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爱德华博士（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 译者：周泽浩
李·爱德华博士在会议上致辞
2019年9月19日
众所周知，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部分中国人在1949年对震荡中国四年之久和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内战的结束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人民期待和平，渴望和平。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残暴的统治下，他们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压迫、镇压和大约五至六千万人的生命的丧失。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审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发生的两个被忽略的政治运动，即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中共当局把这段时期却描绘为“黄金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夺走了多达五百万中国人生命的血腥时期。这两场运动是共产党蓄意践踏最基本的人权的政策的开始。
法国有一句谚语：“万事愈变，愈不变”。这个说法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三个月前我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30周年。那是一个将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历史史册的一天。中共当局无论如何抵赖都无济于事。
1989年6月4号那一天，北京的街上到处都是机枪声，坦克声和受伤和正在死去的抗议者的哭叫声。人民解放军大开杀戒。
到底有多少争取民主的学生死于那个遍地血迹六月清晨？数百个？数千个？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还被当局掩盖着。他们声称解放军是被调来镇压所谓“流氓团伙”和公共秩序的破坏者的。
但是多年来已被持不同政见者和媒体记录下来的关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抵赖。
今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的53周年记念。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毛泽东主席个人发动的革命。
当我们回顾文革时，我们必须表彰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云的勇气。卞校长可能是文革中教育战线上的第一个遇难者。卞女士和其它四位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以不实的指控为理由殴打。在数小时屈辱虐待和残暴殴打后，卞校长成为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中的教育工作者。这种蓄意的残忍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根据一个可靠估计，大约三百万人在文革中死于暴力。毛以后的中共领导也承认有一亿人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冲击。
今天的中国和1949年的中国，1966年文革时的中国，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样吗？当然不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它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并实施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如故。中国经济的80%还是由政府控制；政府还在压制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法治，公开选举，以及独立的立法机构等基本人权。
在毛泽东主义者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控制着中国社会的一切。但是勇敢和执着的人权活动者拒绝被沉默。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坚持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呼吁奔走。他们的勇气在香港具体体现出来了。在那里，男女青年面对警棍，催泪弹，和水炮车发出的蓝色水柱，毫不畏惧。正如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所说的：“大部分香港抗议者仅仅是希望这个伟大的城市能享有与它的现代化相配的自由。”
有一位女士说：“如果我们不抗议，香港就有可能沦为另一个中国城市。”
香港的抗议是出于对北京扩大其权限的担心而引起的。香港居民走上街头反对本地被指控的嫌疑犯在大陆司法制度下受审，而这个制度能把一个人送入劳改系统服刑多年。
在北京衡量要用多少“白色恐怖”力量而不受国际社会谴责时，暴力镇压的可能与日俱增。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会在什么时候用武警这个准军事组织来镇压抗议呢？习近平什么时候会动用当年使天安门广场成为洒满争取民主学生的鲜血的“红色”广场的解放军呢？
习近平早就公开保证会强硬对付任何危及中共领导和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挑战。这种语调和当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大屠杀前发表的强硬语调有令人不安的相同之处。
我们在西方的能为争取民主的香港民众做些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那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是自由世界所享有的和平和繁荣告诉我们这条路通向的目的地是值得我们所付出的牺牲的。
我相信中国获得自由的那一天正在到来。而且会来得比中共能够意识到的更早。1989年1月，东德的共产党头目号称柏林墙还会耸立一百年。同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下。中欧和东欧的共产政权随之相继解体。独裁者在他们快灭亡之前往往显得特别强大。
我们知道共产中国正被一系列严重问题困扰：其中包括一个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拼命想保住自己权利既独裁又有内斗的中国共产党，广泛的对基本人权的诉求，一个严重退化的生态环境，以及一个想在东南亚建立势力范围的人民解放军。
这些问题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共产政权不能解决的。只有一个人民做主的民主社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首次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正在到来。
政治分析家刘戴蒙（Dimon Liu）指出：如果三个条件如果能同时满足，就能实现政权替换。这三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第二个条件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对立派，第三个条件是美国政府对一个新政权在适当时候的承认。西方对中国国内的追求民主的反对派的保护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反对派是未来的先兆。
作为第一步，美国应该制定一个有效地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孔夫子要百姓和政府遵守道德行为，并不是提倡软弱，而是因为以法治为基础的道德准则是比警察和战争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刘戴蒙指出，如果要成功地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行政权替换，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向中国军方伸出手来。很多退伍军人早已因为严重不满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中国人民的最佳方案，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佳方案。
邱吉尔曾说过：“人类已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政体，也将继续尝试下去。没人能自欺欺人地说民主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治理方式，除了那些已被尝试过比它更糟糕的方式之外。”
民主就意味着“民治”。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共产党同僚不认同这个观念，并在这个关念冒头的任何时候试图将其扑灭。但是民主这个顽强的理念不是可以轻易被扑灭的。我们从香港的争取民主的抗议者和实行准威权主义的香港政府的对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无法预测香港抗议活动的最终结果。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香港发生的抗议显示了中共政权的弱点，但这仅仅是一个巨大冰山的一角。它表达了希望享有基本人权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愿望，即人们能有按照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政府的指令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回顾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无数灾难，今天的会议就显得非常重要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只有直面和揭示血淋淋的历史真相，才能唤醒民众、尤其是对历史缺乏记忆的年轻人。香港民主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周泽浩博士现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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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Monday，September 30，2019