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所确认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捷克］杨·帕托切克1
作为一个出生在唐代中国首都长安的人，坐在德国西部Duren市郊伯尔小屋栖居书房的灯光下，给德语世界的读者写点文字，满脑、满眼尽是感恩与禅机“相逢一面500年修”所显现的情愫和气场在激荡冲撞。一时间，思绪自然便有点拥堵且恍惚茫然——宛若一辆公交车的窄门，乘客们争相往门里拥挤，到头来谁也进不去、出不来，就在那儿拥塞着。
德国——我正名的福地
静心细想，这绵密充盈着的感恩情愫，并非为了迎奉直到现在还一直帮助我的德国机构和友人，也不会是讨巧德国的出版商与读者，因为在写这篇文字之前，他们确实已经做了一个个令我意外的美好决定。之所以要这样讲，皆源于曾经的几次和德国有关的机缘，实实在在地帮助并逆转了我原本蹒跚乖张的人生际遇，方使我与德国有了这宿世的善缘。
因为正是这个我连其一句语言都不懂的自由国度，曾经在冥冥之中若有神助的不止一次地帮助了我——其一，正是2006年10月在柏林的“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颁奖仪式，为我“正名”恢复了“作家”的身份。尽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龄还不到20岁时的作品就在中国获过奖，同时在那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年月，还因为出版过书籍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靑年报》专题称道。
可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出版第一本书，到坐在静寂的海因里希·伯尔家里的冬夜，写这本将由德国2001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的前言，转瞬时间已过了20余年。这期间仅印刷术的演进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我初出书时毛泽东在延安土窑洞里的情人、女作家丁玲还在北京城继续鼓吹她的“一本书主义”：我私下以为她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和当时出本书的难易程度有关吧，先不说文化专制下对图书内容三审三校的森严审查流程，仅印刷前把一个个的铅字摆弄植版，一本书印下来少说也得用上个一年半载。可眼下的技术，连排版带印刷出一本书，一周时间就足矣。
提笔至此，瞬间身心兀自有些许的战栗与眩晕——由于逝去的这20多年无论是与国与家，涉人及已，都是足以用“风雨涤荡、洗心换骨”来定义的了。这20年间，就个人而言颇感欣慰的是自己的坚持、理想情怀与学会了感恩与包容的生活态度并不断地从中受益——特别是明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子弟，每做一丁点儿上得了台面的事体，靠的都是朋友甚或陌生人的恩惠与提携。这也是我从生活中收获“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老话背后的深意与智能：泉水喷出后无论它喷向哪个方向，都会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的。
而自己当年十八九岁出版第一本书时“持才傲物”的轻狂与鄙薄，现下想来着实可怜。因为作为一个偶然而孤单且脆弱的个性生命，我们究竟又有什么可“持”的呢？我们忙碌、豪情万丈、常常还野心勃勃。可又有几个人能在忙碌中抽出些许时间想一想：今晩临上床时脱下的鞋子，明天一早能否还穿得上双脚？这里就用我在关进监狱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闭室里的一个例子来左证：那是一个对“与世隔絶”一词有着切肤痛感的“超现实”的空间——没有声音，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光亮，自然也就没了白天和黑夜，在这无望和孤寂之中，偶尔透过狭窄的门缝挤进来的些许亮光，照射着濡湿的地面上一群蚂蚁在声势喧天地搬动几粒我无意间散落的大米的热闹场面，便成了我自娱自乐的大戏，这些过往在我眼里可能微不足道的小生灵，却在带给我片刻消解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和感嘅：这一件在我们人类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儿，但在蚂蚁们的眼中，其浩大、宏伟与我们人类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任何重大工程的浩大与艰辛都是一般无二的，而更要命的是我们人只要不经意间撒的一泡尿就能令其灾难灭顶；再深想想若是一群蚂蚁在篮球上爬行，其自豪感和难易程度与我们的登天工程也应该无异，可人只要轻轻地用脚一踢，蚂蚁们顿时便会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感觉。人只要换一个视角就会明白自己的境遇，同时敬畏、谦卑和感恩之情便能生根。近而就会明了人是需要相互依偎与温暖并去珍视这诸多情愫！
时间对人的雕刻与打磨，可能就是冥冥之中那只尙不为我们所知的神奇之手吧：对于一个要把写作当作一生的天命的人来讲，最顺畅的坦途莫若另一位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20岁上出道，再用上十多年的积累和历练，40岁出头便名动天下。
