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俄威权煽起狭义五四雪泥鸿爪（上）
一、狭义五四理应拒绝广义五四
狭义五四运动乃指发生于1919年5、6月间的中国民众采取各种行动，来行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强迫北洋政府接受让渡山东、南满、东蒙部分主权的“二十一条”的运动，既不牵涉此前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也不牵涉此后的推广马列主义运动。狭义五四运动加上后二运动曾被中共政治精英生编硬造称作广义五四运动。事到如今，这锅生米似乎已经煮成熟饭，中国知识精英几乎全部萧规曹随，鲜生疑问。
走笔至此，笔者认为必须重新界定狭义五四运动的起讫。既然狭义五四运动起于北洋政府联合全国民众抵制日本的“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简称“二十一条”）的提出（导致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那它就应该止于“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撤回。这样，日本政府提出“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日子，即是1915年1月8日，就应被定为狭义五四运动的起日；狭义五四运动的讫日，就应被定为作为“巴黎和会”的补充“华盛顿海军会议”逼迫日本政府撤销“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1922年2月4日。起讫时长七年又28天。在这2583天当中，中国朝野抵制日约、日货活动从来没停止过，有人为此献出生命，可歌可泣；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发掘此期北洋政府为抵制“对华要求二十一条”而进行的频繁外交活动，一定有的；不是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以夷成功制夷的先例吗？北洋政府、中国民众没有制衡武力充当后盾，为其所用得获成功外交手段，乃为“借盟制霸”（旧译“势力均衡”于此不确）或曰“以夷制夷”以及“民意汹涌”。过去称北洋政府为“卖国”，将“爱国”桂冠仅仅留给“全国民众”，属于百年严重误导。在此框架之下，1919年5月4号于北京、6月3号于上海发生的民众抗议“对华要求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偏袒日本”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另外称为为“五四事件”、“六三事件”，以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虽然二者也是五四运动的核心部分。社会科学要比历史学科严谨，它不能同意将旨在取消“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五四运动”与推广解噬主义（旧译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搅和在一起。众所周知，没将两种元素彻底分离，就永远不能测探而出其中任何一种元素独有理化性质。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学看齐，就得遵循科学原则。
*华盛顿海军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虽然附约给予了日本人和外国人一些特权，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笔者将于下一系列《五四三位一体合是百年造假开端》来翻此案。不过，作为铺垫，现今系列必须先对“狭义五四运动纯属民间自发运动”一说来做否定。有此铺垫，读者方能弄清狭义五四一度变为广义五四因何缘故。
二、本文标题为啥使用“俄”字
“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 年12 月30 日由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而成，至1991 年12 月25 日解体的所谓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1919—1922年间的俄国称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前称作“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故而时跨基本为1917末至1920年末的本文，主使用“俄”字，次使用“苏”字。
连国名都给去掉本名，实属古今中外罕见，此种作法应是为着将来并入欧亚诸国而行预留——所以出现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张国焘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事实证明，国际主义迄今尚自不能取代民族主义；是否将来也不能够取代，不能断言——可别忘了：周朝天子迭次讨伐不义诸侯之时，各诸侯国民众便有“奚后我？”（周天子为啥不早来救我们啊？）之吁叹。笔者认为，对于出于真心或者一度真心信服国际主义之人，不能称作“俄奸”、“汉奸”、“X奸”。例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曾反对将民族国家视为独大的人类体制，而将家庭、民族、国家的界限视为人类进化的障碍，主张成立世界联邦；又如，笔者曾经问过一位在列车上背诵圣经的东北妇女：“那您是听耶和华还是听共产党的呢？”对方回答得滴水不漏：“耶和华授权共产党统治中国，听共产党就是听耶和华的。”你能称基督徒为“X奸”吗？“苏维埃”者，在俄文里是“代表会”（原欲模仿巴黎公社领导机构）的意思，真“民主”啊！
三、何谓“权力”何谓“威权”
何谓权力？笔者在此采用由美国学者达尔给出的，业已流行欧美已成通识的一种系向人际关系的定义：“A对B的关系达到A能迫使B做某事的程度而反过来B对A却不能这样做，这就叫A对B拥有权力。”由于A对B行使权力可以用强制性的压服办法，也可以用感召性的引导办法，于是就有了两种权力形式，前者称之为硬权力，后者称之为软权力。硬权力就是威权。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威权。例如埃及艳后施展魅力，先后令罗马统帅凯撒和安东尼听命于她──后者甚至曾将罗马帝国部分领土赠给艳后与其前夫所生儿子，凭借的便不是威权，而是色权；父母对儿女的权力亦非威权，而是生权；不过，没有先天血缘关系的夫权肯定杂有威权（联想家暴）；若无民主法治的约束，财权与威权（又称官权）天然具有相互勾结，共同敛财的倾向——在财权眼里，官权是一种大有赚头的可租商品，等等。何谓威权？威权就是基于武力或者暴力的权力，通常由政府拥有。北洋政府属于威权，日本政府属于威权，美国政府属于威权，苏联政府属于威权，政教合一属于威权；国联却不属于威权，它没有军队、警察，不是世界政府。持械抢劫之人、民团土匪黑帮、各种起义武装之类也属威权，但在合法政府眼中它们自然属于非法。
