，它也就上天价了。供不应求则贵，供过于求则贱。
在没有因工业化生产而扩大供给之前，购买力强不但会增加实物购买量，更会抬高单价。修木说英国位置偏远，亚洲香料本来不贵，运到那里就贵了。其实，欧洲人的大量购买即便在产地也提高了香料的价格。亚洲香料原来基本取自天然，后来大都发展成种植业，就是这个原因。购买量本来就多，单价又涨了，进口额就会成“乘数”增加。但对方购买力弱，你的出口货本来就销量少，价格又上不去，出口额就成“乘数”的低。那就更容易出现逆差了。
所以，农业时代大都是相对富强之国容易产生贸易逆差，主要原因就是其相对强大的购买力——所谓相对是就贸易对象而言。明清人的购买力或许不一定比汉代低，但与西欧人相比，那购买力显然远不如汉代相对于“四裔”的购买力了。汉唐宋元的中国乃至罗马帝国当时相对于交往对象而言都够富强，所以也都有贸易逆差。
而从贸易政策来看，那时的专制体制下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其实很少是“自由”的，但专为刺激出口阻止进口而实行的限制也很少见。尤其是那些强大帝国的统治者常常并不关心帮助自己的商民赚钱，却醉心于享受海外奇珍，所以鼓励“进口”而限制出口反而更常见。而所谓鼓励“进口”，其实更多的是鼓励“四裔”进贡“方物”供统治者奢侈享受，而回赠“四裔”的赏赐价值却常常远高于贡物，为的只是满足皇上的虚荣心。
人们常常从数量感觉这种所谓的“朝贡贸易”既然赐多贡少，那不就是“出超”吗？其实，贡赐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交易，也可以看作一种经济往来，但却不是经济贸易。而这种往来对贸易的严重影响，就是对交换价值的扭曲。
朝廷的大量赏赐换来的是皇上的面子，而不是百姓所需。如果这时国力民力尚可，社会（相对所交往的世界而言）富庶，百姓还有足够的购买力对舶来品形成商业需求，这些舶来品作为“贡余之物”就会变得比纯粹贸易条件下更为稀缺，价格也会被严重高估。
而朝廷的大量赏赐却属于零价赠送，这必然会压低贸易出口的同类商品的价格。所以，“赐超”不但不等于贸易出超，而且正相反，“赐超”越大，从贸易价值看就越不可能出超，而只会扩大入超。这也容易助长“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
逆差未必就是坏事，但长期大量逆差显然不可持续（其实长期大量顺差也一样）。不过同样不可持续，不同原因的逆差，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清前期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因为白银支付太多导致英国财政的难题，英国商民却还是获利的。逆差时期的英中贸易也始终是资本积累的途径。所以虽然议会中有基于国家财政立场的批评（修木所说英荷议会中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就属此类），贸易商仍然乐此不疲。所谓重商主义政策虽有控商的一面，其实还是帮助本国商民与外国竞争逐利的。
但农业帝国的“前重商主义”控制就不一样了，朝廷“赐超”加上“抑商”，不但会搞得国库空虚，而且会使商民走投无路，甚至官逼商反、迫商为盗，对外贸易失去资本积累的功能，甚至产生“资本耗散”之效。所以汉唐宋元“富国的逆差”同时也是“耗富的逆差”，它一方面体现了富国的强大购买力，伴随着国内的“东京梦华”和国外“通宝”流布显示的天朝声威，但另一方面也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从汉代“贤良文学”反对外贸的呼声，直到明初反对“郑和下西洋”的“清流”舆论。到了明清，“富国的逆差”终于变成了“穷国的顺差”，中国的购买力也伴随着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一起衰落了。
而如果这种衰落没有发生，专制强国逆差不可持续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对外掠夺。既然是强大帝国，真金白银不够支付逆差了，那就抢呗。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说法如果能够成立，其实就是专制强国的好战，与所谓“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无关系。语源学指出:imperialism的词根就是拉丁文的imperialis（帝制）。14世纪以后imperial一词在英语中出现时也是与当时的王权开始强大、不同于此前中世纪诸侯林立的feudalism（封建）相联系的，与我国的秦后“帝制”不同于先秦 “封建”，其实十分类同。
17世纪英国革命时出现imperialist（“帝国主义者”）一词，其意仍是指反对共和的帝制政体拥护者。但随着“光荣革命”后英国政体争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议论，更由于海外扩张产生了“大英帝国”这样一个并非指政体而言的概念，到1870年代后这个词逐渐变成指英国对其广大殖民地的统治，并形成了意指殖民制度的imperialism一词。10再后来它又被考茨基、希法亭与列宁等人用来指“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时它已与原意相去甚远。
近代英国搞“炮舰政策”实行殖民侵略当然是应该谴责的。在反殖民斗争中把“西方殖民”过程描绘得似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也是当时的需要。不过在殖民体系瓦解已经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作为当年殖民者后代的西方人还应该坚持“政治正确”的自我反省的话，那么不具有这种包袱的我们就应该客观指出：前近代世界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蛮不讲理，无论怎么说都要比近代以后厉害得多，这个常识是不应该被意识形态遮蔽掉的。