可我不属于这样幸运的作家，基本上是那种“起个大早，却总赶上个晩集市”的命运多揣——正在我踌躇满志的在为文学梦幻的时候，就赶上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我因着如下原因被关押进监狱两年，而判决我的官方理由有四：1在1989年5月主编油印反动刋物《民主与自由》丛刋1000册；2起草多份反动文章煽动学生将罢课游行坚持到底、恶毒攻击阻止动乱的人员、公开号召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为动乱出谋划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3出任学生组织“高自联”顾问和常委，组织抬棺大游行等活动；4收监后表现不好，继续新的犯罪活动，叫嚣要写一部《自由之囚》到海外出版，在世界面前揭露虚伪而无耻的政府，让流氓政府尽快下台等。
我虽被判入狱两年，却因组织越狱，不接受思想改造和不守监规等又不断加刑，实际坐牢2年8个月。而越狱的过程着实像一出荒诞剧——用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晩上悄悄撕成碎片，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
这看似周密的越狱计划其荒唐之处在于，三个越狱的同伴之中有一位竟是狱方的卧底，而他也是为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关押的！事后，我心境极糟，刚从禁闭室出来，我人还在监狱里，就用刮胡子的刀片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怪物。其情节的迂回曲折，将是下一本书的故事。
因着被关押过近三年的“劣迹”，刚出监狱门就被中共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地烙上永久的“危险分子”标签，真可谓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而其间种种无处不在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恐惧不断肢解着我的正常生活：梦魇般持续不断的威胁、毫无隐私可言的个人私密生活、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恐怖追逐的栖无定所的狼狈与焦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离开这个国家，但我又不甘为了自由的天空而失去植根精神的土地！因而我就一直是这样一个在犹豫和坚持间撕扯的潜行者，而这种社会大监狱的境遇已经过了18年了，也不知能再硬撑多久……
更为难熬的是自从走出监狱，我自己的名字一直不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偶尔一次出现还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开为“京力”两字方可在媒体上面世的。而据我所知，同样因为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缘由，在1980年代的中国最为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由她翻译的相关二战的书时，也不得不用了一个叫“尙蔚”的假名字，尽管书的内容没有违反当局的任何禁忌。
在中国相衍几千年的传统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则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更为严重的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蔽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笔会的作家还被判重刑关在监狱里。
作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絶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
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作家”的身份，并不单纯是因为柏林这次机会是对我的身心在监狱的那两年又八个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坚固正常的六颗牙齿、双手关节也因长期戴手铐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现在若犯病痛得连笔都拿不住的现状的安慰和补偿，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的个体生命就从被强权定义为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而更改——获奖，书籍出版意大利文、日文、韩文……甚至中文，尽管中文版删节了三分之一出版后仍被禁了，可这是天安门大屠杀快20年来第一次用我自己的名字出版书籍！
而这点只有在极权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才能深谙个中三味，无怪现在已贵为国际笔会主席的著名诗人乔治·格鲁沙（Jiri Grusa)，在当年已经从捷克避难西德时，仍不断地在其作品和演讲中强调“我不再是同志们天堂动物园里被集体饲养者的‘实体’……
我是一名‘笔耕者’……正名太重要了！”
而随后我也就有了几次来去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可能和机会。尽管2008年6月1日我应德国政府农业部之邀考察德国的食品安全，行李都上了飞机人却被北京的相关人员拦了下来，其结果就是海关人员轻描淡写的一句：接上级命令，限制你出境。至于上级是谁？属于哪个部门？就不得而知，看着当时北京为举办奥运而新扩建的T3航站楼上如欧洲电影镜头中奢华的景象，你真不知身在何年？只可惜白白地浪费了德国纳税人的机票钱。