四、袁世凯泄密以激起民愤
日本出兵占领青岛胶东，1915年1月便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大总统袁世凯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行军事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氏立即回答：仅仅48个小时。袁氏只好另做打算。依照他的经验，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立场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决对不会袖手旁观，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也因担心招致他国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严格保密。袁氏窥破这一点，有意将“二十一条”条款内容泄露出去，以实现其借助外力以牵制日本的方略。于是，得到消息的列强各国乃纷纷对日本提出责问，使日本处于十分被动难堪境地，其中尤以美国为烈。列强之态度，对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嚣张气燄，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遏制。
另一方面，对于国内舆情民意，袁氏也做了有限利用：暗中授意某些报刊披露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刊登一些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用民气来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场，为政府交涉提供凭借。于是自“二十一条”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不过，激发民气为外交后援历来是个双面刃，故袁氏一方面企图利用舆情民意来向日方施以一定压力，一方面也担心激怒日本，或给国内反对力量落下话把，故对国内各地之“风潮”动态极为关注，一发现有脱离其控制的迹象，便发布政令予以严禁。又对各省将军则密颁军令，责成他们“严束军队，查禁谣诼”，“严防‘乱党’，以保治安”。这固然可视为做给日本人看的表象，但也确实反映了袁氏的担心。
结果两国签订的只是《中日民四条约》。迫于欧美列强以及中国民众双管齐下施压，日本政府立场从“二十一条”后退许多。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日民四条约》被废除部分条款。据说随后该项条约内容不断被改，至1945年日本战败，终被彻底废除。不过在笔者看来，华盛顿会议已经废除了“二十一条”。所谓西方人的“在华特权”原本就有。
五、徐世昌泄密遂煽起五四
1918年10月10日，在段祺瑞主导的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虽然徐氏得任总统全赖段氏之力，但他并不甘心充当段氏傀儡，而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以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就在徐氏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在梁氏的建议下，徐氏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以及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任务则是：段氏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氏想借此来制衡段氏势力对外交的控制。林氏建议徐氏派遣梁氏亲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氏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梁氏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久梁氏意外得知去年9月——那时徐氏还未成为总统——北京政府曾与日本政府订下一项密约《中日陆军防敌共同军事协定》。据说段氏为了获得日本贷款来行缓解皖系北洋政府统治中国所遇燃眉之急，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氏（他的研究系早与安福系结下了梁子）将此密约电告徐氏。收到电报之后，徐氏将电报文字略加处理，转交汪林二氏等人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为之震惊。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氏深知诉诸舆论启动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议会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连日雪片似地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随即，作为徐氏总统顾问的林氏，联合汪氏、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来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氏等致信梁氏：“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如果说狭义五四运动的客观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有意泄露上述密约一事则为主观导火索。由此观之，如果没有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政界巨头梁启超、林长民，学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狭义五四运动大约很难形成那样大的规模。当然，世事无常，狭义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像徐世昌、梁启超等人期望那样只是成为政客手中的武器，而是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影响中国百年的事件。