亚述波斯阿拉伯蒙古奥斯曼且不去说他，仅就西方而言，前近代的野蛮行为也比近代或“资本主义”时代多得多。包括15世纪后西班牙葡萄牙人到拉美去抢金银，其实也就是“双王”战胜摩尔人后欲望膨胀所致，与传统帝国的征服欲并无本质的区别。航海与地理发现对这轮征服在技术上起了作用，但征服者本身却与制度上的“资本主义”没多少关系。
西班牙的工商组织与雇佣、契约关系并不发达。该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前不如意大利，后不如荷、英。真正后来搞成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都不是靠抢金银发达起来的。而16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尽管热兵器还不多，死亡之惨重按人口比例却远高于两次世界大战，适为“专制强权就是战争”的典型。所以，那时强大帝国外贸出现“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不可持续则靠抢劫来解决，其实并不难理解。
上述一系列传统帝国就不用赘言了。这里要讲的是古代中华帝国。关于她有两种影响极大的“文化决定论”说词，夸奖的，说中国人喜和平，“传统上是内向的农业文明，从来不对外侵略扩张”。贬低的，说中国人素质差，“传统上习惯于专制，搞不了自由民主”。后一种我们另做讨论，就前一种而言我们还是得看一些基本事实：
三代时列国林立，“中国”、“华夏”这些名词虽然出现很早，但上古“三代”时这些名词只是个文化或文明区域概念，政治上的“大一统”帝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不武力扩张，中国是怎么成为世界少有的多民族大帝国的？
而这个帝国的形成过程不就充满着血腥吗？“暴秦”、“虎狼之师”、“马上得天下”、“提三尺剑，化家为国”，这些话是谁说的？所谓“春秋无义战”，所谓“争城而战，杀人盈城；争野而战，杀人盈野。”所谓“马前悬敌首，马后载妇女”。从西周的“八百诸侯”到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再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周秦之际在华夏族群中从众多“诸侯国”兼并、扩张成首个大帝国的过程就是那么血腥，那么暴力。而且这样的过程非仅一次。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周期性的震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次改朝换代，直到1949年那一次，几乎每次都要重演一遍从“群雄逐鹿”到铁血定鼎，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而且往往要弄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损失一大半的地步。
很难想象，在本民族中建立和一次次重建大帝国的过程都血腥到如此程度，把帝国进一步扩张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中，却反而会文质彬彬温情脉脉，坐等人家来“向化”、“宾服”、“纳土输诚”？这逻辑怎么说得通呢？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专门对汉族同胞耍横称霸，在汉族内部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却只对“夷狄”施恩行惠、温情脉脉，那作为汉族同胞是不是太可怜了点？这样的描述真的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对外感召力（软实力）吗？
郭沫若其人其文多有不足法者，但他的一个看法我是很同意的：“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仙，也不是猴子。”中国人与世界各民族人民一样当然有和平的愿望。但不受制约的强权蛮横起来，也和其他民族并无二致。
修木先生提到“农民欺负牧民”的话题。前已说明我并不赞成这个说法，但专制强权欺负农民也欺负牧民的事毫无疑问应该不少。甚至极端的种族灭绝，如十六国时期的冉闵屠羯、清前期对蒙古准部的屠灭，以及朱元璋禁止蒙古族内婚等等，也确实存在。这和游牧强权屠杀汉人一样都应遭到谴责。
不过，由于冷兵器时代军事优势经常不在农耕民族手中，农耕地区的强权向游牧地区扩张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即便强大的专制朝廷得以征服游牧地区，推行农耕地区的统治方式成本也非常高。所以中原王朝历史上规模最大、而且成果能够持久的两次版图扩张（元与清），确实都是先被北方民族征服、然后再通过汉化（清）或汉族推翻与驱赶征服者（元）的方式实现的。这种过程同样充满暴力和血腥，既不是牧民主动“向化”、也并非农民欣然“宾服”。至于农耕区朝廷的弱势主要也是军事技术上的原因，并非“文化”上有更多的和平基因。在技术条件改变后是否还会如此是谁也难以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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