圖註:意大利版精裝本
关于这本书
一部作品和一个孩子一样，出生前父母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决定其是否面世的几率，可一旦出生其命运和发展就要各安天命了，先天的遗传基因对其发展故然有作用，可造物主后天匪夷所思的造化手段，往往则令人错愕。
我的这本小书，眼下看来似乎像已经成人了的孩子般较为光鲜、成功：小书出版后在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连连获奖，各种不同的文本也在陆续出版，且其它文种出版后的销售也算不错，仅日文版已经卖过了50000多册，经济上也有了些收入。
随着近年来中国毒食品波涛汹涌般的发案，英国的BBC、《经济学家》周刋、美联社、日本NHK电视台、法新社、丹麦的《贝林时报》、美国的CNN电视台、《新闻周刋》，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刋》、米兰的《晩邮报》和日本、意大利等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媒体都频繁地访问，再加上近来欧盟主席巴洛左等政要对这本书的意大利版的关注，一时间似乎应验了中国清朝的著名诗人赵翼《论诗絶句》中“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词句。可伴随这浮华背后咒语般的林林总总，却难为外人所知晓。就如同外人看着一个已经长大成人且颇能给你带来自豪感的孩子
，而忽视了他成长过程中带给家长的种种不快，甚或灾难。
2004年7、8月间，这本书稿完结，正赶上1980年代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纪实性刋物《报吿文学》杂志试探市场化的发展路子，我的稿子和他们一拍即合，主编吴双先生破天荒地在他们刋物当年第九期上发表了八万多字，一时间引起轰动。在当年的9月初，我接到中国中部一个省会城市工商局的电话，电话里夸赞说他们看到了我的文章，非常及时云云，力邀我去他们那里参加以我的书名命名的食品安全硏讨会，并说他们工商局买了几百本刋登载我的文章的杂志要给与会的食品加工业者分发学习，机票也给我报销，我自然欣喜答应下来。可就在我要动身前往的前一天，突然又接到他们的电话，让我不用来了，机票仍给我报销。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私下出钱资助当地工商局召开这次会议的金主，正是我书中揭露过的一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他们非但要挟当地工商局若在会上分发刋登我的文章的刋物就不再提供赞助，而且说我若去了这个城市，他们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所以这次行程就无疾而终。而这家企业之所以出钱赞助这次会议，其实是借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的权威与影响，为他们不久前发生的食品中毒事件洗白，仅此足见中国食品领域官商之间的猫腻。
过了没几天的10月初的一天晩上，我陪好友在奥运主会场鸟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上厕所时，冲进三个操东北口音的男子，抡起酒瓶不由分说就往我头上狠揍。当我醒来已被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其结果是左脸被碎酒瓶豁开，缝合20多针。报警后警察说我们吃饭的地方小流氓很多，至今没有破案，而我一直也没有多想，为了不让家人和朋友担心，我一直说是意外出了车祸。
在这里之所以要说出真相，就是受最近发生在北京非常相似的一桩恶性事件的引发——北京最敢直言的《新京报》年轻维权记者之一徐来，也是在饭馆的厕所里，被两个陌生人用刀子猛捅腹部住院，情形唯一和我不同的就是来人在下手前多说了句：我们是替人报仇的。
假若说中国也形成瞭如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只要媒体人敢触动了官僚机制的利益链条并和这个利益链条上任何有关联的部分发生冲突，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话，那么当局的统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而整个社会的溃砀也会急速加剧。因为在目前中国那样一个社会里，你反对共党或者任何只要不是专指某一个利益团体的抽象的集团反倒没什么事，而惹祸的是你胆敢触动且已经触动了某个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
2006年9月30日在德国柏林参加“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颁奖仪式，而正在这前后，上一届同获过这个奖项的俄国女作家安娜在莫斯科被公开枪杀，更为奇巧的是我们两个人同在当年的7月，我在意大利，安娜在瑞典，我们虽然不相识，更谈不上事先有所交流了，可我们各自演讲题目的正副标题翻成中文竟然惊人的一样——国家恐怖是恐怖主义之父。
颁奖仪式后我回到北京，到了年底我的那份给美国在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作顾问的工作又丢了，主要是公安当局一直不停地找公司租住办公室的房东和那家美国公司的主管，以致吓得那个主管的美国女孩晩上连夜逃离办公室，我只有辞职一途。
我为什么写《民以何食為天》这本书——不愿作共犯
回过头来再谈谈我为何要写这本书。在2002年以前，我和读者朋友一样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和现状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我之所以能持续几年，在1000多个日夜里耐着性子看过不下2000万汉字的枯燥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资料，特别是作为天生饕餮之徒的我，每日要面对败坏胃口腐朽食品的实物或者文字图片，那种折磨呀，让我理解了一句俗话：什么是伟大？阳痿的时候想起年轻时的境况，那才叫伟大。
