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赞同刚才胡星斗教授说的,“重庆模式”只不过是中国模式的极端化而已。

“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有联系,把这一点挑明的是温家宝总理,他在今年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把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告诫于中国人民,要警惕文化革命在中国的重演。

无论是在这之前,在这之后,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老百姓,确实认为重庆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薄熙来倒台后人们分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边是拥护薄熙来,拥护“重庆模式”,也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呼唤文化革命应该在中国再来一次。另外一派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是反对薄熙来,谴责“重庆模式”,特别呼吁要警惕文化革命,防止文革在中国重演。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就算不把温总理作为权威的话,把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联系起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马上就有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当初文化革命是没有市场经济的,而且是谴责市场经济,当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是大不一样的,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当时文化大革命我们是闭关锁国,叫“自力更生”,现在中国参与全球化,对外开放了。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是一言九鼎,现在不管怎么说,像毛泽东这样说话绝对算数的情况不存在了,现在没有谁能够像他,没有任何人敢挑战,敢反对,敢质疑。从这两方面看,历史条件大不一样,还要说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密切关系,这还是需要认真辨析一下才行。

我自己的理解,文化革命和重庆模式有相关性,肯定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在有些重要的特点上,应该是有相似性的,我赞成把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分析,而且只有做这种联系的分析,才能看清楚重庆模式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有关系的。一是文化革命和“重庆模式”共同具有的最大的特点,是践踏法治。我觉得中国知识界的人反对“重庆模式”,把它和文化革命联系,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我对童之伟报告中的结论是非常赞成的,他在这方面阐述得很全面,论据翔实。我自己一开始就反对“重庆模式”,我在北京,离重庆那么远,虽然以前在四川也知道一些重庆的情况,但仅仅这样还没有发言权。关键是我有个亲戚,是替重庆打黑运动对象辩护的代理律师,他跟我说,他去重庆知道大量司法、公安的内幕,非常黑暗,人们简直想象不出来,给我讲了几乎一天的情况。他说,在重庆到了那种地步,现在中国的公安机关审查案子本来已经是很黑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规矩和限制,如果警察要对犯人拷打以取得口供,虽然是家常便饭,但还是还是要向上级请示,向上面报告。重情况已经是反过来了,抓了人如果不动刑是需要向上面请示的,因为动刑是正常的现象,不动刑倒成了例外。在法庭上,他的委托人指着一个检方人员说,他打过我,并把身上的伤亮出来,那个人则双手蒙面,不敢分辨。最后,法官说因为被指控者他自己没有承认,刑讯逼供的指控不成立。文化革命也是践踏法治,我们知道,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他拿出宪法,说自己是国家主席,宪法保护他的人身权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践踏法治这个特点,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狂热,重庆的“唱红”和文化革命搞“红海洋”等“革命化措施”完全是一回事,而且这一点我觉得和破坏法治是有联系的。我跟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文化革命中间的践踏法治跟重庆模式中的践踏法治相似,“唱红”和“红海洋”也是有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哪怕其中甚至包括了恶法,对这些东西的破坏,还是要有一个非常的氛围,那是公然侵犯、践踏法治,需要把现成的秩序、规矩打破,需要一种革命的气氛,替天行道的气氛,说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这就是要靠“唱红”等等,用革命压倒一切。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在当地最高的领导就敢于为所欲为,它的意识形态制造了这种氛围,他打的那种黑证据不够,或者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审判,这些都没有做到,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非常气氛,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使得当地为所欲为的人,可以说他做的事情是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跟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正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很相象的东西,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我觉得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因为薄熙来垮台了就以为重庆模式是狗屎堆,尤其薄熙来垮台以后,你去网上看,他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文化革命得到了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和重视,其实薄熙来他经历了文化革命,经历得很深,他对文化革命吸取了教训,他做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是把毛泽东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学得非常像,就是搞表面的亲民路线,中国有些政治家是属于这一种。中国政治家有两种,有一种是教条主义正统派,相当于文化革命和反右中间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觉得这个制度好,谁反对这个制度就是十恶不赦,就是坏蛋。还有一种人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或者是维护者,但是他对这个制度的弊病知道得非常清楚。当在家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社会制度的弊病推给他的对手负责任,以反对、克服现成制度的不正义来争取群众。

文革一开始,工作组进了学校以后,对学生暗中分类,划分可团结的对象,要打击的对象,历次政治运动,这一套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摇身一变,说我的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刘少奇的路线是反革命路线,是镇压群众的,我的路线是解放群众的,使自己在政治上得分。