以上三、四两节文字出处，读者可从网上轻易查到，本文不赘。
必须强调：是沙皇俄国驻华公使首先得到袁世凯泄露“二十一条”的通知，过后的俄苏共党政府始终支持中国对日索回山东主权。由于自从日俄战争以来，两国已成宿仇，以俄制日，便成了中国朝野救命稻草之一。
袁徐二氏前后有意泄露外交挫败消息予列强，予民众，属于地地道道威权介入狭义五四运动伏笔以及狭义五四运动本身。袁徐二氏均没动用威权杀害京津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的爱国反日志士（山东省枪毙了三个人），虽然有过驱散、拘留、扬言强毙、封闭报馆——多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如曾受到真实威权威胁，两次抗争都不可能如此声势浩大。对照：文革初期，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下令各地公安局及其派出所不许追究老红卫兵打死人的责任，于是导致北京一地非正常死亡1700余人。不用威权、轻用威权对付非法行为，当然也属威权介入。笔者甚至嗅出第三种介入：袁徐二氏都有可能曾对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火烧曹府、罢工罢市的在野精英撒钱币，发补贴。
好戏还在后头。
六、毛泽东言五四响应列宁
毛泽东于其<新民主主义论>[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页]中声称（黑体字为笔者转）：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先说“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孙伏园于其<回忆“五四”当年>[[载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34—35页]中这样说：“受到十月革命后苏俄辅助弱小民族外交政策的鼓舞，见到巴黎帝国主义分脏和会对于中国的蔑视，学生们愤怒的气势抑止不住了。”后说“五四运动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读者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句乃和上句一样，只是一句没有落实行动的虚言。笔者认为，毛氏势必听过共产国际来人内部传达，才会说出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来。比照：周恩来曾于1966年4月发出“勿谓言之不预也”亦即有着落实行动的下述警告：
美国战略家建议凭借美国的空军和海军优势轰炸中国，以避免地面战争。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如果你从空中打进来，我们为什么不能从陆上打出去？
鉴于美国于此时期轰炸北越的75%的军机架次，都是来自美国驻紮泰国空军基地，周氏明显是在暗示：美国驻泰空军基地可以成为东南亚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重要袭击目标。果不其然，1969年7月26日夜间，受到中国大量饷械奥援的泰国人民解放武装部队首次袭击了位于乌隆的美国空军基地，并欢呼它是对越南共产党和老挝共产党抗美救国斗争的有力支援。此后泰国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又于1972年1月14日袭击了乌塔堡美国空军基地，炸坏了三架美国B-52型轰炸机。毛氏的话则为“勿谓言之无由也”，直白地披露了苏俄政府——一个邻国威权——曾经介入狭义五四运动。
七、俄共缘何介入中国共运
首先，读者必须明确：根据马学教义，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着“世界革命”基因的“国际共运”。“世界革命”的核心是“欧洲革命”，不过若各宗主国革命成功，则各殖民地就可得享解放——“若宗主国纲举，则殖民地目张”。“世界革命”很像“双响爆竹”。根据列宁理解，俄国革命本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引爆器。及至后来，斯大林才把这一“幻觉”破除，提出且实现了“一国可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有的大陆学者认为：“列宁没有耐心等待资本主义国家自己慢慢的自趋灭亡，更没有耐心等待社会主义国家自动的最后降临。”这种“列宁性子急没耐心”诠释没啥道理。另外有的中外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头几年，俄苏共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有白卫军激烈抵抗和扑，外有协约国公然干涉和封锁，列宁认定只有掀起世界革命，才能保障俄苏共党政权生存。这种“列宁害怕俄国独力难支”诠释有些道理，列宁自己都这样说了嘛；但是笔者认为，根源还是“俄国革命引爆欧洲革命”，列宁说这番话，应是借题发挥。他大概从没听说过中国谚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共产国际首任书记季诺维也夫曾于1919年4月共产国际甫经成立时说的：“再过―年我们将会忘记欧洲曾进行过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因为再过一年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欧洲。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转移到美洲，或许转移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列宁同时说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岂能说是出于防御心态而非进攻心态？
然而众所周知：事与愿违，欧洲国家共党夺取政权尝试无一成功。于是俄苏共党以及共产国际不得不将进攻方向从欧洲转向亚洲，打算取得东方胜利之后再反过来包围西方。列宁呼吁：“东方将有助于我们战胜西方。现在且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斯大林（亚洲人）强调：“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基于此种认识，如何策动中国革命，如何组织中国共党，就成了俄苏共党以及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