一直自费且冒着危险去寻找食品污染的线索，现如今又如此高调地臧否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难道也不算笨的我就不明晰古谚：“出檐的椽头子先朽”？其实，从精神上支撑我的就是德国先贤爱因斯坦的那句名言：沉默就是同谋！我不愿作这个腐朽政府和食品造假者们的同谋！更何况近两天又爆出来有害添加剂超标的中国蒙牛乳业产品中，价格最贵的“特伦苏”牌鲜牛奶，我的儿子也喝过不少，我也是个父亲！
开始这项工作，我首先熟悉这个行业的人员，大学食品专业和相关科硏人员、检疫、检测部门的人……我在接受采访时或者这本书不同版本上，一再说要感谢这批在不同时期给过我帮助的人们。这是因为在这几年中接受我访问过的人确实多得我无法统计，另外直到现在，一部分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还是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姓和职业来。因为他们从事的领域包括工商、农业、食品安全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一些基层管理部门、食品生产者、大型超市、街头小贩、养鱼的、农民……领域非常广泛，也包括一些报导过食品安全的媒体人……
我能做到现在，也是有非常多人的支持的结果。比如：我通过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介绍，找到中国南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工商局的局长，他是一把手，他说他们有一年春节前查出大量“民工粮”，就是中国国库把粮食放到一定时间，发霉了，有实权的人把这些发霉的粮食倒腾出来，非法便宜卖给农民工。卖的过程中，怕买者发现霉菌对人有伤害拒买。同时也为了卖相好看，卖以前他们就把大米用工业石蜡抛光，这样“美容”过的大米看着很漂亮鲜亮，可实际上工业石蜡是严重致癌物质。
而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认为“民工粮”跟自己没关系，实际上这些粮食真正进了大机关、厂矿和学校。这位工商局长就跟我说，他们那次一下就查出一大批用工业石蜡炮制过的“民工粮”大米，市委书记给他打电话说“这是最高政治，你再敢把这事披露出去，麻烦和危险你自己想象不到”。你看共产党官员里也有很多人，切实伤害到自己，他也会疼，那位局长就说“我孩子也在大学上学呀”。
我很反感写到关键处就用XXX打叉叉替代这样的写法，但这又是个非常矛盾的过程，有些人的名字若写出来，将可能给这些提供素材的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不直接写出来，真实性又较差。所以，我觉得中国食品的环境跟其它所有问题一模一样，你不敢往深里踩，一踩进去，那种真相都会让你瞠目结舌，无法面对。
我之所以开始关注这一素材，则源于一次真正令我身心为之战栗的偶遇：我的一位相知的藏族女性朋友，患子宫癌一年有余，想进著名的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因病人太多排了几个月的队仍挂不上号。她知道我曾采访过这家医院的一位权威，就央我去疏通关系。且不说进到医院满目老老幼幼的肿瘤病人们形态各异的惨痛状，仅这在医院随时发生的一幕，就足以将我们这些不常去医院的普通人击垮——当我拿着通过熟人挂好的号从门诊处路过时，一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女童跪在地上喃喃地央求“好心的叔叔，帮我妈妈挂个号吧，我妈妈的牛奶病了！”那是一双怎么样的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眼睛呐——那样的絶望与期盼相揉杂，那样的哀怨与憧憬……俄顷，我方明白，可怜女童的母亲患了乳腺癌（因母患乳病，小孩从小把牛奶和母乳搞混了的误叫）！同时，我也知道所谓的子宫肿瘤什么的都是癌的一种，仅是为了不让病人们心理负担太重的人道叫法。通过那位中国一流的肿瘤权威我得知：目前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病因，都与吃有直接关系！而癌症的发病几率正以几何数字递增！
子宫癌和乳腺癌意味着什么？是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过并且将一直要源源不断地提供下去、供我们赖以存活的先决条件——“恒温的房子”和甘甜的“生命之源”，眼下却正在一个个的腐烂、淌血、甚至殇亡。
而直接让我坚持把这本书写下去的另一个因由，则是让我感同身受的一天，一位原香港驻北京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说她自己常规体检查出了因饮食而染上了传染性肝病，苦劝我也去查查，开始我还用“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而嬉戏，结果挨不过朋友的好心去医院一查，血糖高出正常值3倍左右——正常值是6.0，而我则是17.6！不折不扣的是“吃出来”的糖尿病。医生当时开了一大堆胰岛素之类的注射针剂药物，因为我已经接触到食品领域，那些药一丁点儿也没用，就是靠调整饮食，血糖在几个月就降到了6.0以下，足见我们的饮食有多么大的隐患与陷阱。
