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以排外争夺政治正确——天津教案(曾国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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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06-28

(保定直隶总督衙门)

1870年的春天,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内,颤颤巍巍的曾国藩日复一日早早起来处理公文、会客、写信……读书直到三更天。他右眼瞎了,左眼勉强剩下一点光线,上下台阶需要有人搀扶。如果有德高望众的绅士或者当地曾氏门中的长者来访,无论如何他都要回拜。为免惊动各方,回拜井不提前告知,因此时不时会扑空。已经时日无多了,老妻完全卧病,有时彻夜呻吟,不过纪泽儿病倒更令他牵肠挂肚,尽管明知那并不至于致命。他晚年思想转变的原因也许很简单:一位老父亲对儿子单纯的爱――谁让纪泽喜欢那些西洋学术呢?

直隶总督名义上是封疆大吏中地位最尊崇的一位,他刚刚从两江总督职位调到此地不到一年,顺便被撸掉了五口通商大臣一职。表面上位极人臣,实际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才是此间的实权人物,他这位总督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虚架子。

和江南的民情不同,北方"穷民俭而不勤,富民勤而不俭"。而直隶则更是"几无富民"、"正绅",农村里充斥着懒汉和游混,他们随时都可能变成各色匪帮。虽然东捻的赖文光和任化邦已被剿灭,此地仍匪患不断,马贼们就在保定附近30里的地方出没,指望当地驻军保护治安简直荒谬,他们更不如说是马贼们的同党。想调动他们去打仗的话,非但毫无指望,他们还要趁机掳掠。

(上世纪80年代,河北农村)

这里的治安全靠"铭军"弹压,因为和当地驻军首领陈国瑞闹矛盾,刘铭传被迫辞官回家――陈国瑞派500人到刘铭传军营里抢一批西洋军火,被刘铭传全部射杀,随后双方险些陷入大规模火拼。

这一年又是一串连绵的干旱,整个春天没有见过一片雪花,一滴雨水,大地象这古国苍老的皮囊。麦苗没有长出来,也无法补种任何杂粮,"千里嗷嗷,赈济乏术",如果到青黄不接之季仍不下雨,大规模的动乱在所难免。曾国藩忧心忡忡,他只能籍着看书的困倦,每天黄昏时坐在椅子上打一会盹,然后熬到三更天睡下,四更又起来。而坏消息却接连不断:湘军大将刘松山随左宗棠征回变时,在金积堡中枪阵亡。陕甘战事不容乐观,朝廷急调李鸿章率淮军入陕参战,李鸿章准把整支"铭军"都调走。失去"铭军"坐镇,此间乱事一起将无法收拾,陈国瑞的部下不仅和匪类夹缠不清,更比匪类还要可恨。

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一切?他曾经在江南制造局参观过附属技校的课程目录。"西洋学术,博大精深",他在一封信中感叹道。如果15年前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而现在,年已垂暮。他想要一个地球仪,在江南时有幕僚曽仿照洋人的地球仪用木头帮他刻过一个,因为很容易坏,所以没有带来。茫茫北国,一省总督想要一个地球仪都找不着。其实只要他肯开口的话,到天津随便找一位外国领事帮忙,这是件很简单的小事。可是怎么能伸手向外人讨要东西?作为一位地道的中国人,他宁肯为地球仪的事发愁一辈子。

(多次被毁的望海楼天主堂)

为生民忧心忡忡者,并非只有曾国藩一人,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会正在积极救济灾民。和新教认为是上帝在选择衪的选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安排之间的双向作用不同,天主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方面要积极得多。他们认为送一个迷失的灵魂到上帝那里去,是世间至高无尚的善举。旱灾造成大量人流离失所,救济无力,天津望海楼洪恩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但他们只有能力收济那些被抛弃的小儿们,或者是给将死之人在临终前施洗。如果有好心人把弃婴和病人送到教堂来,他们会付一些钱以示酬谢。

在天津有个叫水会的帮会,拥有几十个塘口,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塘口的头头们也自称是"绅士",不过,他们是典型的流氓团伙。水会围绕着码头讨生活,他们保护码头上的小摊小贩、苦力、戏园、娼妓免受外来同行竞争,并通过这些行业获得财力和人力支持。他们既依赖通商而存在,靠为洋人提供各种服务为生,又时常因为服务质量和工价等鸡毛蒜皮的原因,几乎天天与洋人发生不快,总体上他们是仇洋的,因为洋人很瞧不起他们。天天忍受洋人盛气凌人的样子,的确不是一桩快事。水会的"绅士"们,与地方上的文武官僚们关系都非常好,当然所谓"关系好"只是一种微妙地勾结: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范。天津知府在给曾国藩的密秘报告中称他们"混星多有入会者,阴有不轨之图"。随着旱灾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孩童被送进育婴堂,有些人甚至将它当作一门职业,专门拣弃婴送往教堂,以图得到些酬劳钱。洋教士买小儿剖心掏肝的谣言,从水会里向全城流传,越来越危言耸听;而水会的谣言,又来自镇台大人陈国瑞。

雨点一天天不见踪迹,疫病开始在城内蔓延,望海楼天主堂收养的弃孤越来越多。许多孩子在被送来时便已不治,奄奄一息。育婴堂内的婴儿们开始大量死去,修女们只好请工人来掩埋。但死婴实在太多,只好三两同棺,工人掩埋时又草率偷工,埋得太浅,再加上夜间掩埋,看似越发鬼鬼祟祟。几天内,饥饿的野狗们刨开墓地,支离破碎的死婴遗骸被翻得到处都是。天主教会残害婴儿的流言在全城沸腾开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原先是恭亲王的亲信,后转投西后。是西后同时打击湘军和恭亲王集团的重要棋子。)

在保定的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一切,天津名义上是他的辖区,实则他并不理天津之事。干旱从去年秋天一直持续至今,25000"铭军"主力已被调走,仅给他留下数千新兵,他预感到将有不测风云降临。病急乱投医中,他也寄希望于拜神求雨,这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窘境。到了初夏,眼看就要陷入绝境之时,老天爷终于赐下一场雨水。这个时节补种些红薯还来得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曾国藩喜出望外,到处写信给关心他的人们:这一年的总督任上大概又可以平安熬过!

他并不知道,这些信发出的同时,来自北京朝廷、天津的密件正雪片一般向他飞来:天津水会上万人发起暴动,打死了法国领事,十几名修女和神甫;烧毁了望海楼天主堂和四座英、美教会的教堂;洋行遭到洗劫,七名法、俄商人被打死;各国公使一致提出抗议,以法国为首的多国舰队正在向天津驶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所有各方都在"唯盼中堂速来,稳定大局"。

自中英战争以来,在危机关头被派去处理洋务的大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自余湘乡练兵,十六年已矣……不料年老竟遭此大难。"

他第一时间给纪泽、纪鸿两儿留下遗书,安排下自己灵柩的回乡路线。一生为官攒下两万两银子的遗产,还存放在南京,他嘱咐纪泽、汇鸿省着花以免坐吃山空,对自己要"苛啬",但对几房叔叔一定要大方。

他往天津而去,在这一切背后是某个不可见人的宫廷阴谋,为臣多年,他早已心知肚明。经历无数是非,死到临头之际他仍坚信:秉直行事,是对付阴谋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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