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6-28
（保定直隶总督衙门）
1870年的春天，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内，颤颤巍巍的曾国藩日复一日早早起来处理公文、会客、写信……读书直到三更天。他右眼瞎了，左眼勉强剩下一点光线，上下台阶需要有人搀扶。如果有德高望众的绅士或者当地曾氏门中的长者来访，无论如何他都要回拜。为免惊动各方，回拜井不提前告知，因此时不时会扑空。已经时日无多了，老妻完全卧病，有时彻夜呻吟，不过纪泽儿病倒更令他牵肠挂肚，尽管明知那并不至于致命。他晚年思想转变的原因也许很简单：一位老父亲对儿子单纯的爱――谁让纪泽喜欢那些西洋学术呢？
直隶总督名义上是封疆大吏中地位最尊崇的一位，他刚刚从两江总督职位调到此地不到一年，顺便被撸掉了五口通商大臣一职。表面上位极人臣，实际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才是此间的实权人物，他这位总督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虚架子。
和江南的民情不同，北方＂穷民俭而不勤，富民勤而不俭＂。而直隶则更是＂几无富民＂、＂正绅＂，农村里充斥着懒汉和游混，他们随时都可能变成各色匪帮。虽然东捻的赖文光和任化邦已被剿灭，此地仍匪患不断，马贼们就在保定附近30里的地方出没，指望当地驻军保护治安简直荒谬，他们更不如说是马贼们的同党。想调动他们去打仗的话，非但毫无指望，他们还要趁机掳掠。
（上世纪80年代，河北农村）
这里的治安全靠＂铭军＂弹压，因为和当地驻军首领陈国瑞闹矛盾，刘铭传被迫辞官回家――陈国瑞派500人到刘铭传军营里抢一批西洋军火，被刘铭传全部射杀，随后双方险些陷入大规模火拼。
这一年又是一串连绵的干旱，整个春天没有见过一片雪花，一滴雨水，大地象这古国苍老的皮囊。麦苗没有长出来，也无法补种任何杂粮，＂千里嗷嗷，赈济乏术＂，如果到青黄不接之季仍不下雨，大规模的动乱在所难免。曾国藩忧心忡忡，他只能籍着看书的困倦，每天黄昏时坐在椅子上打一会盹，然后熬到三更天睡下，四更又起来。而坏消息却接连不断：湘军大将刘松山随左宗棠征回变时，在金积堡中枪阵亡。陕甘战事不容乐观，朝廷急调李鸿章率淮军入陕参战，李鸿章准把整支＂铭军＂都调走。失去＂铭军＂坐镇，此间乱事一起将无法收拾，陈国瑞的部下不仅和匪类夹缠不清，更比匪类还要可恨。
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一切？他曾经在江南制造局参观过附属技校的课程目录。＂西洋学术，博大精深＂，他在一封信中感叹道。如果15年前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而现在，年已垂暮。他想要一个地球仪，在江南时有幕僚曽仿照洋人的地球仪用木头帮他刻过一个，因为很容易坏，所以没有带来。茫茫北国，一省总督想要一个地球仪都找不着。其实只要他肯开口的话，到天津随便找一位外国领事帮忙，这是件很简单的小事。可是怎么能伸手向外人讨要东西？作为一位地道的中国人，他宁肯为地球仪的事发愁一辈子。
（多次被毁的望海楼天主堂）
为生民忧心忡忡者，并非只有曾国藩一人，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会正在积极救济灾民。和新教认为是上帝在选择衪的选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安排之间的双向作用不同，天主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方面要积极得多。他们认为送一个迷失的灵魂到上帝那里去，是世间至高无尚的善举。旱灾造成大量人流离失所，救济无力，天津望海楼洪恩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但他们只有能力收济那些被抛弃的小儿们，或者是给将死之人在临终前施洗。如果有好心人把弃婴和病人送到教堂来，他们会付一些钱以示酬谢。
在天津有个叫水会的帮会，拥有几十个塘口，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塘口的头头们也自称是＂绅士＂，不过，他们是典型的流氓团伙。水会围绕着码头讨生活，他们保护码头上的小摊小贩、苦力、戏园、娼妓免受外来同行竞争，并通过这些行业获得财力和人力支持。他们既依赖通商而存在，靠为洋人提供各种服务为生，又时常因为服务质量和工价等鸡毛蒜皮的原因，几乎天天与洋人发生不快，总体上他们是仇洋的，因为洋人很瞧不起他们。天天忍受洋人盛气凌人的样子，的确不是一桩快事。水会的＂绅士＂们，与地方上的文武官僚们关系都非常好，当然所谓＂关系好＂只是一种微妙地勾结：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范。天津知府在给曾国藩的密秘报告中称他们＂混星多有入会者，阴有不轨之图＂。随着旱灾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孩童被送进育婴堂，有些人甚至将它当作一门职业，专门拣弃婴送往教堂，以图得到些酬劳钱。洋教士买小儿剖心掏肝的谣言，从水会里向全城流传，越来越危言耸听；而水会的谣言，又来自镇台大人陈国瑞。
雨点一天天不见踪迹，疫病开始在城内蔓延，望海楼天主堂收养的弃孤越来越多。许多孩子在被送来时便已不治，奄奄一息。育婴堂内的婴儿们开始大量死去，修女们只好请工人来掩埋。但死婴实在太多，只好三两同棺，工人掩埋时又草率偷工，埋得太浅，再加上夜间掩埋，看似越发鬼鬼祟祟。几天内，饥饿的野狗们刨开墓地，支离破碎的死婴遗骸被翻得到处都是。天主教会残害婴儿的流言在全城沸腾开来。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原先是恭亲王的亲信，后转投西后。是西后同时打击湘军和恭亲王集团的重要棋子。）
在保定的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一切，天津名义上是他的辖区，实则他并不理天津之事。干旱从去年秋天一直持续至今，25000＂铭军＂主力已被调走，仅给他留下数千新兵，他预感到将有不测风云降临。病急乱投医中，他也寄希望于拜神求雨，这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窘境。到了初夏，眼看就要陷入绝境之时，老天爷终于赐下一场雨水。这个时节补种些红薯还来得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曾国藩喜出望外，到处写信给关心他的人们：这一年的总督任上大概又可以平安熬过!
他并不知道，这些信发出的同时，来自北京朝廷、天津的密件正雪片一般向他飞来：天津水会上万人发起暴动，打死了法国领事，十几名修女和神甫；烧毁了望海楼天主堂和四座英、美教会的教堂；洋行遭到洗劫，七名法、俄商人被打死；各国公使一致提出抗议，以法国为首的多国舰队正在向天津驶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所有各方都在＂唯盼中堂速来，稳定大局＂。
自中英战争以来，在危机关头被派去处理洋务的大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自余湘乡练兵，十六年已矣……不料年老竟遭此大难。＂
他第一时间给纪泽、纪鸿两儿留下遗书，安排下自己灵柩的回乡路线。一生为官攒下两万两银子的遗产，还存放在南京，他嘱咐纪泽、汇鸿省着花以免坐吃山空，对自己要＂苛啬＂，但对几房叔叔一定要大方。
他往天津而去，在这一切背后是某个不可见人的宫廷阴谋，为臣多年，他早已心知肚明。经历无数是非，死到临头之际他仍坚信：秉直行事，是对付阴谋最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