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韩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现实矛盾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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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韩国政府宣布,不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标志着近几个月以来迅速加剧的韩日冲突更趋恶化。这也是韩日互相将对方移出贸易白名单之后,两国较量向经贸以外领域的延伸、矛盾的再度升级。韩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不满,美日韩三边同盟也面临巨大挑战。近三周来,紧张关系虽未再次升级,但也并无明显缓和迹象。

虽然韩国与日本之间因为历史、领土、经贸等问题,在韩国民主化后的数十年间时常发生冲突,但均未有如今冲突之剧烈。那么,韩日关系陡然恶化的原因有哪些?它将对韩国、日本、美日韩同盟关系、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等分别产生怎样的冲击与影响?

(一)日韩千余年的民族冲突与二战后两国关系的嬗变

众所周知,日韩两国(及其前身)、两大民族有着长久的历史冲突,从新罗和唐朝联军对抗日本和百济入侵的白江口海战始,日本多次入侵朝鲜半岛,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几乎使朝鲜亡国。而近代自东学党起义后,日本逐渐蚕食朝鲜的主权,并于1910年完全吞并朝鲜,建立“朝鲜总督府”全面实行殖民统治。而在多次入侵与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朝鲜半岛官方与民间反抗运动、实行系统性的民族压迫。其中在二战期间日本在朝鲜半岛等地强征慰安妇(即性奴隶)的罪行殊为恶劣。而二战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韩国和日本虽同属冷战同一阵营,但由于战后日本政府拒绝承担罪责和道歉,且韩国的李承晚政府奉行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路线,日韩关系一度处于非冻但冷的休眠期。

1961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建立第三共和国。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且曾任伪满洲国军官的朴正熙,有着较强的亲日情结。为了改变韩国当时贫穷落后的状况、得到有力的外部援助,朴正熙力排众议,不惜镇压反对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学生与市民,最终于1965年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条约回避了对日战争罪行的追责与赔偿,换取日本对韩国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以该条约为基础,日韩逐步建立了两国之间经贸、科技、军事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关系。这一方面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助推了“汉江奇迹”的实现,但也埋下了日后韩日因历史遗留问题未能处理、导致长期冲突的祸根。

1979年朴正熙遇刺后不久,他的亲信全斗焕同样通过政变上台,继续维持亲日政策。1987年全斗焕在韩国民主运动下被迫辞职,韩国开始民主化。此后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同样维持亲日路线,直到1992年卸任。在朴正熙至卢泰愚执政期间,虽偶有摩擦,但日韩之间的官方关系总体一直非常友好,民间的反日声浪始终被压制。

1992年,金泳三当选总统,意味着民主化的真正到来。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公民自由的实现,要求追究日本二战中对韩国犯下罪行的呼声日益强烈,反日民族主义力量声势大振,标志着日韩关系进入新的时代。

(二)冷热交替的日韩关系与韩国国内两大阵营博弈的外溢

韩国民主化并实现政党轮替后,韩国国民在对日问题上明显分成了倾向于反日和倾向于亲日的两大派别,并与韩国国民的左右意识形态光谱有强烈的相关关系。

在大多数国家,右翼势力往往有着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左翼对民族主义较为冷淡甚至反对。但韩国的情况与多数国家截然相反,往往是右翼势力更为亲日,而左翼则相对反日。这是由于韩国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和内政外交现实造成的。

众所周知,二战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北方是由苏联等国扶植的左翼(至少在当时是)政权,从建国起乃至苏联民政厅执政期的政权就带有强烈共产主义色彩。而南方则基本由奉行反共主义的右翼势力控制权力中枢和社会各层面。朝鲜战争及此后长达数十年的边境线冲突,造成双方数百万人丧生,同一民族间因亲共与反共形成了互视为仇雠的两大阵营。原本对日本侵略的仇恨被冲淡,反共超越了民族主义成为韩国右翼阵营至上的信条。而随着朴正熙实行亲日政策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亲日成为多数韩国右翼人士的选择。当然,美国对于韩日右翼反共力量的“撮合”,也是韩国右翼形成亲日传统的一大外因。

