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跃君:中美贸易战与5G战的背后是制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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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和感觉就是我们亲历的通讯技术的一代代发展:从第一代(1G)的大哥大(1972-1994),第二代(2G)Motorola小手机(1992),数字传送速度达到220 kB/s,并开始了手机短信SMS(1995)。第三代(3G)速度从384 kB/s(2004)发展到100 MB/s(2010),其间2006年德国首次达到8500万部手机,超过平均人手一部。现在处于第四代(4G),最高网速达到1 GB/s (2014-)。

4G时代,已经能够大致满足人们手机上网、传送图片、手机上看录像及一定量的机器人操作等,但对于分辨率较高的录像或复杂的机器人操作等,则网速、网量还很勉强。而在当今世界,尤其是未来发展,数字式技术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农业自动化、车辆行驶自动化、机器人、大数据管理等等,需要更大量、更快的数据传递,4G水平就无法胜任了。所以,整个通讯世界将进入5G时代,即网速达到10 GB/s以上、数据容量超过现在的1000倍。

许多工业国家都希望在5G的普及使用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以此带动本国各项工业、农业、国防等技术的发展。欧盟对网络现代化非常重视,欧盟设立数字化专员,德国联邦经济部一位副部长就专管数字化建设。但结果如何呢?德国自民党议员霍弗林(Manuel Höferlin)指责德国政府:管理网络的最高层机构和讨论比瑞士还多,但网络的实际覆盖率都不如罗马尼亚!左翼党议员多姆沙伊特-伯格(Anke Domscheit-Berg)埋怨说,她经常坐火车往返于她的选区(德国东部Havel河畔)和柏林之间,一路上一会儿有网络信号,一会儿又消失了。德国政府总是提出一大堆宏伟计划,计划还没实现一半,就又推出了新的计划。

确实,今年德国政府定下的计划是:到2018年底必须普及4G技术到德国全境,2019年开始进入5G时代的准备工作,2020年开始使用5G技术。德国主管这一项目的是联邦经济部下属的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但具体实施还得通过公开招标,依靠活跃在德国的三大电话公司:德国电话公司Telekom,英国电话公司Vodafone,西班牙电话公司Telefónica/O2,当然他们会得到国家资助。

图一、德国电讯公司总裁Timotheus Höttges在演示5G

在具体指标上,还是要一步步实现:到2022年达到全德国98%以上家庭和企业、所有日载量超过2000人的高速公路、州级公路和铁路,要达到100 MB/s网速,其数据反应时间要快于10毫秒。2024年所有其它偏僻地区、公路、水路都要达到50 MB/s。而且到2022年,每家电讯公司必须至少建立1000个5G基础发射台(3,6 GHz),500个基础发射台建立在原来空白的地区——现有的三家电话公司在德国都已经分别有2,5万个4G发射台。德国目前追求的不仅是工业4.0,还有农业4.0,而农业用到网络技术的地方,往往是人口稀少的农村、牧地、甚至山区。

三大电话公司将起诉德国政府

11月26日,联邦网络局发布了长达178页的德国5G时代通讯设备许可证条例,这之前在德国议会的专业委员会中以23:7投票通过此条例。联邦网络局将于2019年上半年开始受理建网和上网设备许可证申请。该局总裁约亨·霍曼(Jochen Homann)骄傲地说,“我们的决定为德国经济与社会进入数字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许可证条例刚发布,就已经引起了三个电话公司的强烈不满。

英国电话公司Vodafone发言人首先就指责这样的条例是非法的,内容也不很确定,好像留了一个后门,可以有第四家电讯公司不用投资多少就可以进入,这样对投资者缺乏友善,Vodafone要求德国政府必须立即修改条例,Vodafone保留向联邦网络局起诉的权利。

要在全德铺电话网络的德国电话公司更是不满,书面写信给德国政府抗议:原来说好5G只要普及到97%的家庭,现在政府却单方面宣布要普及到98%的家庭,这98%家庭相应的地区面积只有75-80%——这多出的1%家庭,都是处在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电话公司必须为他们将光纤电缆铺设过去,代价昂贵。

德国议会之前还讨论national roaming(全国漫游)方案,即出于经济成本考虑,不是所有电话公司都愿意到边远地区去铺设电话线,以致某电讯公司的手机卡和座机就不能上网。为此德国议会考虑立法,在那些地区如果已有某电讯公司设立了网络,则其它电讯公司的用户也能借用这一电话公司的网络。对此最亏的是德国电话公司Telekom,所以德国电话公司总裁扬言:如果德国议会敢通过这样的法律,等于在强行掠夺德国电话公司的财产,电话公司将向德国议会起诉。此方案最终没有通过,但条例规定,所有电话公司之间必须在这些地区的网络使用上自己商谈出一个方案。

