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61年前，《日瓦戈医生》首先在西方出版，据称，这是美国CIA的努力，他们还秘密将俄语版运进俄罗斯，通过隐秘网络让这部小说在苏联和东欧流通，触发了一场东西方的文化冷战风暴。我曾给台北《印刻文学志》2019年一月号，写过一文讲我读苏俄小说。贴在这里，也算纪念吧。】
台湾的“文青”，如简白兄（《印刻文学志》主编）描绘的“轻狂、敏秀、幽涩”之身影，若放置到大陆荒芜、酷烈的六〇年代背景下，会是一种怎样的变异，我想象不出来，只好拿我的青春做个抽样吧。
我们生长在关键词是“代食品、绿军装、雷锋、红宝书”的一个年代，于是首先要顾肠胃，就不大容易做“文学梦”了，但是书还是有的读，而且读得非常饥渴。记得初中我常在课堂上偷看小说，有一次被老师当堂抓到，语文课本下面藏的是一本《两姐妹》，托尔斯泰的一个三部曲。苏俄有两个托尔斯泰，老的叫列夫，乃旧俄大文豪，其文学位阶，不逊于莎士比亚，在图拉省庄园写的《战争与和平》，几乎是世界名著之冠；小的叫阿列克谢，生涯恰处于新旧交替的乱世，承俄罗斯文学之遗续，却并未开启苏联文学之端倪，有点中国“晚清遗老”的味道，而他就是我的文学启蒙者。这缘故也要算帐在毛泽东亲苏拒美，五〇六〇年代只任俄法小说横行大陆，不过托翁的大部头，于稚嫩轻狂的文青却过于庞大厚重，北上广京城大邑里的小鲜肉们，虽也个个装模作样捧读它，亦每每向女友或哥儿们炫耀“娜塔莎如何如何”，我敢打赌绝少翻遍四巨册至末页者，我则从父亲书柜里胡乱翻出这本《两姐妹》，偶然间迷上了小托，或也不过是一种“性偶像”的吸引，迷上卡嘉娜塔莎两个俄罗斯佳丽，无意间被消解了欣赏潇湘馆怡红院里的林妹妹宝姐姐的美学取向。
战乱中小布尔乔亚的挣扎，是从老托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到《日瓦戈医生》），自然因为战争与性，乃是一个永恒主题。小托更描摹苏俄变天之大惊怵，在故事中经营主角们从苦闷彷徨走向革命觉醒，我是不要看的，《两姐妹》勾住我，还因为苏联把它拍成了电影，中国也进口译制，在电影院放映，票价一毛钱，我一个人去看得如痴如狂，当时并不懂荷尔蒙是专被艺术调教的。毛泽东在文化上搞“清教主义”，却对苏联网开一面，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反正我们的青春期虽与好莱坞无缘，却被喂饱了商业味道不浓厚的苏式艺术片，从小一路看到文革，某种悲怆而恢弘的美学品味，也许暗暗植入。“《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们的黑白电影”，成为我这个世代的一个午夜梦回，据说不少人无数次地去看这部电影，只为了看那片中十几秒长的片断：芭蕾舞《天鹅湖》。
《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小托要在八年后才完成，他已经在阿谀斯大林了，把他写成察里津的常胜将军，而我读它的时候，《天鹅湖》在中国已经嬗变成满大街的“忠字舞”，粗糙、僵硬、愚笨，丑学大展览，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随时随地都有人在跳；更有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绵延十多里路，狂热亢奋。后来中国人喜好凑堆跳舞，尤其是当下泛溢到欧美的“广场大妈舞”，敢情源头在这里。那年月恐无几人识得，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正被宗主大国引进，北京的魅力型领袖，对此如获至宝，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
中国进入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风暴圈之际，我正废寝忘食地读着《静静的顿河》，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史诗”，然而小说里乌克兰顿河草原上的背叛、厮杀、饥饿，远没有自己身边的荒诞来得真实，当时全中国唱得最频繁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来被人把歌词改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歌词中的“就是好”，谐音恰是“九十号”。这难道不是文学吗？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艺术真空”，其标志是“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但是这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却出了一册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讲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被大江南北的千万人传抄，这个记录可能是世界性的，然而主人翁丁洁琼说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让那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