相反,韩国的左翼阵营则趋向于反日。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执政期间,韩国的左翼多数人和多数时期都在地下活动,并且多与北方的朝鲜有密切往来。而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自然视与美国为盟友的日本为敌对国家,而固有的民族仇恨也让朝鲜对日本的强硬理直气壮。此外,金日成为巩固统治地位,反对“事大主义”,强调民族主义。这些自然会影响到韩国的左翼。更重要的是,韩国右翼军政府拒绝追究二战中日军罪行、为经济利益出卖民族尊严,让反军政府的左翼人士(同时也多是民主运动人士)极为愤慨,也是他们认为军政府非法、“卖国”的一大依据。而日本和美国都对韩国右翼军政府大力支持,同样被左翼认为是卖国和接受殖民。因此,韩国的左翼反而有着较强的民族主义传统(主要体现在反美、反日,以及亲近属同一民族的朝鲜)。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俄罗斯、以色列等国)极右翼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种族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曾遭受外敌入侵、有残酷的被殖民史基础上的,也是在日本右翼拒绝承认战争罪行和做出充分道歉和赔偿的前提下强化的,有其合情合理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韩国左翼力量饱受迫害,虽有着更多道义上的正当性,但面对官方镇压只能转入地下,影响力较小。而自朴正熙以降的右翼军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垄断舆论、暴力弹压以维持亲日政策的“正确性”。这虽无法征服所有国民内心的价值观,但由于韩日经贸、军事、文化往来的密切,日本的援助培养了一批韩国的“既得利益者”。而殖民时代就有众多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对日有好感的韩国人。他们在战后大多没有受到清算,许多人反而成了韩国建国、立国的骨干。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亲日思想成为很大一部分韩国人内心习惯性的价值选择,亲日派在韩国官民之中都规模庞大。

而民主化开启后,军政府成了多数国民唾骂的对象,右翼势力受挫。1998年至2008年,左翼的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执政长达十年,韩国进步势力一时风头强劲。与清算国内军政府罪行同时进行的,就是重新强调日本殖民给韩国乃至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伤害。而这不仅是因为左翼有反日传统,也与左翼强调人权、正义、为弱势者(如慰安妇)争取权利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例如韩国军政府执政时放弃了对日索赔,而日本经济援助、经济利润也大都进了高官及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大财阀口袋。金大中上台之后,重新强调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批判,强烈谴责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强化了民族历史教育,左翼政府一改军政府时期对民间索赔、追责的压制,转而鼓励民间对日控诉。在外交上,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均调整了外交政策和重心,积极发展对朝、对华关系,缓和南北紧张局势,为半岛统一而努力。虽然韩国左翼政府仍旧维持美韩同盟和韩日各领域的合作,但不再像以前右翼政府那样与美日“心连心”,反而隔阂日深。

此外,韩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与日本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韩国已从原来的在日韩合作中处于产业链下游、呈依附性合作,转向与日本在包括高新科技产业在内的激烈竞争。韩国三星与日本索尼竞争激烈,现代汽车也试图与丰田、三菱一较高低。于是两国经济由过去的合作互补变成了如今竞合并存,且有竞争压倒合作之势。

这一切都很大程度冲击了日韩关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历史问题还是现实利益冲突,日韩之间的争议、矛盾越来越多,日本对韩国左翼政府也越发不满。韩国左翼政府对日本殖民和战争罪行的批判、对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及一系列表达不满的动作,让日本恼羞成怒,两国关系裂痕加深。

2008年,韩国又一次迎来了政党轮替。虽然金大中政绩斐然,卢武铉执政的中前期成就也可圈可点,但由于美国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以及金正日政权放弃了效仿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还在2006年实施了第一次核试验,让金卢二人引以为傲的“阳光政策”实质破产。卢武铉执政后期种种失误尤其对朝关系的失败,加上选举“钟摆效应”的影响,右翼保守阵营的李明博在当年的大选中胜出。

李明博当选后,立即转变对外政策,重新转向亲近美日,并巩固了韩美日三角同盟关系。同时李政府也否定了“阳光政策”,转向对朝强硬。而朝鲜则以多次核试验、边境摩擦和猛烈的舆论抨击回应。在他执政的五年间,韩日经贸与文化交流得到迅速加强,更放弃了前两届左翼政府要求日本道歉与赔偿的要求。而他的继任者朴槿惠同样选择了对日友好政策。虽然朴槿惠在2015年出席了中国的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她不仅顺承了李明博的对日政策,还与其父朴正熙的亲日态度一脉相承。例如在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争议问题上,朴槿惠对于民间要她登岛的呼声很冷淡,在就任总统前以“如果国家需要,我会去(登上“独岛”)”回应,明显是不情不愿。

而在野的左翼阵营则对李、朴二人及其执政集团亲日亲美政策进行了激烈批判,民间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与行动也与官方亲日政策形成对立。要求日本就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战争罪行道歉、赔偿的韩国民间组织不断发起游行示威和相关宣传。2011年底,慰安妇铜像被立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就是因左翼民族主义者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虽然日本一再要求韩国政府撤走铜像,但韩国反日情绪高涨下,朴槿惠政府也不想过于违逆民心,以“慰安妇铜像为民间组织树立。政府无权干涉”拒绝了日方的要求。但同时,朴槿惠政府也在慰安妇赔偿问题上对日妥协,不顾民间和慰安妇受害者及其支持团体的抗议,放弃正式的赔偿诉求改为接受日本的“治愈金”试图了结问题。