还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俄苏共党就在中国做了许多扩大俄国革命影响的工作。公开工作有着：1918年7月、1919年7月两次宣布撤除沙皇政府对于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对于中国的治外法权，撤除俄国伙同其他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包括归还先前占领领土，返还中国对于俄国的战争赔款，撤回驻在中国的军队，而不要求任何补偿。这些自然赢得了中国民众对于苏俄的好感，铺垫了俄苏共共/共产国际派人来华组织共党的道路。
以上资料摘自郭华伦着《中共史论》第一册（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9年第四版），3—5页。
不言而喻，伴随这些公开宣言，必然还有许多迄今为人鲜知的“扩大俄国革命影响”的秘密工作。须知行动胜于语言，着力挖掘那些秘密工作，才是史学家的本份！
俄苏政府宣称愿意将沙皇政府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笔者认为，倒不一定是欺骗，因为当时俄苏共党领袖真心相信，中国革命成功之后，俄中两国必会合为一个国家——当然陆续还有其他国家加入，如此这般，148万平方公里领土，还有什么必要分你的我的。蒋介石访问苏联，不也公开宣称过“期待中、俄、德三国组成一个联邦国家”么？季米特洛夫也曾做过类似主张，他还设想“巴尔乾联邦国”也可加入上述联邦国家。
八、落实列宁号召十二代理
在中国北京、天津，列宁的号召乃由谁来落实？笔者寻出“十二代理”（以下01—12）。第一人并非李大钊，而是张西曼（01）。
从维基百科对于张氏的介绍当中，我们得悉：张西曼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兼做同盟会的卧底）。1911年，为避清廷迫害，张氏远走俄国海参崴，进入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张氏次年从海参崴前往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1914年经外蒙古归国。1917年，时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的张氏，与邓洁民等人创办“东华学校”（现哈尔滨第三中学），并在该校任教，秘密传播马列主义。周恩来曾一度帮助筹建该校，张太雷、马骏等人曾在该校从事革命活动。该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东北建党的据点以及中国革命者赴苏俄学习考察途中的中转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8年，张氏返回海参崴蒐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出版物、宣传品，并开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19年1月，俄苏共党建议于1919年3月召开国际会议成立共产国际。1919年初，张氏专门为此从海参崴经大连至上海会见孙中山，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出席该会，乃至——笔者推论——加入共产国际。但孙氏有顾虑，故没有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然而答应对张氏的建议将“详加考虑”。张氏乃返回俄国。此后至1922年，张氏又曾先后两次见过氏，为促成日后孙氏最终决定联俄容共作出了贡献。1919年7月，张氏从苏维埃俄国蒐集俄国十月革命资料后回到北京，应邀到北京大学图书部编目课担任编目员（图书部主任为李大钊）。1919年，北京大学俄文学系成立，成为北京大学最早设立的14个教学系之一，张氏参与了该系的筹建并在此任教。此外，张氏还担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的俄文教员。1920年，张氏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出版。1919年下半年，张氏在北京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该会的参加者有各地知识分子一百几十人。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郭梦良、徐六几、陈顾远、朱谦之、费觉天、易家钺（君左）、孟寿椿、范体仁、易克嶷、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施复亮（存统）、周佛海等人先后参加该会。该会在天津、上海、长沙、汉口、广州、日本东京等地设分会。后来该会成员发生分化：郭梦良、徐六几等人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等人组织“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朱谦元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研究会”，李大钊1920年3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周恩来、王尽美、恽代英等人则分别在长沙、天津、济南、武汉等地成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从1911年始至1919年止，张西曼三次进出俄国，三次时长少算也有四年；1917年，在哈尔滨和邓洁民合作创办东华学校；1918年在海参崴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1920年出版；1919年初，建议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1919年下半年在北京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先于李大钊在京、陈独秀在沪创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王尽美、恽代英分别在长沙、天津、济南、武汉成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张西曼应属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最早“挂靠”俄苏共党之人。
以上资料见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8%A5%BF%E6%9B%BC.