西班牙电话公司Telefónica/O2已经在准备起诉书。起因是这次主要拍卖的是3,6 GHz频段(另一是2 GHz),比最初说的频率提高了一倍。频率越高,确实信息传输速度越快,但发射台覆盖的面积越小,同样大的范围内需要更多的发射台,大大提高了设台成本。据德国电讯局理事会主席蒂莫西•霍奇斯(Timotheus Höttges)估算,建立每台发射台需要花费35万欧元,欧盟这次从4G转型到5G,需要总投资3000-5000亿欧元,还要另加几十亿欧元用于争取项目。

网络安全:华为成为争议焦点

德国政府迄今只是在讨论德国的5G网络要覆盖到多少范围,根本无暇顾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但笔者想,目前的三家电话公司都来自欧盟国家,所以不会出现其它政治因素。但这三家要铺设全德国的5G网络基础设施,就必须采购相应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却不一定来自欧盟国家,这就引来了设备的安全问题,焦点是中国的华为公司。

华为公司是从通讯第一代(1G)的大哥大就开始起步,几年内其技术与市场突飞猛进。据2018年第三季度统计,国际智能手机市场前五名是:南韩三星(20%),中国华为(14,7%),美国苹果(13,2%),中国小米(9,1%),中国Oppo(8,8%)。且华为价格也不再便宜,如华为P20 Pro或Mate 20 Pro的在德售价999欧元,已经介于苹果的iphone Xr和Xs之间。

图二、华为近五年来销售额与赢利发展

 

其实,华为手机仅占其公司产品的40%,其网络设备却占了50%,这就成为现在真正争议的焦点。德国目前的3G和4G时代,网络上已经部分在用华为设备,价格便宜服务好。只有德国政府的波恩与柏林专线,为安全起见,避免使用华为设备,行业内所谓的“China free”(无中国制造)。那在5G时代是否继续使用华为设备?5G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4G,但能有5G技术的除了华为,全世界还有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和美国思科(Cisco),只是价格贵一些。

2018年2月1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局NSA在听证会上,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警告美国用户:如果使用华为或中兴手机,有可能你的信息会被改变或被窃取,人们要当心“一个被某陌生国家政府影响的企业”。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说,华为手机不仅不安全,甚至被装上了中国政府的间谍软件以偷窃国外情报。美国许多店家因此将华为手机和网络设备下架。今年8月开始,所有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准使用华为手机。有些州如Texas,甚至通过法律禁止民众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

图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与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其实,早在2010年美国政府就已发出警告,因为当时在华为和中兴的网络设备中(Router和switch),发现安置了“后门”。到2012年,经过18个月的调查,无法确认这些漏洞是技术失误,还是有意安置。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部门也都发现了类似问题。

华为公司也确实与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德方报道,1996年中国政府通过一个法律,限制国外通讯公司进入中国,华为因此获得了中国通讯网络建设的资助。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给了华为100亿美元低息贷款,在当时来说,华为是唯一一家可以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2016年华为从中国政府再获3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另一方面,2018年4月中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国《情报法》第十条:“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第十四条:“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这些,都成为欧美指责华为可能收集情报的证据或把柄。

为了取信于欧洲社会,华卫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波恩自费设立了安全检测实验室,帮助客户对华为的产品进行安全检测,而且希望欧美各国安全部门也能前来实验室检测华为产品。

进入5G时代,欧美对华为决择

现在正值网络进入5G的关键时期,美国号召欧美国家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尤其与美国有军事交往密切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甚至表示,如果因此造成转换5G费用提高,美国愿意给予资助。迄今为止,全世界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韩七国明确拒绝使用华为产品,据说印度也在考虑禁止使用华为、中兴设备。俄国尽管政治上谴责加拿大逮捕华为高管孟晚秋,但在5G问题上,据俄罗斯《生意人报》8月20日消息,俄罗斯多家电子设备生产商和行业协会已经向政府提议,从严规定对华为和中兴电信设备的进口。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已将该建议转发到俄国工贸部、通讯与大众传媒部和财政部,责成他们审议,并汇报结果。可见,出于信息安全考虑,俄国可能也会禁止、至少限制使用华为和中兴的5G设备。