而在本次韩日冲突中,左右、进步与保守两翼同样立场对垒鲜明。例如在终止《韩日军情协定》问题上,在野的以“自由韩国党”为代表的右翼阵营表示强烈谴责;而左翼的“共同民主党”则对此表示赞扬。

综上所述,韩国自朴正熙时代至今的50多年,国内左右两翼在对日问题上形成了态度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这既有复杂的历史脉络、现实利益因素,也有双方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

(三)文在寅执政、安倍晋三连任、特金会与特朗普“大撒把”国际政策对韩日关系的影响

2016年,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事件爆发,韩国政坛大地震,右翼势力遭遇重大挫伤并分裂。于是,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代表传统左翼(金大中、卢武铉为代表的民主党系)的文在寅以明显优势战胜右翼阵营代表洪准杓和新崛起的中间偏左政党“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成功当选第19任韩国总统。

文在寅当选总统后,韩朝关系迅速缓和。而与此同时,对日本殖民和战争罪行的声讨再次成为官方的政治基调。这与此前韩国左右两翼执政后对日关系的转变如出一辙。只不过相对于曾受日本搭救过的金大中、受制于布什的卢武铉,人权律师出身、有强烈正义感与爱国精神的文在寅少了许多束缚,对日立场更为强硬。例如文在寅上台后,很快宣布朴槿惠时期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无效,要求正式的赔偿而非日方主张的人道补偿。此外,文在寅及其所在的“共同民主党”还一直面临新崛起的包含左右的中间派政党“国民之党”及其解散重组后后继政党的重大挑战。2016年韩国国会选举,“国民之党”在民主党系的大本营光州和全罗地区大胜,2017年总统选举中安哲秀也以21.42%选票分薄了文在寅的票源。因此,文在寅需要更有力的内政政策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应对进步阵营内部强有力的挑战。

这时,国际社会久拖不决的朝鲜核问题(或者说朝鲜问题)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一度与金正恩上演领导人之间的口水战,双方充满“火与怒”。但骤然之间,因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及朝鲜异乎寻常的柔软身段,竟然促成了有史以来美朝在任领导人的首次会谈。此后,美朝领导人又进行了两次会面,虽未有实质成果,但美朝关系明显缓和。而文在寅的居中斡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美朝关系的改善,韩朝关系更是进入了金大中访朝至今最友好的阶段。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握手、共同登上白头山,均为朝韩建国以来首次。韩国对朝援助也大幅上升。

于此同时,在对马海峡的另一边,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也实现了对权力的继续掌控。他的自民党在2017年大选中大胜,他本人又于次年党内总裁选举中获胜,迄今已担任四任首相职务,是日本近现代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安倍晋三鼓吹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教育与文化宣传领域美化日本的侵略与殖民史、淡化历史罪行、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和研发与装备“准航母”在内的攻击性武器……这一切都与二战后日本应遵守的内政外交原则与和平宪法精神相违背,自然也引发了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与战争罪行戕害的韩国的强烈不满。

而朝韩关系的急速改善,使得韩国民族主义憧憬的一种可能–韩朝结束对抗转而结盟(甚至在未来统一)、对抗日本右翼政权和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有了现实可能性。8月15日,文在寅甚至提出了“让OneKorea屹立在世界”的统一时间预期:2045年,即仅仅20多年之后。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对相对亲朝的文在寅政府不断释放善意,让这种结盟乃至统一的遥远的“梦想”突然有了现实性。而韩朝结盟后最大的敌手,自然是“世仇”日本。而如今韩朝关系回暖,韩国中短期内不再有遭遇北方入侵和骚扰的危险,甚至还能得到朝鲜的呼应,也是韩国敢于向日本叫板的重大原因。

此外,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于多边合作缺乏兴趣,不仅在北约军费问题上与欧盟闹翻,在美日韩同盟问题上也不甚上心。由于韩日宿怨甚深,美国的撮合、调停对于维持三边关系乃至韩日关系非常重要。如今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此前多位总统积极维系多边协作的政策,代之以“顺我者昌”、“以利相交”,对国际秩序“大撒把”,韩日两国一定程度摆脱了美国的约束,让冲突变得不受控制。

