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4
图片:百年前清朝医官镜头中的拉萨。(网络资料)
清是东北的满族人灭了明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为了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满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为北方民族,满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人必须能同时控制蒙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满人要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们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人。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接受藏传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西藏的佛教领袖也成为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满清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满清皇帝带头推广藏传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其实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乾隆的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的说法来表示这种利用关系。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自元以来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争夺权力,各方势力都要寻求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各方都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后挟余威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西藏当时还有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它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侵略。而能得到大清的保护伞,便可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