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7-02
（少年拿破仑三世）
1870年的春夏之交，亚欧大陆的两端是两个䢛异的世界。在花都巴黎，通过＂合法手段＂，以全民公决方式颠覆了第二共和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靠独裁统治来奉行扩张政策，又以扩张政策来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巴黎华丽的生活风尚在世界各地广受追捧，法语世界的规模扩张到了足以和英语世界分庭抗礼的程度。拿破仑三世似乎想以一系列＂丰功伟绩＂表明：独裁政体的效率远胜过软弱而混乱的民主政体，就象凯撒和渥大维颠覆罗马共和国一样，他将引领法兰西走向光荣的顶端。
人们忘记了先哲孟德斯鸠的警告：以扩张为正义的后果，必然使国家向专制衰落。如果法国人迷恋扩张，最终会象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一样，沦为邪恶专制之下麻木而毫无思想的奴隶。那样的国家有何值得追求之处？和仅有三万公民的雅典一比，如尘埃般微茫。
当拿破仑三世野心勃勃地构想在远东建立一个法语世界――策动高丽和安南摆脱对大清的附庸独立，进而使其法国化时。欧陆上另一个新兴强权对他发起了强势挑战：铁血宰相像斯麦率领下，哆哆逼人的普鲁士。
普鲁士的规模远不如在全球拥有无数殖民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拿破仑三世不敢小觑，他决心倾全国之力，亲率军队与俾斯麦一决雌雄。两虎相争箭在弦上，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家们活跃其间，准备当帝国主义两败俱伤之际相机而动。战争的结果将彻底改变欧陆的格局乃至全人类未来一百多年的命运。
（大臣们在总理衙门）
在亚洲这头，中央帝国的官僚们端着盖碗茶迎来送往，为两千年前古书上的某个字眼争论不休，争论的胜负结果，往往取决于谁能拉到更大的官给自己站台。他们表面上终日早朝晚休，勤勤勉勉，实则无所用心，庸怠不堪。王朝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统治，它是天命所归。和后世的民族主义国家希望人民积极追随自己不同，王朝并不主动挑动人民，只要老百姓不造反，它便乐得高枕安睡。但西方人的到来正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沉醒的古国，专制之下的奴隶们正悄悄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自生自灭的天朝子民，他们被压制了数千年的原始本能重新萌动：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这种本能的萌动会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和后果，其中的价值内涵决定着它的走向。它既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原动力，也有可能成为祸乱的肇因。王朝靠成功地压制住了这股原力而得以长期存在，当它再次被唤醒时，王朝美梦的破灭也将指日可待。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谁在领导和左右着它？谁能夺取对这股本能力量的领导权，将古国带往他们想要去的方向？
天津城没有被持续的旱灾打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商之利。虽然从越南和泰国的大米进口缓解了灾情，城内仍人心惶惶。老百姓们连续抓获了几个＂迷拐＂贩子――用迷药将人迷魂之后去作歹事。数千年来，和巫术相关的流言在帝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类流言时常引发整个帝国的恐慌。人们相信会施邪术的歹人就潜藏在自己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其心态类似后世人们对＂敌特＂、＂恐袭＂的恐惧。这类流言流传广泛之后，很可能成为大规模叛乱的导火索，或者宫廷阴谋的利用工具，引发宫变。因此统治者对巫术流言的恐惧，有时更甚于民间。恐惧情绪的主要怀疑对象是＂社会边缘群体＂：流浪汉、僧道、回民……当开埠通商之后，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游走在中国社会内部却不为这个社会所熟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了这个社会中的某种＂边缘群体＂，成了专制社会下恐惧情绪的发泄对象。
加州大学的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对清代巫术进行研究后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招魂、作歹、迷拐等巫术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群情激奋的百姓已经认定那是铁打的事实，地方官因害怕激起民变而放弃了公正立场，反正那些被揪出的＂妖人＂、＂歹人＂们，基本是些社会下层毫无权势之辈，牺牲他们不会带来任何麻烦。更何况他们被揪出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吓破胆，让招什么就招什么。
（天津旧影）
1870年6月20日，普法之间的战事已无可挽地来到了爆发的边缘。而天津望海楼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们无暇分心于故乡的战云，此间旱灾造成的无数弃孤仍等待着他们收养，医院人满为患。这一天一群百姓扭送着一个叫伍兰珍＂拐犯＂来到县衙，知县刘杰当众审问，伍兰珍供认：系受天主教堂一个叫王三的人所主使，迷药亦系王三所授。围观百姓大怒，他们嚷嚷着要去与洋教堂＂打仗＂。
次日，刘杰带着武兰珍到教堂对质，结果教堂里并没有叫王三的人，他根本没有来过教堂，教堂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但刘杰还是带走了三个教堂仆役去审问，教堂的中国籍神父谢神父马上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议如何消弥流言。崇厚答应谢神父，将组织一个由德高望重的绅士、地方官组成的团体进教堂参观，由他们将真相诏告全城。
几乎同时，天津知府张光藻接到报告：水会的人正在结集，拿着武器向教堂进发。他和水会的关系很好，但并不足以控制水会，当他赶往街上查看时，只见数千拿着刀枪剑戟正在进发，宣称要去与法国人＂打仗＂，张光藻道：＂彼才几人？纵使打仗，何需恁多人？＂他象挠痒痒一样干涉了几句，要求那些人放下武器回去，然后离开任由事态发展。
（天津教案遗址——望海楼天主堂）
教堂没有等来＂绅士观察团＂，等来的是数千持械流氓的包围，他们用砖头袭击出入教堂的人们，教堂里的人也拿砖头扔他们。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赶往教堂，他请崇厚派兵来驱散暴徒，但崇厚只派来两个巡捕。那两个巡捕并不敢拿人，暴怒的丰大业用马鞭抽他们一顿后，冲进崇厚官衙。他进门便大喊大叫，激动地打坏架上的东西，大声争吵，责问崇厚为何不派兵弹压。丰大业并不明白，崇厚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绅士们非但拒绝进教室调查真相，书院里还罢课以示声讨洋人。崇厚既不敢调兵，也调不动兵，束手无策，他让人按住丰大业，外面＂民情汹汹＂，再回教堂可能会送命，最好留在自己官衙里保全性命。丰大业越发愤怒，教堂危在旦昔，自己身为领事居然先躲起来，他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便在崇厚衙门里放了两枪，吓得众人不敢近前，随即勿勿向教堂赶回。
他们在半路一座桥上遇上知县刘杰带领大队持械百姓。刘杰一把将丰大业抱住（按法国人的说法，他是想逮捕丰大业，但中国人的说法是刘杰想救他）。丰大业又开两枪，打伤了刘杰的跟班。周围那些持械百姓见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和秘书当场打死。接着他们血洗教堂，12名修女、2名神甫、30多名中国教民被打死。暴徒纵火烧毁教堂后意犹未尽，接下来又烧毁了附近的四座英美教堂，洋行也遭到纵火抢劫，7名商人商眷遇害，其中三个是俄国人。
这便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后世的一系列群众运动都是它的升级和放大版本。人生毫无指望的底层民众在寻找着我毁灭的发泄机会；宫廷利用群众运动施展一系列阴谋；＂小知识份子＂们通过排外、尤其文化排外想夺取舆论主导权。三股力量拧成一股足以绞杀一切文明力量的绳索，就这古国牢牢捆住。如何方能解缚而得自由？仍需不懈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