当然,特朗普对于韩日冲突还是表达了关注,但显然不想深度介入,更没有“一碗水端平”。G7峰会期间,时值韩日冲突再度升级,特朗普却在峰会上向安倍晋三在内的各国领导人说“文在寅这个人不可信”、“金正恩告诉我文在寅爱撒谎”、“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等明显缺乏根据、偏颇与违背中立原则的言论。而美国助理防长等军政高官也都对韩国终止与日本的情报共享表示反对。美国在这次韩日冲突中偏向日本是明显的,而原因也是很简单的。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在韩日之间偏向于国力更强、与美国经贸、政治、军事关系更紧密的日本,并不出人意料。

(四)韩日关系向何处去、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新格局的雏形

自去年年底韩日舰机冲突的“雷达照射”事件始,韩日关系的恶化已日趋明朗,近两个月来更是急速恶化。由于韩日两国历史宿怨极深,对历史问题认知差异巨大,尤其日方淡化、回避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及战争罪行,韩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而两国经济竞争的日趋白热化,更让冲突成败与直接利益挂钩,谁都不愿认输。这次韩日冲突,只是长久积怨、竞争矛盾的集中爆发罢了。而文在寅的左翼民族主义政府和安倍晋三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权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及对许多有关日韩的重大问题上均呈几乎完全对立状态,让局势更乏缓和的条件。目前看来,韩日冲突很难在短时期内终止,甚至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那么,从长期看,韩日关系在未来又会如何演变?韩朝关系与韩日关系有怎样的相互作用/反作用?美日韩三角关系又会走向何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会因韩日关系的恶化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我只简短节说,略做预测与评析。

虽然从中短期看,韩日关系难以改善甚至更趋恶化;但长远来说,由于韩日两国紧密的经贸联系、长久的军事合作与文化交流,两国关系不会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如果下届韩国大选(如无意外为2022年)是右翼阵营执政,两国关系会迅速回暖;如果左翼再次执政,则要看日本政坛和财阀精英对韩态度有无变化、有何种变化。

而韩朝关系亦与韩日关系息息相关。如前所述,文在寅执政、特金会实现后,韩朝关系急速升温,由敌对走向合作,乃至有了统一的愿景。这既让韩国对抗日本有了更足的底气,也是日本对韩不满的一个原因。日本虽然也一直与朝鲜有对话,但绝不乐于韩朝修好,更不希望“Onekorea”在朝鲜半岛出现。因此,排除其他变量,韩朝关系越亲密,日韩关系、日朝关系则越恶化。但由于韩国和朝鲜政坛均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因此韩朝关系长远会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金大中–卢武铉“阳光政策”失败的殷鉴不远,谁能打保票不会重蹈覆辙呢?一旦韩朝关系恶化,朝鲜对韩国军事威胁重临,韩国就不得不对日妥协。这也是日本非常想看到的。

而美国因素的影响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特朗普本人的不确定性,以及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难以预测。虽然特朗普个人对金正恩很有好感,但河内峰会的失败已经证明朝核问题难以取得实质进展。如果美国恢复对朝强硬政策、积极扶植日本,那孤立的韩国就不可能不向国力更强、更加亲美的日本妥协了。如果是这样,那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就不会有什么变化,或者说短暂变化后重回传统的同盟与敌对关系,一切照旧。

相反,如果金正恩保持足够理性、韩国左翼阵营能在2022年保住执政权、特朗普也以相对“自由放任”的态度对待朝核及日韩关系问题,韩日关系就很难改善,两国会在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内处于整体上“冷和平”、部分领域“冷合作”,在争议问题上摩擦不断的状态。

进一步的,如果文在寅及其后继者更积极发展对华、对俄关系,将对美日起到重大制衡作用。但如果彻底倒向中俄朝,也会面临与美日交恶的危险。如果韩国左翼执政者选择了这条险路,等于美日韩三国同盟的瓦解,也将使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可能性是较小的。

我个人认为未来韩日关系演变的最大可能是,两国关系将不再像以往那样紧密(无论左翼右翼执政),但美日韩同盟及韩日经贸、军事合作仍旧会得以保留。同时,韩国将深化与朝中俄的关系,在东北亚扮演相对中立的角色,避免对某一方依赖过甚。而这也是对韩国最有利、也最具现实的选择。

虽然历史有规律可循,但从不乏偶然。就像一战的爆发、苏联解体,都是当年许多人意料之外的。而韩日关系、东北亚格局受到诸多变量影响,且许多变量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韩日关系走向何方,未来东北亚局势如何演变,尚难定论。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通过对既有事实的演绎推理,得到一个可能最接近未来史实的答案。

2019年9月11日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September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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