还有一个缘由，则是缘于我家人和周遭朋友的遭遇——再差10多天就已过世整整3年的我乡间的婶婶，其实我应该依乡俗叫她奶妈：因着儿时母亲少奶而吃过她老人家的奶水，其死因是食道癌！这位一生无论遭遇任何难耐苦困都以一脸笑面迎对的老人，临终竟生生地咽不下一口汤水。如果说这位老人因居住的距离距我较远，而导致我对她的病痛还没有太深切的感触的话，那么同住在北京城里的我的一位前女友，就在近两年里手术摘除了子宫，原因——子宫癌晩期，因而不能生养，尽管她非常非常地喜欢孩子。而另一位拈熟的女性朋友，也在今年的3月份做了子宫瘤手术！仅我周遭在这不到两年里查出肿瘤或者癌症的亲友就不下10人之多！
面对如此境况，还有什么事对我来说能有比关注食品安全这件事更为急迫的？而又有什么力量能迫使我放弃或者阻止我继续将食品安全关注下去的惯性？我明白自己是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从强大的利益集团手中抢夺子宫、抢夺乳房，甚或抢夺我们的未来！
再次预警：下一个比三鹿毒奶粉事件更可怕的食品安全灾难，仍可能在乳制品业爆发……
我宁愿做头被掌嘴的强驴，也要说出下一个比三鹿毒奶粉事件更可怕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隐患——目前中共各级政府正在农村学校里大面积推行的“蛋奶工程”，可能将是下一个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端倪……
俗话说的好：话说三遍淡如水，再说三遍打驴嘴。也就是说，任何话语，你只要是重复过三遍，也就变得寡淡如水了。倘若讲话者再不知趣，又反复三遍，那你不但会变成一头人见人厌的倔驴，而且一个个结实的掌剐随时就会落在你的嘴吧上。
而不算太笨的我，为何宁愿变为被掌嘴的驴，而还要乌鸦般聒噪报丧呢？缘由则为最近一个我刚与老父亲通过的国际电话。
老话说：要知父母恩，自己抱儿孙。随着我的儿子渐长，对父母的感知和歉疚也就愈甚，特别是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坐牢至今，我随时随地动荡而焦虑的现状所带给父母的惊吓和担忧，在我心里所留下的阴霾，远远超过了自己身心所受的磨难。
这绝非虚言妄语——1989年7月间，当我还在中国大陆四下亡命之时，一伙警察常规性的赶到我家里搜捕。一辈子安分守己的双亲，当时面对拍桌子跺凳子的恶警，其情其境就可想而知了。就在这些警察一无所获的将要离去时，我那老实的父亲，隐隐约约知晓我此前曾把一些传单之类的东西，悄悄放在床下的抽屉里，就下意识地坐到床沿上想帮我遮掩，可他哪是恶警们的对手。其结果警察们不但把搜出来的东西变成了日后判我罪刑的证据，而且当众辱骂我一生把脸面看的比性命都贵重的老爹：你这么不老实，还……
在我刚被抓捕时，一生靠手艺吃饭而从不求人的老父，却拉下老脸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仅仅是为他唯一的儿子能轻判或者减刑而奔走哀告。可一个手艺人除了连滚带爬地央告人外，就是实诚的把自己用上好木料做的木器家具送给那些他认为有权势的人。可结果仍是失望重复着失望的煎熬，这也就应了老家的谚语:没有门路，你拿着猪头也找不到祭拜的庙门！用他老人家事后的话说：把不求的人都求了，把再难看的脸也都看遍了。
而到了其后我坐牢期间，他老人家千里迢迢赶去监狱探监，监狱方因我所谓的表现不好拒绝老父见我时，老人的凄楚与哀怨；当老父在我从禁闭室放出来后，第一次在监狱的会见室见到瘦的剩下不到50公斤的儿子时，那至今让我想起来仍身心发紧抽搐的哀嚎声，一直不能让我自己。
原本很有胆识的老父亲——在1960年大饥荒时，一个恶妇诬陷他“腊月三十晚上，月亮明晃晃的（常识是农历腊月三十晚上，按自然规律根本就不会有月亮的。但在当时和我父亲同被诬陷的村干部中，有不少人都含屈招供了，且更为可怕的是有一个已经招供了人的老娘，在随后恐怖的追缴赃物过程中竟被活活的吓死了），看见他和其它干部私分公粮”。
当时的工作队长用真枪实弹的手枪，在其办公桌子上拍的“啪啪”作响，威逼我老父亲供出同谋。他只有一句话：包子是虚的，馒头是实的。你要查出来就当场把我枪毙！从多年后就此事给他平反，直到那个妇人死去，同在一个不算太大的村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我父亲都没和其讲过一句话。
可在我出狱后，老父亲却变的敏感且极度的胆怯，用他的话说“是落下病了”——因为我以写作为生计，只要是电视或者广播上说到所谓的“扫黄打非”之类与文字有关的话题，他就熬煎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这也难怪，一位因“六四事件”和我同关一座监狱的古姓大学生，他也是当地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回族青年。在其出狱多年后，但凡有戴眼镜学生模样的人去他家找他，他那平素寡言少语的老父亲，就会犯病般扑到院子中间，边跑边高喊：反革命们又聚会了！大家快来看吆！反革命又聚会了……
无论我走到哪儿，只要是和老父亲通电话，他都会拐弯抹角地劝导我“少说话，不要惹事”。且在不少时候，他言不由衷的话语都让我心酸莫名——就是在我忙着校对这部书稿的眼下，我远在真正的数万里之遥去电话问候老父亲时，平素节俭的他却不急于述说亲情，好像自己是政府的宣传员或者真把儿子当做是专找政府麻烦的人似的，忙不迭地劝导：
“现在的政府比过去好多了，在农村里搞‘蛋奶工程’，一个娃每天只要交四角钱，政府就给发一袋鲜奶，外加一个鸡蛋，说是要加强农村学生娃们的身体……
最近——也就是含有工业用三聚氢氨（Melamine）2的三鹿牌毒奶粉导致30万儿童中毒两年后的2010年，又有素以中国产品质量第一的上海市所辖的老牌乳品“熊猫牌”等四家三聚氢氨毒奶粉在中国泛滥（随后我将细述），德国之声、英国BBC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纷纷采访。面对此情此境，我除了绝望与无语外，只有无一名状的愤怒、甚至仇恨了！
可老父亲的电话，也引起我的警觉，立即上网查检所谓的“蛋奶工程”，现将搜索到的和蛋奶工程相关的结果罗列如下：
营养早餐“蛋奶工程”督查提纲
一、全省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蛋奶工程”工作督查提纲
