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我家的自行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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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8-06-18

又一篇折戟了。恰逢过节,就和大家唠唠家长里短吧。

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存储着记忆的。比如自行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自行车曾经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玩具,这和我们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是有时代烙印的。

1965年我们下放到甘肃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自行车不要工业券,于是父母亲商议了一下就购置了家里除手表以外的第一件“大件”——飞鸽加重自行车。原本是想着解决大人的交通问题,没成想立刻就成为我们喜爱的“玩物”。我们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欢呼雀跃着去学骑车。那年哥哥13岁,我11岁,弟弟9岁。

离我们住所不远有生产队的打谷场,中间堆着麦秸。哥哥胆大,很快不用人扶就能扭扭歪歪地围着场院转圈了。我和弟弟则胆小一些,哥哥信誓旦旦答应在后面保护,我在他的保驾护航之下,刚刚感觉骑得顺溜一些,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扭头一看,他根本没有在后面扶!心里一慌车把乱扭,重重的摔了一个大跟头,把膝盖都划破了。哥哥对我说,其实你自己完全可以骑了,就是胆子小不自信,你要是感觉不对头,就冲到麦秸上去,有麦秸垫底,人和车就都没事。很快我平衡就掌握得不错了,但不会上下,因为个子小车座高,我只能跨在横梁上,或者一条腿在横梁下掏着骑。

会上下了以后我就上路了,结果还是在闯祸和撞人中逐渐知道了一些骑车的常识。第一次在街上骑车不知道上下道,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吉普车撞个满怀,车窗里的人大喝一声,小孩,知不知道上下道?就这么乱骑车?我这才注意到原来道路是有上行和下行之分的。

还有一次转弯的时候,不懂得一手握把一手要向后面的人示意打手势,被后面的车猛怼了一下,胳膊被剐蹭了一大块皮,我哭咧咧地被人领到卫生所涂了红药水。

再后来我就开始跟着一帮年龄大些的孩子在公路上呼啸,但是不会刹车,从一个大斜坡上冲下来时速度太快,等在前面的哥哥看到后不停大喊,“刹闸,刹闸!”发现我不明白,只好指挥我冲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啃了一嘴泥。

当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一个巷子里只有几家有。而一家有几辆的还闻所未闻。如果一家几人要骑车同出,就还要借别家的车。当然别家也常借我们的车。这样几个孩子就可以一起出去了。

第一次远征是我跟着哥哥和一帮男孩子去几十里外的农场去采杏。那里出产一种“李广杏”,个头不大,但是糖分很高,而且杏核是甜的,不管晒杏干还是做杏酱都是上乘佳品。但是那里的杏既不论斤称也不按个卖,而是按树卖。大树一棵3-4元,小一点的树只要2-3元,树上的杏都是你的,但要自己上树摘杏。

我们带了两个面口袋,起大早骑了40里公路,买了一棵大树。哥哥和男孩子们上树摘杏,我在下面边吃边捡,过足了嘴瘾,实在够不着的高枝,就可劲摇晃树枝把杏儿摇下来。那一年是当地杏树的“大年”,果实格外繁盛。我们足足装了两面袋子也盛不下。哥哥便把长裤脱了裤脚打个结就是一个“人字形”的布袋。他骑我们家的车前面驮着裤子口袋,后面捆着一个面口袋,而我则骑一辆借来的车载着另一口袋杏,回去的路上因为上坡和负重格外吃力,等回到家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

插队的时候,我骑车到40里外的生产队,因想着车子不能老搁在村里,就邀约同伴们同我一起骑车回县城。但是那天淅淅沥沥小雨不停,一直等到傍晚还没有放晴的意思。男生们故意激我,打赌说你要是敢一个人骑回去就给你一天的工分。我也是一时逞能,说一天的工分不值,两天的工分就赌。他们指着在屋檐下翘着一只脚躲雨的鸡说,估计你到不了公社就像这只落汤鸡了。

我帅气地一甩头发说,你们不敢的未必我不敢!结果刚骑出村我就后悔了,因为雨越下越大不说,我们在山上看着天还亮,下了山天色马上就暗下来了。从我们村到公路还有十里“摸黑路”,菜子河也涨水了不少。可是我现在要是退回去,多没面子啊。我是知青小组组长,要是这一次“认输服软”,以后男生会瞧不起我的。我心里明白,是走是留都不能犹豫,否则天色更暗河水暴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前行。