现在关键就看欧洲了。华为高官孟晚秋在加拿大被扣留,华为又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些显然对华为不太有利。在对华为公司有争议的时期,欧洲许多商家回避出售华为产品。欧盟专管数字化领域专员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于12月7日就明确表示,他对华为的电讯产品有疑义,认为华为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合作。但他只是说有疑义而已,并没有形成欧洲议会或欧盟理事会的决议。所以,欧洲各国就呈现出对华为产品的多元观点和决策。

图四、欧盟专管数字化领域专员安德鲁斯·安西普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在5G的基础设施上不会使用华为的产品,不再赘言。但也有许多比较贫穷的东欧国家,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等,却很可能会选用华为的5G设备。

德国则有不同的声音。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BSI局长肖恩波姆(Arne Schönbohn)对华为产品没有太多怀疑,对华为在波恩建立检测中心表示赞赏。而德国安全部却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样的检测不能说明问题。电讯设备的软件几乎每周都要更新,不可能每天去检测。所以,他同意澳大利亚安全部门的定位:华为属于高风险供货商。但德国政府采取中立态度,一方面表示一定会重视5G时代的网络安全,但拒绝以行政命令或立法形式来明确禁止某国产品使用于德国的5G设施上。如果一定需要,可以通过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安全总体立下一些界限。当然,德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家,多少也会考虑美国的愿望。

只要议会没有通过立法禁止华为产品,具体设施5G的企业,如德国电讯公司,出于经济考虑,也出于在3G和4G时代已经建立的合作关系考虑,完全可能继续使用华为产品。电讯公司的表面理由是:马上就要上5G了,工作这么多,没有时间再去换供货商了。当然,德国企业也不会只与一家国外企业合作,而是同时与多家合作。例如10月20日德国电讯公司就与南韩电讯公司SK Telekom签署了5G时代的合作协议,而与中国还没有这样地签署,所以所有合作依旧是扑簌迷离——德国市场至关重要,许多需要德国技术的周边国家也会照搬德国模式。

图五、德国电讯公司与南韩电讯公司SK Telekom签署5G合作协议

中美贸易战与5G战的背后是制度之争

应当说,美国迄今没有找到一处华为在其网络设备或手机中植入间谍功能的证据,欧洲反对使用华为产品的政界、经济界的人只是说“有这样潜在的安全风险”。华为公司自己也感叹,华为手机和网络设备是全世界被安全检验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不信任华为。其原因不是华为产品质量不佳,而是混杂着各方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考虑,华为成为这场世界政治的受害者,只能小心谨慎地推行自己的优良产品。

其实,来自民主国家的电讯设备也不一定安全,几年前还揭出美国情报部门窃取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内容。德国很恼火,一气之下将美国驻德使馆的一位官员都驱逐出境。但过后就没事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因为美国与德国毕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价值共同体,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也有矛盾,也会吵架,但毕竟是兄弟关系。

而欧美对中国的华为、中兴通讯产品如此警觉,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完全不同。出于双方利益可以保持经济交往,外交上礼尚往来,但内心深处、即在政治上,两者有明确的分水岭。如果中国窃取默克尔的手机内容,德国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于美国窃取。

所以,欧美限制中国的通讯产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差异——双方根本不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因为双方都已经放弃了追求“主义”,而只剩下追求“利益”;也不是出于文化差异——美国不会封杀与中国有类似文化的日本与南韩;而是出于政治制度的差异——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德国开战,双方为敌。而纳粹投降后,西德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美国马上与德国化敌为友,而且给予巨款以资助德国的战后重建。

当然,中国的“千人计划”(从美国吸引科技人才去中国)、“工业2025”(美国称盗用美国知识产权)和并购欧美的高技术企业(特朗普阻止了中国企业Broadcom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Qualcomm),中国的国防建设(军费约占国民总产值3%,绝对值是俄国12倍)以及东海与南海主权之争、填岛和岛上军事化(美国如此指责),等等,都刺激了美国,似乎要挑战美国。于是,美国目前有一个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策略:呼吁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即美国定义的“可信赖市场”trusted markets,至少在高科技领域必须与中国企业脱钩。12月11日美国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众议员鲁宾·加利戈甚至提出要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与中兴供货——华为与中兴的许多芯片毕竟还是要依靠美国进口。

所以,中美贸易战和5G战不会结束,而会继续发酵下去,因为这不是出于简单的经济或贸易(如美欧、美日或美加贸易战),而是出于政治或体制之别(如美苏之争),在这根本问题上双方都不可能让步。

来源:钝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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