1、各市、县对省上“蛋奶工程”有关文件落实情况。是否已下发档；是否已将档下发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校及学生是否了解“蛋奶工程”。
2、9月7日鸡蛋供应情况。学生是否已经吃到鸡蛋；鸡蛋的采购途径和办法；鸡蛋的质量如何保证；鸡蛋采购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
3、奶品的供应情况。是否开始给学生供应奶品；奶品的采购途径和办法（含品牌、数量、加热方式）；尚未供应的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保证对学生的奶品供应。
4、“蛋奶工程”的覆盖面和下一步关于扩大覆盖面的打算及安排。
5、“蛋奶工程”所需资金的分担比例及落实情况。
6、了解家长和社会对“蛋奶工程”的反映与建议。
7、各督查组要注意收集市、县、校关于“蛋奶工程”的文件或相关资料。
自9月7日开始，确保每个学生每天都能吃上有鲜奶、鲜鸡蛋的营养早餐。按照规定，寄宿生每人每天2元标准，以实物形式（一袋奶、一个鸡蛋）直接配发学生手中。其中，牛奶要符合国家关于实施“学生奶计划”的有关要求和标准，每袋奶不得少于220毫升（227克）。每天一个学生只收0.4元，其实就是“一个鸡蛋、一杯奶”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准备的营养膳食的活动而已。“一个鸡蛋、一杯奶，强健我省新一代”。为均衡学生膳食营养，强健学生体魄。“蛋奶工程”是党和政府关心祖国未来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某某省敎育委
2009年9月5日
看罢这则冠冕堂皇的政府告示，不由我又是一身冷汗：据北京的英文《中国日报》报导，2009年2月上海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就发现了上海“熊猫牌”乳品污染，4月3日该公司的3名高级别管理人员被捕。而更为骇人的则是上海奉贤县检察院的一份档披露：早在2008年12月30日，消费者就发现了熊猫奶粉三聚氢氨超标告到当地的司法部门，可有关部门严令不让其向公众公布。而那次举报出现问题的产品，主要是棒冰和中老年高钙奶粉！
而相关的又一家在陕西省市场份额最大的当地乳品企业的报导，则更为耐人寻味：据查，2008年10月发现陕西金桥公司生产的5.25吨奶粉，在检出三聚氰胺予以封存后，没有及时进行处理。企业总经理刘平轻易地通过重新抽样、“复检合格”、“解封销售”等手段，为这次问题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埋下了隐患。公安机关已对涉嫌犯罪的金桥乳业公司总经理刘平、员工苗文军和吕小强实施逮捕。西安市乳业协会秘书长王伟民说：“金桥公司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事件是一起个案，出现问题的奶粉是2008年的产品，不影响当前乳品行业整体转暖的趋势。”云云。
这四家问题乳品的共同点就是针对同一人群——从青少年到中老年的乳品消费者，这就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现实：三鹿牌奶粉是因为引用的婴儿们年龄小，抗三聚氢氨能力差才出的事;这些厂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已经“吸取了教训”，正在把含三聚氢氨的奶粉，由儿童型向相对抵抗能力强且病源难于诊断的少年、青年和中老年人群发展！
也就是说，三聚氢氨作为奶粉行业降低成本的“秘籍”，一直在沿用且会继续沿用下去。说什么这次出现的问题奶粉，是过去查出来没有销毁的奶粉，不会影响乳品业转暖之类，骗鬼呀？仅仅为了区区的５２５吨奶粉的非法出售，一家不算小的企业老总，要通过与政府不同的质量检测部门进行“重新抽样”、“复检合格”和“解封销售”这样繁复的工作，那不是卖豆腐搭上了肉价钱了吗？这些人不是不懂，而是太懂、同时也太不把消费者当人了！
所以如上这些作为食品安全领域的专业官员，面对如此频繁发作的毒奶粉恶性事件，才敢毫不脸红地说出“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事件，只是一起个案”这样断子绝孙的话来！
在此，我再次撕破喉咙地发声质疑：这次说的天花乱坠的“蛋奶工程”，是不是一起乳品企业利用其手中的资本，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又一次成功的公关案例！是不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更进一步的拓展市场，乳品企业再次把经过勾兑的劣质乳制品，在“党和政府关爱”的幌子下推广到更为广阔的农村市场？再对原本已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农村学生的身心和钱财，又一次进行劫掠？而“蛋奶工程”的推手们，是否知道此举所涉猎的人口基数对这个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尽管几次食品安全事件，都被我不幸言中了，但这次我虔诚地祈祷：让我此番话语落空，嘲笑我的杞人忧天吧。否则我们无论是智力、心力、甚或神经，还能如何面对……
其实人类就像一棵树