高一涵于其<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是谁领导革命>[载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51—158页]中披露（黑体字为笔者转）：“1918年是守常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高一涵认定：“认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彻底违反历史事实的说法……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只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知识分子。”高氏此言也属斩钉截铁。
可见，李大钊（字守常。02）早在狭义五四运动至少一年以前就已“挂靠”俄苏共党。1927年2月，张作霖派兵强行进入苏联驻华使馆，不仅抓走李氏为首数位华人俄苏共党党员，而且劫走大批俄苏共党以及共产国际对华输出革命文件——过后曾将部分文件公之于众。笔者猜测，这些文件里面诸应有揭示“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狭义五四运动”、“李大钊等遵照列宁指示悉心部署”乃至“俄苏共党拨款补贴京沪响应民众团体”等的或明或暗线索。希望后学努力继续挖掘此事。张氏杀害李氏，原因并不尽是出于反共立场，而是主要出于对其执行苏方指示策动郭松龄反奉的报复。
郭氏举兵反奉，曾聘狭义五四运动之时担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的林长民（03）担任随军幕僚长。笔者猜测，郭氏极有可能于事成后委任林氏出任东三省国民党政府主席；此前林氏曾经伙同徐氏、梁氏点燃狭义五四运动导火索。以上二事足以令人怀疑：林氏乃至徐氏曾于狭义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见过俄方派华密使。既是李大钊代表共产国际策反了郭松龄，郭松龄又准备任命林长民为东北行政首长，要说共产国际没有联络过、考察过、策反过、认可过林氏，很难令人相信。在俄国人眼中，东北可是“黄色俄罗斯”、俄日竞斗场啊。
高一涵（04）曾于狭义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伪装牵头掀起非基督教运动，·新揭苏联档案（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表明，这场运动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策动和操纵的。其时一位俄苏驻华外交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西比里亚可夫（不是维经斯基）于4月向其上级汇报：“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非基督教运动……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80—81页）另一名共产国际其时派华代表利金于当年5月向其上级汇报：
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一个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第二个因素是与我们更加贴近的一种运动，也就是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即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的抗议，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91页）
这就说明，作为李氏留日之时所交亲密战友，高氏也于1918年紧随李氏“挂靠”俄苏共党了。李方唱罢高登场，轮番上阵，俄苏方面可谓指挥若定、有条不紊！
俄苏在华外交政策两大基石：反日本（李大钊牵头），反欧美（高一涵牵头）于十月革命后短短五年（1917—1922）内便告剑及履及奠定。反封建，不入日程。反军阀（包括蒋介石），即将掀起，目的在于扶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
笔者上篇发表在《前哨》2019年4月号上追溯五四运动的文章曾说，柏烈伟（05）此人值得深挖。经过复查新揭苏联档案，笔者发现，早在共产国际于1920年春开始正式介入中国事务以前，柏氏等人就是俄苏共党派华联络代表。笔者于上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中发现以下至少三处记载：
——1920年6月的一份俄方内部报告称：“给您寄去柏烈伟教授在两周前寄给我们的两个报告供参考。据当地的革命者说，报告对陈炯明在漳州的革命活动有些夸大。”（30页）可见柏氏可能亲临漳州做过单独考察。
——1920年12月的一份俄方内部报告称：
迄今，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实际编辑A.A.伊万诺夫（06）同志，资深社会民主党人A.E.霍多罗夫（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的编辑。07），A.Ф.奥格列夫（原海参崴市参议会主席，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成员。08）等。“（50页）
拔出萝卜带出泥：除了俄苏共党党员柏氏，如今我们又得知了另外三个Russian Communist agents in China的名字——柏氏并非孤军作战！
——1921年4月的一份俄方内部报告称：“维经斯基奉优林之命同柏烈伟一同到过广州”。（60页）可见柏氏曾经亲临广州做过协同考察。
王洁编《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一书这样登堂入室地介绍李大钊居京十年中所交往过的最重要人物“柏烈威”（黑体字为笔者转）：