其实文革有一个未验证的效应，不是思想史的也不是政治学的，即它将中国人都驯化成了爱情白痴。那时，我已经在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读了很多遍、很多年，也是唯一我啃过英译本的外国小说。这本巨著，与其说它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小托尔斯泰的知识者命运的俄国文学传统，不如说它是在宏大历史中演绎“爱情的受难”，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战乱、变革、宗教、人性、多重恋情等等，都不过是老帕疯狂文学野心的烹饪材料：“我仅仅是让全世界，都为我的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有某种近乎雌雄分体的并列叙述主线。尤里，一个医生兼诗人，幼年丧父，寄人篱下，一生披肝沥胆，受尽苦难，最终几近暴毙街头，却坚忍不拔地追求真理和幸福，他是那样一种人：他们不是英雄，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极端状况下，他们既有不坠世俗的真诚、善良、纯真，也有坚韧执着的信念。这正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品质的写照，他本来就文化造诣极高，其父是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母亲是著名钢琴家，他从小受家庭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自己既有诗人天赋，又曾赴德国马尔堡大学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并非一个普罗作家。此书脱稿后被苏联当局封杀，苏联作协长期敌视和批评他，以致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后，又被诺贝尔文学奖选中，他竟不得不拒绝接受，晚年染上忧郁症，孤独死去。他一生的隐喻，就是诗人勃洛克所说的“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形容这本书说得更彻底：“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回来搅扰我们了。”
女主人公拉拉，才是本书的第一主角，也是精神丰富、内涵复杂而深广的俄罗斯本身的隐喻，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的象征。她与科马洛夫斯基的关系暗示着旧俄制度的蹂躏，其丈夫巴沙是新制度的象征则遗弃了她，只有尤里这么一个旧知识分子懂得爱她。日瓦戈如此浩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母亲，这是具有不朽光辉、历经灾难、作不可预卜之险的俄罗斯，是名扬四海、顽固、奢侈、疯狂、不负责、殉难的、可敬爱的俄罗斯。”虽然老帕将他对俄罗斯的痴迷移情于笔下的拉拉，令人有坠入西方女性主义之嫌，但是我的感觉，却是相较于日瓦戈一颗永远的稚童之心，拉拉则远不是只有“妇人之仁”。这种张力，其实也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赫鲁晓夫列此书为禁书，也无缘拍成电影，却给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大导演大卫连恩一个机会，拍了一部史上最高票房大片。从彼得堡到西伯利亚，革命灾难中一男二女的悲欢离合，以及瓦雷金诺雪屋的烛光、雪原狼嚎，还有电影的主题曲，以俄罗斯三角琴弹奏，隽永无比。电影结尾落在他们遗失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谁，那种语言已经用到尽处的沉重，摧人心肺。
还有一点插曲。其实读日瓦戈之前，我曾跳脱太沉重的俄罗斯文学深潭，跑到华丽的法兰西文学殿堂兜了一圈，起因也是父亲书架上一本小说，颇怪异的书名吸引了我，《饕餮的巴黎》，还是四九年前的旧版本，我也不认识那两个写不来的怪字，但是它把我领进了一个疯癫、狂暴、淫秽的虚构世界，《卢贡•马加尔家族史》，一个左拉的巨构，多达二十个部头，迥异于司汤达、雨果的悲天怜人，而是从人性中剥离出兽性，从欲望中分解出无穷的情欲，赤裸裸得无以复加；《小酒店》里被欺凌的绮尔维丝、《娜娜》中男人的贪婪、《土地》中农民的残忍，都对我不动声色地楔入了不忍之心，无比有效于文革中背毛语录。后来我遍寻“卢贡系列”，所得寥寥，才知道中国翻译左拉极少。
接下来就是大陆的八十年代，我自己开始动笔创作了。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誓如“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王朔已经出全集了，而高行健在北京侃了几句“技巧ABC”就悄悄移民法国，莫言的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则刚刚出炉……。
记得那会儿香港《开放》杂志上有篇文章，瑞典研究《道德经》的一个汉学家，说中国作家没有资格得诺贝尔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能以原文读西方文学，因此没有进步，也提到他们不懂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学，说北岛和阿城都是到海外才读《道德经》的，真是闻所未闻。现代中国文学恐怕正好是太“欧化”了才没有自己的生命力，也包括受苏俄文学影响。四九年以后的作家，的确同中国古典文学彻底断裂了，不读四书五经和律诗，怎可能还有七言五言版话演义的修养？五四弄出的怪胎“半文半白”，如鲁迅式的文字，至今被奉为圭臬；就是张爱玲这个“祖奶奶”，也不过是靠熟读《红楼梦》拾一点古典的牙慧而已，所以古典文学是彻底谈不上的。但欧洲文学的参照，不在语言文字上，而在精神价值上，尤其俄罗斯文学的那种精神性，西欧也望尘莫及；可是这都同宗教有关，也是无法移植到中国文学中来的。能不能接张爱玲那点遗绪，把晚清民国的残枝败叶继承下来，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苦难的历程》还有个第三部，《阴暗的早晨》，我至今没有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