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小群为王端阳画了一幅肖像。
十多年前,小群参加了一次老作家子女联谊会,认识了王端阳。他自我介绍是王林的儿子。小群说,看过关于《腹地》的批判文章,没有看过原著。于是,王端阳寄给小群一本《腹地》。小群感觉有话要说,写了一篇论文。王端阳整理出版了母亲刘燕瑾留下的《女兵日记》,小群也写了评论。我们两家来往渐多,成为朋友。因为都是《新文学史料》的作者,在郭娟主编发起的聚会上几次见面。我是《老照片》特邀编辑,约他供稿。后来参加《炎黄春秋》编辑部,也发过他的文章。他还约我们一起,两赴天津,参加学术讨论会。
如今,王端阳已经年过七旬。他经历很丰富。中学时代就是天津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文革中在昆明军区从事写作,1970年代末和弟弟王克平一起介入四月影会、星星画展等民间艺术活动。他编剧的故事影片《红象》1982年公演,田壮壮、张艺谋、侯咏、吕乐、冯小宁这些第五代电影人由此一试身手。他执笔的《围棋人生》,是聂卫平最具影响的个人传记。退休以后,他远离喧嚣,由文入史,埋头整理父亲留下的日记,一干就是十几个寒暑。
王林已经于1984年逝世。留下了从1937年到1984年的日记300多万字。经过王端阳多年努力,《抗战日记》已于2009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我与孙犁四十年》,2019年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历史价值更高的《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几经尝试,均遭碰壁,王端阳只好自印若干,分送亲友。
题为《文艺十七年》,实际上是二十年的日记,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还有之前的三年。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日记是一种私人化的档案。比公开的档案文件,有可能更真实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比起见诸媒体的报道,有可能更多地记录人际交往的细节,比起事后撰写的回忆录,往往有较高的可靠性。因而日记受到史家的格外重视。尤其中国晚近的历史,因权力的扭曲和遮蔽,现实利益的困扰,通向真实的信息管道常被阻塞。一部好的私人日记公之于世,就成为新的史料源,刷新人们对一段历史的认识。比如萧军《延安日记》公开出版,就让研究者眼睛为之一亮。可惜的是,由于出版机制等原因,能够公之于世的私人日记只是凤毛麟角。
日记本来是写给自己备忘的文本。因个性不同,各人日记写法也不同。有人只是简单地记流水帐,有人却不惜笔墨,记录各种见闻,还要抒发喜怒哀乐,品评褒贬人事。王林的日记就是这样。这样的日记不仅可读性较高,而且信息量大。
王林生于1909年,他参加革命较早,一生中与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多有交集。
他1931年入党,次年即介绍黄敬入党。黄敬不久和李云鹤相恋同居,并介绍其入党。
王林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到东北军做地下工作,亲历西安事变。当时吴光伟刚刚与贺子珍发生冲突,离开延安,便到西安,曾和王林同台演剧。
王林后任冀中文协主任、火线剧社社长等职,他从事文学创作也较早,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师从沈从文,开始在《大公报》发表小说,1935出版长篇小说《幽蔽的陈庄》。1949年初,他进入天津,历任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他资格老,阅历深,宽厚待人,好交朋友,天津又临近北京,这就使他和北京、天津政界、文艺界的各色人物有了广泛交往的机会。
日记中出现的文坛人物有周扬、沙可夫、胡风、鲁藜、阿垅、丁玲、康濯、张庚、陈企霞、侯金镜、方纪、孙犁、梁斌、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韦君宜、刘白羽、崔嵬、刘炽、郭维、鲍昌、孙维世等,有到天津访问的阿斯图里亚斯、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外国作家,政坛人物则有黄敬、黄火青、周小舟、谷牧、林铁、吴砚农、王亢之、申伯纯、王曼恬等,还有王进喜、耿长锁等劳模。这些人际交往,使得他的日记内容特别丰富,记录了大量不曾公诸于世的独特信息。一些名人在他笔下不是正襟危坐,而是活龙活现。
比如1947年3月29日记载第一次见到萧克将军,他说他“天真活泼,像个中学生。”这样的描写,别人真写不出来。
他还记载了特定条件下名人的风貌。比如1949年7月4日他见到自己早年的老师沈从文,说“他精神还有些恍惚,但要求进步的心很强。”“他在文学上本是有成就的,却吃了胡适辈的亏了。他脖子上尚有个痕。校花老婆也到华大学习睡地铺去了,据说其中还有中国大学校长等。”几笔写出了政权更迭时沈从文的处境。
有的日记,还通过人物之口,记录了正史回避的历史线索。比如1947年3月18日,记录汪洋“到东北去了一趟。今晚扯了老半天,他说苏联红军初到东北,奸淫得很厉害,有些女人剃光了以避免其闹。红军以对德国人的仇恨来对付东北人。同时,因在对德战场中伤亡过重,有很多犯人也到战场上立功赎罪,这些人纪律很差。在张家口也是如此,曾枪决了两个。后我们再不愿反映。在多伦还有一个战斗英雄要枪决,因他坦白得很动人,后才赦免。”
王端阳的工作值得敬佩。
来源:微信“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