地球愈来愈像一个村庄，东头患感冒，西头一定就会打喷嚏！在西方，经常有读者或者记者向我提出如下问题：旣然中国的食品安全性很差，那我们要不要进口中国的食品？我的回答是：从感性上我当然希望你们进口中国的食品，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出口国家，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们往往是把最好的农副产品卖到欧盟和北美，二等品卖到日韩，三等品卖到港台，四等品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差的就给农民自己食用，而这些在你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钱，却是中国农民勤苦一年的盼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因农药超标卖不出农副产品的农民跌倒在地里哭天抢地的惨剧。可从理性上我也不赞成进口中国的不安全食品！但我更不赞成对中国的隔离，因为就我所知，即使世界各国都禁用中国的食品，若中国的恶劣食品现状仍不能得到改观，由饮食而导致的类似萨斯一样的病毒要是传染上人身，而在人类流动空前频繁且便捷的现在，又有哪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幸免？而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传染性病毒，其惨烈祸患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直在警惕着的战争。我也希望能以自己这样关注个案的方式和努力，为中国社会最终找到自由的出口而竭尽全力。
在这里我只是想要把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下食品安全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缘由和读者探讨，同时讲出我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探寻到的一些食品污染的真相，并把食品安全可能导致的后果和普通人如何预防的一些方法公诸于世，借以提醒人们，特别是中国相关行业的决策层，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将带给中国和世界什么样的危险——假若2007年春天，因中国宠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国的几千只宠物，而是几千个美国人的话，那将给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什么？
尽管我们的饮食习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更重要的是这些饮食习俗不但保证了我们不同种族的繁衍而且也保障了饮食的安全，可就是现代性的大型食品加工业不但破坏了我们的饮食结构，而且利用巨额资本的力量误导或者诱导我们普通消费者自行解构自己人老几辈相衍的健康饮食习性，把饮食当作一种时尙或者显摆——比如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平素哪怕再嘴里抠食地节省，可是到了孩子的生日，大都会领着孩子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去吃上一顿，往往为了节省点钱大人只要孩子的一份，自己装作不爱吃在旁边满足地看着孩子进食，至于吃下去的是否对孩子的健康和营养均衡有益，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已经是一种孩子们所共识的时尙，家长们就是尽心，可这种所谓的时尙背后确是那些跨国快餐巨头们的巨额广吿费用的支撑，且不说其健康与否，就是老话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常理也被商家的营销气氛给遮蔽了。吃时尙还是吃健康营养？眼下在我们这样的发展变化的世界里是个焦点问题。
在对于工业化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来讲，相对于一些欧美国家，中国的消费者对其隐患的生疏和误读却要比后者的距离相去远矣！这种奇怪的现状，可以套用一个文学上的名词“熟悉的陌生人”。就拿目前灾难性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来说，其中最本质的一个常识——母乳滋养了我们人类几千年的经验，但母乳喂养好还是奶粉喂养儿童好？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却让我们云遮雾罩了10多年，那么又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还真有点复杂，因为消费者获取相关食品安全知识和常态生活的信息管道，牢牢地被权力和与之结盟分利的食品制造商的巨额资本所掌控。当“母乳喂养最为科学，同时对哺乳期幼儿也最为有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世人皆知的常识的10多年后，中国的媒体和医务工作者却在拼命地向适龄母婴推销各种各样品牌的奶粉，并以所谓专家权威身份误导原本奶水充裕的母亲放弃母乳而改用奶粉，甚至一些大型医院的妇产科在孩子出生后还强制母婴分离，让孩子被动地用上奶粉，其背后的动力和黑手就是掌握着絶对权力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奶粉加工企业的巨额资本拥有者之间的苟合！近而使初为人母的母亲们成为“盲人摸象”中的盲人，由于是盲人，那么摸到的大象永远都是大腿或者鼻子，再加上残缺的想象。这便是中国食品安全的真相。
虽则我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被关押了近三年，而当年的“反革命”就是现如今中国的“颠覆国家安全罪”的前生今世。而在奴化敎育下的人们普遍理解这两个罪名或多或少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有着天然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要说“背叛”，我“背叛”的只能是——那些一直蚕食着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和支撑其存活的机制。