柏烈威（？—？），俄文名С。А。ПОЛОВОЙ，也曾译成柏烈维、柏烈伟、鲍立维，现在则译为波列沃依。生卒年月不详，在海参崴长大。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任天津大学教授。他既会俄语，又会汉语，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文化人士多有联系，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192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俄文系。北平解放前离开中国去美国，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逝世。
柏烈威是根据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后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指示，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柏烈威是最早介绍李大钊与俄共（布）建立联系的人。
1919年9月，柏烈威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
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李大钊、尉克水从北京来到天津，陈独秀则先行去了上海。黄凌霜、章志、胡维宪、姜般若和李大钊、尉克水一行六人去了柏烈威在天津旧俄租界的住处，商谈有无可能建立一个不分派系壁垒的，倾向同一大目标的，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同盟”，大约有一个小时。第二天，天津的《益世报》上登出了<党人开会图谋不轨>一文。李大钊提出要小心防范后，立即返回北京，章志、姜般若、尉克水去了上海，黄凌霜则在后来陪同柏烈威去了广州，组建通讯社。
1920年初，柏烈威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霍赫洛夫金。
1920年4月，柏烈威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负责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可夫派遣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其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还有翻译杨明斋。
1920年8月，通过柏烈威的介绍，瞿秋白、李仲武、俞颂华、凌钺等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秘密身份去俄苏。此后，瞿秋白等向国内发回有关俄苏和世界各国的大量报道。
张西曼披露柏烈伟曾经领取共产国际所发工作经费（黑体字笔者转）：“柏烈伟十月大革命后……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见于《张西曼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311页]]
人物资料补充：Н.Г.布尔特曼，1920年起任俄苏共党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В。Я。霍赫洛夫金，1920年任俄苏共党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中国科书记，1921年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人员；季托夫，毕业于设在海参崴的东方学院；谢列布里亚科夫应为朴镇淳，朝鲜社会党创始人之一，1919至1920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至1922年任朝鲜共产党中央书记，1925至1926年在中国东北工作，后来从事出版和科研工作；伊万诺夫，1917年起为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成员，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真理报》驻华记者；霍多罗夫，1919至1922年曾任俄罗斯通讯社（后为塔斯社）以及远东通讯社二社驻北京分社社长；奥格列夫，又译阿加列夫，1920至1922年为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成员、团长。
其实柏烈伟不只是共产国际驻天津张西曼掩饰说的“文化联络员”，后来他还成了中共北京局负责人（见诸前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53页）。几乎所有中共官修党史作者都曾对柏烈伟的实际身份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当然有的只是人云亦云）；甚至歪曲柏氏来华目的：翻译《诗经》、熟练汉语；贬损柏氏道德品质：贪污公款、独占稿费；否定柏氏革命生涯：后来脱党，移民美国，目的均为旨在掩盖俄苏共党一早就对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进行联络、策反的事实。张氏秘密身份亦被中共长期秘而不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苏共党党员柏氏上述在华活动表明，他不可能是于狭义五四运动后才登上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对华输出革命舞台的，在此之前他已登上，已和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往来经年，而且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关系。事到如今，若继续说柏烈伟，以及伊万诺夫、霍多罗夫、奥格列夫等等俄苏共党成员没有介入发起狭义五四运动，很难令人信服！
