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此役，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日本基本上是“现代国家”，而中国总体仍是“前现代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1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正式开设议院。正如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之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1874年政府颁布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1869年确定了修建铁路的方针，1870年设立铁道事务局，东京－横滨铁路于1872年首先通车。电信业开始于1869年，首先在东京－横滨之间开通电报业务，以后发展迅速，开始只供政府专用，1878年以后允许民间使用。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1880年11月，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洋务运动在顽固派强大的反对下举步维艰，禁止民办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
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一百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因此清廷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
在军事体制方面，甲午战争时，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先学法兰西，不久改学普鲁士）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
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最后修改于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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