我从2002年下半年持续至今关注中国食品问题，甚或还要一直关注下去，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写这一本小书，当然也不是为了向西方民众灌输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产品的情感元素，更不是要抱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疯狂心理借此来唱衰中国，尽管像这样的疯子，世界上已经不少了。
因为目前大家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仅是冰山一角。更为可怕的、是最大的食品安全危害是工业添加剂的问题。比如我们吃面包，里面的膨化剂，种小麦的化肥，猪肉里的瘦肉精，海鲜里的黄霉素什么的，食品本身可能没有问题，有问题都是因为工业添加剂。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根本问题了。工业添加剂的来源，农民是制造不出来的。全世界80%至90%的添加剂都在中国生产，一是生产化工品的利润不高，二是污染严重，西方无法承受，所以都迁厂到中国。大概是2007年9、10月，中国查中小企业生产添加剂和维生素的状况，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和大连（日本的相关厂家大都在大连，而欧盟的在江浙）。当时中国在查江浙一带的时候，关了一些小厂，一个礼拜内伦敦的维生素价格就涨了28%。
西方的消费者可以不进口中国的农副产品，但你离不开中国生产的食品添加剂，就算这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你们都禁止，可你不能禁止中国人来西方。随着交通便利，人们流动起来越来越方便，假若中国人因在国内吃了不安全的食品，染上了像2003年的那种萨斯病毒后，再来到西方纔被发现，那么还是会毒害西方的。
我觉得，人类就像一棵大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就像树上的枝叶，一部分枝叶衰落的时候，其它枝叶没有感知，而一大部分枝叶枯萎时，树干就会死去，当所有枝叶枯萎了树就会死去，而作为人的这个物种到时候也就会絶种——但愿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人类需要牵起手来，赶在传染性病毒还没有感染身心之前！
下面两则同为传说的故事，我以为用来阐释中国人和西方人面对同样的丑陋现状所表现出的文化心理则较为妥切。一则《韩信惯娃》，讲的是汉朝大将韩信，兵败被霸王项羽追杀，途经一棵古树，适逢一恶少站在树杈上故意往下撒尿。韩信头上、身上尽是尿水，可韩不但不恼，反而唤下恶少笑言：你尿得真好，这是纹银5两，给你。过会儿还有位黑脸汉子要从此经过，你要是能给他头上撒尿，他会赏赐你更多。结果恶少因把尿撒在霸王的头上，而被其生生地活劈两半，韩信却因恶少家人与霸王纠缠而得以脱身;而西人的常态情状，则更像其著名的《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纯粹的孩子，多半会直言喊出：皇帝没穿衣服！
而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表述和思维中，往往不顾及真实的尺度，一味地喊大求全，遇事客套而不切实际，信誓旦旦却言不由衷等等。比如简单的如对自己国家和地区的称谓，无论疆界大小，则一律的“大中国”、“大台湾”称谓。我把这种心理归结为医学上的名词——丑陋恐惧症，而这可能也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病灶。这种患者往往用扭曲的心态去观人看己，其更为重要的实质常常是用病态的自尊来遮盖内心深处的自卑。而据心理学家讲：40%患“丑陋恐惧症”的人，都有自杀的念头！
当然，我也非常热望读者诸君，不会被我书中的“触目惊心”所遮蔽，忽视了我书中好玩的食品历史和我苦心孤旨的文学性的经营。基于此，我要感谢德国2001出版社，是他们给了我平生第一次在不受控制和约束下完全表达自己思考的机会，也不用惴惴任何压力而对自己的文字删之减之。最应该感谢这本书的翻译何致翰（Peter Hoffmann）先生，若没有他的付出和渊博的知识支撑，这本书则要逊色不少。虽然我曾用中文出过书并写过不少的文章，可要出版成为一本适合德国读者的书，翻译何致瀚先生所付出的则使我感铭不已！也感谢这本书中文版的编辑王锴先生所做出的贡献！
回到开始的话头——信息量不对等导致中德两国民众了解的不堪现状。我非常热望我的这本小书能够成为民间的、哪怕是一个仅仅属于我个人的“遣德使”——期待着像当年德国敎会派往我的故乡唐长安城去传敎、而其出生地科隆离我现在的住地也不算太远的著名传敎士汤若望一样，回馈我进一步了解德国的知识和信息，间或再能从读者诸君中收获些许友情和敎益则余愿足以。关于如何面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借用老家长安的一句民谚打住——不怕慢，只怕站。
而今年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我就用1990年10月3日写于中国陕西凤翔枣子河劳动敎养所监狱里的一首小诗最后作为结语：
缘份
地球是个圆圈
路自然也没有极限
是船就有碰面的港湾，不尽然
原本你我不相识。
2009年1月29日凌晨2点31分于德国Duren海因里希·伯尔小屋
注释：
1，1907—1977，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发言人，死于一次漫长的审讯之中。
2，三聚氰胺：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重要的氮杂环有机化工原料。简称三胺，又叫2,4,6-三氨基-1,3,5-三嗪、1,3,5-三嗪-2,4,6-三胺、2,4,6-三氨基脲、蜜胺、三聚氰酰胺、氰脲三酰胺。
来源：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