笔者判断，作为周恩来就读张伯苓办天津南开中学之时（1913—1914）、李大钊留学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之时（1914—1917）所交之亲密校友，熟谙俄语的哈尔滨人邓洁民（09），也于1918年经由李氏推荐，“挂靠”了俄苏共党，此后他为俄苏共党对华输出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7年中，邓氏终止在日学业，回国发展。有志于振兴教育的他竟然轻易得到来自“社会”的几笔办学捐款，半年多后的1918年初，便在哈尔滨和张曼宁创办“东华中学”。1918年初，当时类似国中之国的俄属“中国东省铁路”的俄中员工，为响应十月革命，成立了“哈尔滨苏维埃”。“几笔办学捐款”实际应是“哈尔滨苏维埃”秉承俄苏共中央指示拨给邓氏名为办中小学，实为办联络站，甚至“中共东北建党据点”的。
虽然书上介绍，B.B.利金（原名赫尔扎诺夫斯基）乃为“1921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华代表，1923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但是根据1922年5月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一份报告（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81—82页），笔者得知：其一，利金当时不只是上述“驻华代表”，还是“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其二，1921年10月以前——前到何时尚不知道——利金乃在哈尔滨从事秘密工作，10月之前，他的秘密身份暴露了，故而除了广东以外，他已不能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任何其它地方工作。比照：共产国际派华工作另一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却无需要掩盖身份——1920年9月他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是取道中国从远东回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对我很友好，完全正式地允许我进入中国（北京）。”（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41页）笔者据此判断，利金也许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被俄苏共党派往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了。什么地下工作会令暴露身份以后后果如此严重？笔者判断：唯一可能就是涉暴涉兵工作。笔者曾在大陆《民国研究》刊物上面看到一文，述及俄苏曾经发放数百支俄制“别列旦”型步枪给一内蒙德王民团。下述刘江偷越国境丧命，可能也是因为偷运枪支弹药。
显示马骏（11）1919年狭义五四运动前后成了俄苏共党代言人的证据，只消举出一例便告足够：1920年10月时在中国执行任务的俄苏共党阿穆尔州委中国部主任刘江（应是华人，俄名费奥多罗夫。后来死于偷越国境）在其给州委的一份报告中说（黑体字笔者转）：
天津和北京是高等学校的中心。那里有规模较大的学生组织，以回民马骏为首。此人是著名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将召集全国学生代表会议，会上要讨论以下可能令苏维埃政府感兴趣的问题：完全不承认俄国驻华公使，拒绝向他支付义和团赔款，以及与中东铁路有关的一些问题。（前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46页）
鉴于北洋政府乃于1920年9月终止承认沙俄驻华公使和领事，料想马氏此会应该开在此前，亦即狭义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内或者之前。“以及与中东铁路有关的一些问题”，岂非暗示马氏曾到哈尔滨苏维埃领受任务？
左起：袁世凯、徐世昌、林长民
左起：张西曼、邓洁民、高一涵
辛苦遭逢起译经？
由于狭义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柏烈伟其时身在天津，而非北京，笔者有理由认为，为了“落实列宁号召”，俄苏共党在华寻找“代理”之时，目标地点乃是北京+天津，双管齐下。张太雷（12）在津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并和李大钊、周恩来结识。有人可能嘲笑笔者，您说的“十二代理”，其时中共尚未成立，不是党员咋可成为俄苏共党在华代理？其实党员身份并非成为代理的必要条件：1921年3月，距离中共成立还有四个月，张氏就被俄苏共党/共产国际相中，远赴俄京，出任共产国际中国科科长，“途径哈尔滨时受到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的帮助，使其安全赴苏”。笔者认为，从这些材料看出：其一，张氏曾受柏氏遴选、授意、考察、推荐。其二，再次证实邓氏建校，受到俄苏共党信任、资助。
不像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陈独秀开始乃持温和立场。陈氏曾对俄国二月革命抱有很大兴趣，将之视为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胜利。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保皇派白卫军的反击以及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曾令陈氏感到很大困惑，导致他对十月革命一段时间秉持保留态度。他的首篇认同十月革命的文章《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发表于1919年4月20日，他的揭露北洋政府准备接受日本政府横蛮要求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5月4日，而当天他并无参加院校师生游行。所以笔者没将他列为“响应列宁号召中国代理”。
最后，笔者做一事后更正：将己发表于《前哨》月刊2019年四月号的<丢掉错觉还原五四>改名为<与会纪念五四百年竟至疑云顿起>，作为“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一”。
开放2019-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