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薄熙来和毛泽东是一样的,我丝毫看不出来薄熙来为什么成了争取正义的人,为群众利益斗争的人。我觉得政治斗争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口号,为吸引和争取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政治纲领,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区分清楚,我觉得是需要分开的。如果不分开,把口号当实质,就会误产生误导。我对秋风的说法就很不满意,他说薄前一个阶段很坏,践踏法治,后一个阶段改善民生是好的,还有是说有薄熙来一,还有薄熙来二,坦率地说,这很荒唐,同一个人,怎么分裂为二?但我不打算说服你,我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说服你,因为我没有办法使你相信哪一个薄是真实的薄。

根据我观察到和经历过的政治斗争的经验,要叫我说,薄熙来说的好话是表面现象,他做的坏事才是真的,这一点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这是政治感觉和政治经验的问题。现在只能付诸于我们大家的知识和常识,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大量的现象,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有一些这种政治上的野心家,他们为了要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最常用的口号就是提出社会公正的问题,必要时还会动点真格的,做得以假乱真,在这个问题上我把薄熙来提出社会公正问题丝毫没有当成是真的。实际上毛泽东干的文化革命基本上得到了百分之百中国人民非常大的拥护,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因为打的是社会公正的牌。把刘少奇,邓小平说成是压制群众,他如何代表群众,他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真。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工作组、党委给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归还整他们的档案、黑材料。这说明毛泽东就是在以争取社会公正的姿态打民意牌,他假戏真做,把牌打到真假莫辩的地步。我在观察重庆模式时,感到有很多事情和过程很难说清楚,但我有一个标准,我判断一个人做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他本质上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的,对于“重庆模式”到底是该赞成还是不赞成,虽然我觉得那里社会现象很复杂,但我们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是否维护法治,二是对人权是否尊重;至于均贫富做得怎么样,社会秩序做得怎么样,这些固然也是评判一个地方政绩或社会风气的标准,但没有前两个标准重要,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是递减的。秋风说的我不很同意,我们观察“重庆模式”,给它一个评价的时候,他看当地的社会治安怎么样,当然我承认一般来说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或者评价一个人的政绩好不好,社会治安是一个指标,但是在我的知识领域中,我知道,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治下,在日本军国主义治下,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现在的北朝鲜,自安比较好,往往比别的地方好得多,甚至比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度好。取消卖淫嫖娼做得最好的是法西斯德国,做得不好的很多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社会治安与我们的观感密切相关,不可忽视,但作为判断一个国度或地方的政治本质不是很可靠的。

如果用社会治安的好坏来评价类似于“重庆模式”好不好,在我来看它很容易失效,我很容易放弃这一条。中间这一条,即对于民众福利的维护,我觉得比第一条有效,但是仍然有很多反例,在希特勒治下,在希特勒之前的俾斯麦治下,在日本军国主义治下,社会福利都搞得不错,刚才秋风还提到了一点,他说实际上做的怎样不知道,他也没举出来重庆均贫富做得到底怎么好,他说仅仅是提出了口号,就很不错了,但要说口号,邓小平早就说过共同富裕的问题,哪个领导人没有讲过?为什么单单把重庆跳出来赞美?提出均贫富并不是重庆的专利呀!

我觉得,有些政治野心家,要实行法西斯的东西,最坏的东西,一段短时期内要搞均贫富也是可能的,均贫富是很重要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如果它跟别的指标相矛盾,比如以牺牲法治和人权为代价,对我来说也是可以打折扣和放弃的。

唯一不能放弃的指标就是法治,如果一个人,一个地方的政策是践踏法治的,草菅人命的,制造错案、冤案,任意杀人,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这一点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我觉得“重庆模式”留下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不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人权这个标准,对于法治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非常不敏感、不重视的,而是喜欢用另外的标准,我冒着被你们批评的危险,主张社会治安好不好,或者表面上是不是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是次要的标准。一个地方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视法律为废纸,他做的维护社会治安、均贫富的事情或宣传,我怀疑真心实意程度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重庆模式”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这个问题相当于要回答文化革命为什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是亿万群众真心实意的、狂热的支持。现在官方把文革它说得那么糟糕,但没有解释文革为什么会得到中国人那么大的拥护。其实它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个社会确实是不公正的,非常不公正的。这样的情况会给一些野心家借口和机会,他们可以打着替天行道,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就非常容易得手。我相信中国以后还可能出薄熙来这样的人,“重庆模式”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下破产,我觉得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因为薄熙来本人的情况是跟另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方和一件刑事案件联系在一起,和党内的权力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薄熙来的垮台并不是必然的,他的失败只是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一天不民主和法治、不公正,“重庆模式”被人怀念的情况就一天不能停止。我们不是因为薄熙来倒台了才探讨这个“重庆模式”,它形成的原因和它和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为作者2012年12月6日在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反思”重庆模式“:制度与思潮”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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