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卫方／口述，© 钟华生／整理
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产生兴趣
要说30年来读过的那些书，其实是不大容易谈的，因为杂七杂八的，看过很多。回忆起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是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世纪史》启发，作者的名字仿佛是Sidney Painter，对于我这样一个上大学后才开始从ABC开始学英语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书真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虽然由于背景知识的匮乏，读得很慢，也很粗，不过，这样的书让我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一些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还读了北大哲学所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感觉很有趣味，我也很喜欢读。另外，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关于基督教历史的书并不是特别多，国内学者写的尤其少，那时我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所以找来仔细读了一番。
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很喜欢看美国学者汤普逊著的两卷本《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较早前就已出版，这部书非常仔细地描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王国之间的斗争。同时我也读一些文艺方面的书，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之前读大学时我读过钱锺书发表的一些论文，也读过《围城》，所以后来就想读一读他另外的一些著作。记得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四卷本的《管锥编》已经出版，我很想全部买下来，但由于当时助学金有限，我只能一个月买一本，四个月才凑齐了。当时那种对书特别渴望的感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深受《光荣与梦想》文笔的影响
还有一本书在我求学期间让我特别喜欢，估计很多人在这次访谈中都会提到，就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分为四册，我一册一册地读了下来，觉得作者的文笔特别好，董乐山等人翻译得很好。应该说，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在现当代的经历，作者的笔调也让人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对人物的描述，以及对时代变化的反映。作者的语言非常幽默风趣，后来我在写作上也追求一种幽默的风格，跟这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的阅读一直继承了本科求学阶段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趣，比如一些探求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法律之间关系的书，包括后来我主持翻译伯尔曼的作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是受这种兴趣影响。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相关丛书，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还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前不久我还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黑船上的汉学家》，就是专门谈卫三畏的。此外，在一些老学者的回忆录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我看到的关于中国学术百年历史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在学术方面，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基础》在我们重新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此外，《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托克维尔的两本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些书对我的观念形成也极其重要。
严复与胡适带来的启发
在法学领域，关于阅读的争论热点往往集中在对国家法律制度演变的看法上。改革开放30年，也是逐渐建设民主法制的过程。民主法制如何建立，以及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多争论都与这些方面有关联。例如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在刑事法律之中如何去解决“罪”与“非罪”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权利要如何去限制？国家的宪政体制现状如何等等。我个人更偏向于在更深的层面去思考：我们的国家从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历史，如何过渡到宪政的、保障个人自由的历史。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特别值得阅读的书是《严复集》。我觉得严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直在思考中国跟英国这样的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现在的译者很少在翻译之间穿插自己的东西，但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和思考，包括传统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利、结构等等。我在读严复的一些按语时，收获了非常多纯粹的观念，并不断地理解他的思考和观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在他曾经做过校长的学校里当教帅，特别重要的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认识理解，对现代中国如何过渡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有许多思考。我大致上把胡适的作品都读过了，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我们这个社会逻辑的学者，同时，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以及如何避免走一些弯路，他给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余英时曾说，其实胡适在学术上从今天看来己经有点过时，甚至有些缺陷和错误，但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对待的。关于胡适的书，现在己经出版了许多。余英时对胡适思想历程的论述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相关作品中最有深度的。此外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还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及唐德刚系列，我认为这些在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去读。
那些对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对于我来说，读书一直有“开卷有益”的意义。1979年，《读书》杂志提出“读书无禁区”。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读书》，它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领时代风潮的一个刊物，既引导着大家去读书，又启发大家去思考一些很深层的问题；既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又有人文精神的传播。在我看来，当时这本杂志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指导我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后来也一本本买齐了，这个过程也非常不容易。在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另外还有一些“丛书”的编者总是默默地为我们带来一套套具有深刻意义的书。我们在回顾个人阅读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为我们的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从专业上看，应该说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法律书籍的出版不是特别景气。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法律著作的翻译就变得非常活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亲身参与，并鼓励学生们去读这些书。做我们这一行，读书就是职业的一部分，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读这些书，而是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没有办法教好自己的学生。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既包括正襟危坐地读一些专业的书，也包括闲闲散散地读一些轻松的书。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时代，每次到书店里都可以看到许多非常让人喜欢的书，很多出版社不论大小，都坚持在出版一些非常好的书。作为一个读者来讲，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本文选自《1978～2008私人阅读史》，胡洪侠、张清／主编，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来源：微信“思想者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