我扛着车艰难地趟过了已经及膝的菜子河,人已经浑身湿透了。上了公路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能顶着风雨使劲快蹬,一路上我自己给自己壮胆打气。好在没多久雨停了,风吹散的云彩中还露出半拉月牙。一路上拉货的大卡车时不时溅我一身水,甚至还有司机伸出头来吆喝,嗨,要不要搭你一段。我都没理睬。中途车链子掉下来,惊得我一身冷汗,好在毛病不大,我把链条推上去后继续骑行。一直到夜里12点终于到了家里,把家里大人吓坏了,以为我冒雨赶回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第三天我回到生产队,大家见我毫发未损的回来都说我那天走了真冒险,半夜上游发洪水,把前面村子里的一头牛都冲出去好远。生产队长说,以后不能打这种赌了,是命要紧还是工分重要,你要是晚走半个时辰,没准就回不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在男生面前还是直着脖子很扬眉吐气了一阵子。

就这样,自行车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时候买自行车就和现在买汽车差不多,还要上牌照呢。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在陕西师大工作。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开学我就有一门新课,正在全力以赴的备课时,突然被告知小保姆不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课还没有备完,马上开学在即,秦晖当时又在乡下搞函授,我只能把孩子像缠粽子一样绑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弄回姥姥家,让妈妈帮助想想办法。

平时从小寨十字路口过,骑自行车前后带人,交警一般都不管。偏偏那天一个貌似刚上岗的小交警特别认真,招招手拦住了我,我连忙解释。大概小交警的穿着和秦晖有些相似,才会叫“爸爸妈妈”的女儿冲着他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爸爸”。弄得小伙子一个大红脸,摆手叫我们走人。我告诉女儿,虽然穿的衣服像,但这个人不是爸爸,不可以乱叫的。

以后每次回姥姥家,因为坐公交车两头都要走路,还是骑车方便,我都是前面横梁上带着女儿,车筐里带着给秦晖的晚饭,后面带着女儿的衣服和杂物。后来因教委计划公派我去苏联,我便把孩子送到南宁奶奶家里,一年后再见到女儿,她和我生疏了许多,怯生生地不好意思叫“妈妈”。

为了尽快恢复母女感情,我让她跨在后座上骑车带她去大雁塔游玩。快到大雁塔的时候的,突然感觉车轮转不动了,我还使劲蹬了一脚,只听到女儿一声惨叫,我赶忙跳下车,只见她右脚卷进车轮子里,已经被旋转的车轮刮掉了一层皮肉,血肉模糊。我赶紧用衣服裹住她的脚,背着她飞奔地去了附近的医院。气门芯的钢帽把她的脚踝骨处刮了一个洞,流了很多血,看着她小脸腊黄哭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又心疼又后悔。结果整个一个假期她都裹着纱布跛着脚一颠一颠的,脚上至今仍留有一道疤痕。

秦晖眼睛不好,没有平衡感,体育是弱项,一直不会骑车,在校园里来回换教室上课很不方便。经常是我骑车他小跑步跟着走。有次去陕西省博物馆回来,看他实在跟不上,我就说我带着你走吧。殊不知秦晖不会在走动中上车,车子移动他一屁股没坐稳,摔了个四仰八叉。路边的人看我人小车小,带着个大男人,说你们俩应该换过来,他带你就没问题了。我一边笑一边扶他起来,说你一定要学会骑车。

晚上在灯光球场,女儿骑小车,我扶着他骑大车,刚开始他方向掌握不好,扭来扭去,好在他腿长双脚撑地,两个晚上就已经能自如骑行了,但是始终学不会上下车。秦晖说不学了,跨上去能走就行,双脚着地就停,拿鞋底当刹车。第三天他就骑着自行车上课去了,看见前面都是学生,大老远就喊:“让开点,让开点!”同学们都知道他不会骑车,看见他摇摇晃晃过来,帮他稳住车头让他下来,就这样跌跌撞撞完成了首骑。

秦晖会骑车的确方便了很多,到底两轱辘强于两条腿。但是他骑车也会走神,刚开始那两年磕磕碰碰的事不少。有一次前一天下大雨,路上到处都是积水,我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就说你推车把我们娘俩送到大路上。只见他一路上心不在焉想着什么,走到一洼水旁,突然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泥泞的路上,你们自己走吧,我要回去记一张卡片,连征求的余地都没有扭头就走。

我知道他在发癔症的状态下,“魂儿”根本就没在当下,跟他叽歪也没用。只好抱起孩子挽起裤腿负重淌水过去。回到家跟妈妈抱怨说,这种人连农村赶着毛驴送媳妇回娘家的毛脚女婿都不如。我妈说,你自己选的人,缺点优点都要接受嘛。

调动到了北京,单位分给我的房子却被我所在的编译局局长的女儿给调换了。我们住在魏公村一带,当时的新疆村西边,北外南边的杂居楼里。那是一栋建于70年代没有电梯的板楼,我们住在顶层,雨天房子漏雨,夏天闷热无比,冬天供暖跟不上,而且治安不太好。

90年代单位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发实物上。这个月是十斤大米,下个月又是两箱饮料,没个车来回换着挤公共汽车还真不方便。有一回单位发了五斤鸡蛋,放了好几天都没有拿回去。于是我下决心买了一辆红色的轻便女车,怕碰破鸡蛋,还专门买了一个钢丝网编的鸡蛋筐,用纱巾绑住,挂在车把上,一路穿小巷抄近路飘飘洒洒回到家,锁了车把五斤鸡蛋送上六楼。

忙着做完晚饭后才想起应该把车推到楼下的车棚里,可是下楼一看哪里还见小红车的踪影!太神奇了,刚刚买了一天的车就没了,这可是我四分之一的工资呢!我气得七窍生烟,把附近几个楼区都跑遍了,也不见我那还没有撕下包装纸的新车。回去生了一晚上闷气,想着这五斤鸡蛋可值老鼻子钱了。

我赌气说再不买车了,但是毕竟不方便,隔了一段后就又买了一辆车,每次用完都赶快把车推到居委会旁的大棚里。有一次单位的降暑福利是两箱啤酒。我顶着三十几度的高温红头涨脸地把啤酒捆在后座上骑车带回了家,在楼下听见秦晖与别人说话的大嗓门,我扯着嗓子叫他下来帮我,就是没人应。

我只好先把东西放在楼下,然后去车棚存了车,再端着两箱啤酒气喘吁吁地一口气上了六楼,心里的火气别提多大了。因为手里端着箱子,我“咣”地一脚把门踹开,冲着秦晖嚷嚷,“干什么呢?明明在家,喊破了嗓子都不应”。

只见两个年轻女记者正在采访秦晖。我知道自己失态了,连忙躲进里屋无颜出来打招呼。人家见气氛不对急忙告辞退去。秦晖说,“你这个‘山东响马’的火爆脾气要改一改了”。我小声嘟囔道:“做了这么多事,不就是有个‘发脾气优先权’吗?”但心想这下秦晖老婆的恶名在外了,后来再见到那两位记者我仍然觉得不好意思。

虽然这么小心,丢车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因为家里太拥挤,我把女儿的宽轱辘小车和两箱成套的连环画用铁链子绑在楼梯上,晚上下班回来只见绞断的链子散落在地,其他东西已不见踪影。

因为丢车频繁,我们就在二手车市场上买车。我们也知道有些就是小偷销赃的车,正是我们的这种行为,才助长了盗车行径。只好自我调侃说,我们既是丢车的受害者也是盗车的帮凶。在北京这些年我们前前后后一共丢了七八辆车。

最可笑的是,有一次秦晖买了一辆八成新的男车,第二天和他的表弟在一起吃饭,表弟一看说,你怎么骑着我的车,这是我前两天刚丢的车,并且说什么地方有记号。我们大笑起来,怎么这么赶巧,表哥买了表弟的车,这叫什么事啊。

直到现在只要是五公里以内的地方,秦晖都会骑车前往。如果车子报废了,暑假学生毕业季我们仍然会让学生在校园网上买二手车。虽然如今“共享单车”遍地,却不能进小区,所以在校园里,自家的单车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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